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康熙钦点的继承人

Posted 2023-01-05 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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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是康熙钦点的继承人

在清代历史上，雍正即位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而又难以解决的疑案。他本人特别强调两点：其一，他与兄弟宗室绝无仇怨，按照康熙的遗令，合理合法地承继大统。其二，所谓十四皇子说不过是他继位前后，一些对他不满的生事惑众的谣言。他说，“皇考深知朕从无偏党，欲保全尔诸臣名节，故命朕缵承大统。”（《上谕内阁》，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他指责兄弟及大臣“（自继位）百日之内，淆乱朕心者百端”（《上谕内阁》，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对第一点，清史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并有截然对立的结论。一部分学者接受雍正的说法，认为他是合法即位；另一部分则针锋相对，认为雍正是篡权夺位。至于雍正强调的第二点，则甚少有人置喙。其实，后一问题同样至关紧要。在康熙去世前，雍正的政敌究竟制造了什么样的流言，北京城上层人士究竟是如何看待康熙的接班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了解雍正即位时清廷内部的力量对比，对理解雍正即位后的权力斗争不无助益。当然，这个问题比前一问题更难解决。对前者，我们尚可从康熙乃至雍正留下的诸多文献，做大胆的假设和推理。而后一问题，除了雍正及其手下过滤过的文献，再无其他第三方的材料来勘对官方文献的可信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清史专家金承艺先生继孟森先生之后，对雍正即位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所着《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去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金着于雍正继位问题用功至勤，所着论文，如集中所收《一项有关清世宗是否夺位的重要问题之探讨》，分析透辟，视角新颖，但在材料上，同它前后着作一样，仍局限于清廷遗留的史着和档案。这也可以想见当日雍正及其臣僚删毁文献之彻底。

值得庆幸的是，十八世纪的雍正皇帝可以在国内控制文献记录，却无法清除域外史料。英国医生约翰・贝尔（JohnBell）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诸地的旅行记》，让我们有机会从其他来源审视康熙去世前北京城内出现的有关皇位继承的动态，从新的视角思考谁是康熙选定的继承人。贝尔，英国医生，出生在苏格兰，1718年作为沙皇俄国派遣的伊兹马洛夫使团成员，在京逗留三个多月。他对东方和中国兴趣浓厚，接到俄国政府的邀请后，欣喜若狂，把这次出使中国的机会视为上帝对他的厚赐。他和使团从圣彼得堡启程，穿越欧俄和西伯利亚，于西历1720年11月18日，也就是康熙去世前近两年，到达北京，在那里逗留了三个多月，于次年3月2日离开北京（页361）。

在京期间，贝尔和使团其他成员一道，多次受到康熙召见宴请。此外，他还和康熙皇帝的诸子诸孙、朝中王公大臣、在京的耶稣会士、来华的朝鲜使臣、入京的孔府家人，都有来往。他不仅参观皇宫王府，还访问北京的市场店铺，观察中国商人讨价还价的方式，记下满汉军民互相对骂的细节。贝尔长袖善舞，擅于交际，在短时间内就在中国人中交下几位好友。他的旅行记展示了一个繁荣文明程度在他眼里不逊于同时代西欧大都市的北京，与七十多年后另一位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对中国的观感大相径庭，是研究前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人的中国观的重要文献。更重要的是，他在京期间，将康熙逝世前有关皇位继承问题的所见所闻记入自己的旅行记。当时在京外国使臣（如朝鲜燕行使）虽然不少，但只有贝尔留下了清楚明确的记录，而且如下所述，贝尔在京期间，多次参加皇帝和皇子为使团举行的各种宴会，他的记录很可能是从当日权力斗争的中心人物获得的，堪称有关康雍之际皇位继承问题的一手文献。

