清朝的康乾盛世是怎样的

Posted 2023-01-05 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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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康乾盛世是怎样的

康乾盛世，固然有其光明一面，但是由于趋时影视和畅销书刊的美化，不及其负面影响。光明面已被时贤说尽，兹不再赘，笔者要谈的，是光明背后的阴影。

康乾时代有三大弊政，曰黩武、捐纳、游乐。

黩武。武功是盛世的标志之一。康乾时代几次对边疆地区用兵，对维护国家统一是必要的。但乾隆所谓十全武功之列的大小金川、缅甸、安南等不义之师，则属于黩武，耗费、伤亡巨大。对缅甸、安南两役，前后近20年，有几次全军覆没，结果是撤军讲和，乾隆还打肿脸充胖子，说振旅而还，无损国威。

捐纳。康乾时代国库岁入4000万两，正常支出3000余万两，所余不过数百万，远不足以应付大量额外用项，故施行了大规模的捐纳制度，即捐官、捐监、赎罪和报效等。

捐官捐监。以银买官或学历（监生相当于秀才，也可以入仕）。捐者多官位少，实缺还要送钱给主管部门或地方。捐出的钱在得官后肯定得成倍捞回来，贪污乃成必然。

赎罪银。交银可以减免罪行。不仅贪官如此，清官为防责任事故（如黄河决口），也不免收下属馈送，这样下属贪污也就不好查了。这在《儿女英雄传》中有生动的描写。

报效或称捐输。捐一些特殊项目，如军费、河工、庆典、兴建、巡幸等。示意地方督抚和巨商捐纳，实际是摊派。其数字巨大，如十全武功中捐款达3000万两，有两个盐商就捐了1150万两。当然他们不会做亏本生意，两淮盐商与官吏勾结，以筹备乾隆南巡为名，每个盐引（专卖凭证）加价3两，从中贪污了800多万两。

游乐。康乾时代均大建宫室。圆明园、避暑山庄等均始于康熙，成于乾隆。两帝均六次南巡。康熙号称节省，然曹雪芹祖父因4次接驾，亏损30万两。乾隆更为奢华，舳舻相接，纤夫达数千人。沿路州县搭彩棚戏台迎接，甚至为了临幸，挖湖造山建园，所费更不下千万。

以上种种，必然引起大量贪污腐化。著名的如康熙时的明珠、徐乾学、高士奇等，乾隆时的李侍尧、和|等。明珠是货贿山积，乾学是五方供赋归东海（乾学别号），高士奇是万国金珠献澹人（士奇字），李侍尧仅一任总督即贪3100万两，和|家产达8亿两，相当国家10多年岁收。到乾隆后期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亏空甚多，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两帝确也大力治贪，但愈禁愈烈，有制度原因，也有感情原因。许多费用要靠捐款，捐者必贪。如史家说到和|的作用：乾隆以军旅之费，土木游览，以其不出自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和|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州县当然索之百姓了。

与贪污孪生的是渎职及不作为。被称为康熙三大名臣之一的张伯行，其名言是：勤上本，懒结案，准谎词，冤到底。乾隆时三法司积案万件不处理。官吏只要钱，不办事，结果可想而知。

种种弊端，最后负担都落在老百姓身上，而且层层加码。所谓州县有千金之通融，胥吏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百姓有冤难诉，兼以土地兼并，人民流离失所，北京城乞丐多达10万人。于是强者起而为盗，官员为了政绩，不敢报剿，最后酿成民变。如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涉及多省，一直到嘉庆七年才平息。国力大耗，军费过亿。

至此必须解答人们熟知的康乾盛世几大标志，即永不加赋、蠲免钱粮、人口增加、国库充盈。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即使不全是作伪，至少水分不少。

永不加赋？康熙50年诏全国永不加赋，一直传为德政。事实上正赋之外，当时还有耗羡（即附加税），其数目从20%—30%到50%—80%。雍正时耗羡归公变成正税，虽一时减少了民负，但正如黄宗羲定律，每次并税之后，一定会有新的附加。果然乾隆后产生了平余、重戥、浮收、淋尖、踢脚、洒散等名目繁多的税种，税负不是少了，而是加了多少倍。

到底该如何评价清朝初年的康乾盛世

清朝在康雍乾三朝时达到顶峰，被视为最繁华时期，有学者认为这段时期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一个新的高峰。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康乾时期的人口和粮食产量呈快速增长态势，但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英国来横向比较的话，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速来看均具有较大差距。

正面评价西方

在18世纪，来华的传教士们将当时的中国图景呈现在西方人面前时，立即引来整个欧洲对中国的强烈向往。结果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在欧洲形成了长时间的“中国热”。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

法国传教士乔治・安森在《耶稣会环球旅行记》中说：“中国是世界上资源最富饶、经济最富裕的国家，中国皇帝之崇高、官员之福利超出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一个欧洲人（刚到中国）会立刻感叹中国丝绸、瓷器、家居用品之物资丰沛，这些商品并不比在欧洲能买到的同类商品贵，但却是世界上能见到的色泽最为华美、做工最为考究的商品了。”

俄国传教士John Bil在《从圣彼得堡到亚洲的旅行》中评价说：“除了保障生活温饱的必需品外，中国人也会有大量的生活结余，特别是水果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物品，过于繁杂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中国还有大量的金矿、银矿、铜矿、铅矿、以及铁矿。中国人比欧洲人更看重银的价值，银被看作与金等价，所以金有很好的出口优势。”

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推崇孔子学说，竟将耶稣画像改易为孔子像，晨夕礼拜，并盛赞乾隆皇帝。

东亚

18世纪，朝鲜使臣通过燕行，亲眼看到中国北方市集一片繁荣景象，因此在返回朝鲜后发起“北学中国”的运动。朝鲜使臣金昌业曾评价康熙年间：“其享五十年太平，宜矣！”[114] 蔡济恭则认为：“问一世俱享六纪治平，而乾隆比康熙尤盛焉。即位之时，已为二十五岁，且即位回甲之年，传位于储嗣者，求之往牒，亦未之见也。”

民国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曾评价康乾盛世说：“圣祖六十一年，文治武功，蔚然可观。以其有好学不倦之精神，宽大爱民之治术，谨事惜时，深耕易耨，为清朝培植良好之根基。末叶虽稍流纵弛之弊，然大乱之后，亟需休养生息，此亦守成令主所必循之途径也。世宗刚毅明察，纯系政治家之作风，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库藏充裕，海宇义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性质，扫除数百年来颟顸无为之消极思想，社会亦不至停滞而不进矣。无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颇不易得社会之谅解，遂致有暴崩之传说。高宗席累朝之积业，作太平之粉饰，好大喜功，稽古右文，虽有全盛之规模，却种衰弱之肇因。”

负面评价

康乾时期不足还表现在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低下、军事实力不强、文化事业停滞不前，政治制度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尽管对康乾盛世褒贬不一，学者们对当时的人口问题、物价持续上涨、闭关自守、限制工商业发展、蔑视科学技术等均持有否定意见。

在中国历史纵向看，其盛世规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其次，从世界横向看，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当时的经济生产总量仍高于西方，但是生产技术却相对落后了）、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在此期间，整个社会发展缓慢，欧洲却爆发了工业革命，科技文明跨越式向前发展，清朝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

当西方和世界出现巨变的时候，清朝统治者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亦有学者指出康乾盛世只不过是饥饿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