贝尔在自己的旅行记中清楚记录了在北京听到的有关皇位继承人的消息，“十四皇子勇猛善战，正在指挥和卡尔梅克人（当日西方人对准噶尔在内的漠西蒙古诸部的称呼）的战争，据说皇帝想让他继承皇位。值得注意的是，贝尔尽管记录了这一信息，但落笔非常谨严，采用“据说”的方式。这与康熙去世前夕，一方面继承人选未定，继承问题讳莫若深，另一方面各派争夺加剧，有关消息纷飞的复杂诡异的政治形势十分吻合，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贝尔记录的可信性。不过，贝尔的记述也引出更多的问题，一个从未到过中国，不通任何中文的英国人，仅仅在北京呆了几个月，何以会注意到继承人问题，何以会对中国政局，尤其是康熙去世前夕的复杂多端的皇位继承问题有如此准确的把握和了解？谁敢向一个不通中文，不明底细的外国人，谈论大清国最敏感的权力传承问题？

从贝尔的旅行记看，他的消息来源至少有三。其一是康熙本人。贝尔到京不久，就和使团成员受到康熙多次接见宴请。席间，康熙告诉使团成员，自己年事已高，按照自然规律，将不久于人世，他希望自己能平平安安的辞世（页290）。当然，从贝尔的记录看，康熙在接班人问题上，倒是口风极严，没有半点透露。不过，皇帝即使未说，他的话一定会刺激贝尔对权力继承问题的好奇心。能够满足他的好奇心，并成为他第二和第三个消息来源的，分别是在宫中的传教士和皇子皇孙们。根据贝尔的记录，康熙召见他和使团其他成员时，都有耶稣会士在场负责翻译事宜。而且事后，贝尔和西教士有很多私下往来，也会讨论这类问题。此外，他和康熙的皇子皇孙来往频繁，或许就是由于他们的帮助，贝尔对北京复杂朝局的理解，很快就超出入门的水准。

贝尔进京后注意到，康熙有二十余子，“按年纪长幼，排为皇长子，皇二子，皇三子等”（页242）。第一位引起贝尔注意的皇子是康熙的三子允祉。1720年11月8日，贝尔进京前就见过同样进京的皇三子一行。不过，贝尔和皇三子没有直接交往，真正和贝尔有来往的是皇九子允K。12月8日，康熙盛宴款待包括贝尔在内的俄国使团一行。次日，允K就邀请使团成员到王府赴宴。宴会的奢华给贝尔留下深刻的印象，“规模盛大，几乎持续整整一天，席间有音乐、歌舞和戏剧相伴……各式佳肴，一道接着一道，川流不息地端上来”（页289-290）。当时皇十四子正在西陲，以大将军王的身份指挥作战，声望如日中天。如果允K认为胜利指日可待，席间大胆透露点皇位继承的某些内幕，恐是再正常不过了。除皇子外，贝尔医生还和康熙的孙子打过交道。据他说，有一位十四岁左右的皇孙到使团驻地参访过（页280）。从现存材料看，皇十四子的两个儿子生于康熙四十七年，到贝尔来华时恰好十四岁。这位贝尔见过的皇孙可能是皇十四子之子，可惜，文献不足征，不能有更确切的结论。时下史家已经注意到雍正之子康熙之孙，即日后的乾隆皇帝与乃祖父的关系，甚至把康熙宠视弘历视为康熙选择雍正继承大统的因素之一。其实，皇十四子的两个儿子同样受到康熙的宠眷。根据清史学者杨珍发现的满文史料，允祯西征后，康熙特旨把他的两个儿子召至身边，亲自养爱。康熙对弘历的宠爱，究竟是哪一年，已经无证可察。或为雍正父子杜撰，亦未尝不可能。而康熙将十四子之子招致身边一事，从杨珍引用的满文史料看，就发生于康熙去世前不久。这位皇孙为何要到俄国使团驻地参访？或许是受乃祖乃叔热情款待西洋人的影响。

谁才是谋杀康熙的真凶

康熙

六年，玄烨14岁，开始亲政。如果说康熙皇帝在亲政前无所作为，他的治国天才是由于自己的年幼和四大臣的牵制掣肘而无法发挥，那么在亲政后，玄烨的旷世奇才便迅速显示和爆发出来。他先是用计铲除了顾命四大臣之一的鳌拜集团，夺回朝中大权，然后平定“三藩”，统一西南。接着派靖海将军施琅出兵台湾，收降郑克，统一台湾地区。再接下来，于康熙二十八年，在击败沙俄侵略军的基础上，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康熙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三次亲征噶尔丹，统一漠北及新疆东部地区。五十九年，进兵安藏，驱逐策妄阿拉布坦的叛乱势力，并派驻藏大臣，册封达赖喇嘛为西藏的宗教领袖。六十一年，进军乌鲁木齐，为后代最后勘定新疆奠定了基础……整个康熙朝，大清帝国的版图已是东起库页岛，西跨葱岭，北连西伯利亚，南达南沙群岛的连绵疆域。康熙在位期间，为清王朝的全盛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开创了大清王朝统治下延及于整个十八世纪的所谓“康乾盛世”。康熙由此以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的杰出才能和辉煌伟业，被后人冠以“一代英主”和“康熙大帝”的敬畏称号。

清代历史上，康熙除了文治武功堪称最杰出的皇帝外，还有三个之最。这便是后宫的女人最多，其中有名号的后妃就有55位，其他侍奉的无名号的女人则不计其数。其次是子女最多，一生共有子35人，女20人，共计55人。再一个是在位最长。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即位，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驾崩，共在位61年。

按照中国人的风俗和生活准则，多子、长寿被视为人生难得的福气，但在康熙朝却变成了一种灾难。康熙生前已成年的儿子就有近20个，而每个儿子都渴望自己能接过父皇的宝座过几天皇帝瘾，并且每人都有这种希望和可能。但康熙帝却在宝座上居然61年不下来，这就不能不让儿子们心焦和气愤甚至对他产生了仇恨。而这时的康熙又偏偏在立太子的问题上，立了废，废了立，反复无常，狡黠多变，又使儿子们在希望与绝望，绝望与希望中加深了矛盾并引发了一场混战。当这种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矛盾与混战交织而来时，一代英主康熙大帝也无可奈何，只有倒地恸哭的招数了。

就在康熙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反复无常，父子、兄弟间的矛盾与仇恨近似一锅粥地错乱交织了半个多世纪后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本朝历史终于出现了一个明朗的兆头和缓解矛盾的可能。这个兆头，就是皇十四子胤_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

自康熙即位以来，蒙古族准噶尔部落的势力发展迅速，并逐渐走上了与清王朝为敌的道路。到康熙五十年以后，这个部落已控制了今内蒙古西部、青海、新疆、西藏一线极为广大的地域，并威胁到陕西、甘肃、四川、云南一带地区。平定准噶尔之叛，保持清王朝的领土完整和尊严，已成为当时最为首要和重大的政治、军事任务。就清王朝而言，由于这一任务的非同小可和情况复杂，必须委派一个在政治、军事上都较为成熟的人在前线镇守，以便掌握全局。而在当时尚未立太子的情况下，任何一位皇子担当这一重任，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意义不仅仅表现出对一个皇子能力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满族是以马上得天下的民族，一向对战功极为推崇，如果此时哪位皇子能挂帅出征，无疑是一次建立功业的绝好机会，从而可以借此树起服众压雄的威望。在这种无人可及的威望中，继承大统，荣登皇位，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肩负国家重任与个人前途命运的担子，极幸运地落在了时年30岁的皇十四子胤_的肩上。

早在胤_挂帅出征的前一年年底，康熙就对混战中的众皇子和参与皇子之间夺位阴谋的臣僚颁布了一道分量极重的诏书，表示自己已经对悬而未决的立太子问题有所考虑，并言词咄咄地声称：“我一定选择一个坚固可靠之人为你们做主，并让你们倾心悦服。”事隔不久的次年，他便委派胤_以抚远大将军的名号率队出征。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无疑是做了更加明确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