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何满朝文武称奴才

Posted 2023-01-05 奴才

篇首语：在学习上做一眼勤、手勤、脑勤，就可以成为有学问的人。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清朝为何满朝文武称奴才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清朝为何满朝文武称奴才

明清时，奴仆常被称为奴才。清人梁章钜《称谓录》有别解，释为奴仆之所能，即奴仆的能耐。奴才一词，本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句骂人话，意为无用之人，只配为奴，故又写作驽才。今人骂某某人奴气重、是走狗，常称之为奴才。鲁迅先生一生憎恶奴气，屡屡说到中国人的奴性重，他在小说《阿Q正传》中，就对当时国民性中的奴性作了某些揭示。图为《阿Q正传》的日文版书影。

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帝做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称奴才，为此，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也称臣。

清朝皇帝何以要在奏章上做出上面这些规定呢？本来，满族统治者是一向严求汉族人与自己保持一致的。他们强迫汉人剃头发，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风，都是为了让汉人归化于自己，臣服于自己，但惟独不肯让汉人也与自己一样称奴才。这是为什么呢？鲁迅先生的杂文《隔膜》里有一段话，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满洲人入关前，大体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虽然占据了中原，但奴隶制的胎记并未完全退去，严分着主奴，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即使到了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记云: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贫主也。这就叫严分着主奴。严分着主奴的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满臣奏事时要自称奴才。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则没有满洲人传统的主奴关系，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奴才与臣这两个称谓，谁尊谁卑，以今人的眼光，无疑是奴才低于臣。但这种判断，与清朝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奴才一称，从表面看，似不如臣字体面、尊严，实则奴才要比臣金贵得多。奴才，实际是一种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正如赵太爷骂阿Q:你也配！汉臣称臣，并不是皇帝为了照顾汉臣的面子，特地优待，锡以佳名，而是为了与奴才一称相区别，以显示汉臣的地位低于满臣。俗谚云:打是疼，骂是爱，清朝皇帝让满臣自称奴才，实际是骂中之爱;反之，不让汉人称奴才，则是因为缺少这份爱。

在实行奏章称谓制度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特殊的情况:即有汉臣虽然称了臣，却遭到皇帝的申斥。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周元理，联名上奏搜捕蝗孽一折，二满臣皆自称奴才，周元理自称臣，按理说，这是符合规定的;但乾隆皇帝却怀疑周元理称臣是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不服当奴才。实际上，周元理哪敢作如此想？他巴不得能自称奴才呢！没想到却受到乾隆帝的猜疑。乾隆帝在这件事上，大约是玩弄了韩非子所说的恃术不恃信的诡道。规矩本来是自家定的，但他却出尔反尔，责备臣下，完全不讲信用。恃术不恃信，本是中国历代皇帝驾驭臣下的一个宝诀，乾隆皇帝对此显然运用娴熟。

鲁迅先生一生憎恶奴气，屡屡说到中国人的奴性重。他又常说，中国人做了满洲皇帝二百多年的奴隶。中国人的奴性之养成，固然与封建专制制度有关，但是否与皇帝特别喜欢奴才有些关系呢？清朝大概是由于自己的奴隶制基因，尤其喜欢奴才。清朝奏章上的奴才的特殊地位，就是皇帝特别喜欢奴才的一个证明。

明朝官场为何会有“满朝文武半江西”的说法

明代中期的官场上有一句话，上半句是 “满朝文武半江西”，至于下半句则流传下来很多种说法，有的说法是“小小长垣七尚书”，还有人说是 “小县不大四尚书”。总之，都是形容一地一县官员的“高产”。那么，此话究竟是怎么来的？背后又反映了什么历史状况？严嵩 >明朝前期，在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和文物朝臣的共同努力下，明朝政治秩序稳定，社会运转良好，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也一度出现了“仁宣致治”的良好局面。但是英宗执政后，尤其是其在位前期纵容宦官、好大喜功，明代政局进入一个趋于堕落的腐化期。之后承继大统的皇帝们大多平庸，没有扭转乾坤的能力，特别是到嘉靖皇帝在位期间，这位道教皇帝终日沉迷于斋醮，荒政怠政。在此契机之下，善于钻营的江西籍内阁首辅严嵩获得嘉靖皇帝的信任，打击异己，安插党羽，把持朝政。其子严世蕃也仰仗自己的聪颖与父亲的权势胡作非为，连后来成为穆宗的裕王也要被迫贿赂严家。 >严嵩走到政治权力中心的一大原因，就和他的籍贯有关。严嵩本人是江西分宜人，前任内阁首辅夏言是江西贵溪人，两人同出一省，加之严嵩对夏言很是尊敬，夏言也就对自己的这位江西老乡颇有照顾。 >夏言 >这里需要做一个必要的解释，中国隋唐时期科举制诞生并走向成熟后，科举成为官员最主要的选拔途径。科举是考试选拔，所以在某些程度上削弱了血缘政治和地缘关系——如九品中正制——带来的种种弊端。但人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动物，总是出于安全感等种种原因而需要“抱团取暖”。当血缘不再在政治领域起主导作用时，人们总会寻求另一种归属来予以替代。这时，地缘关系就成了重要的维系纽带。早在宋代朝堂，就有了北人、南人争斗的先例。明代时地缘造就的官员圈子也屡见史料，一直到明末还有所谓东林党与浙党、齐党、昆党斗争的事件，由此可见地缘关系的影响之大。严嵩得势后网罗党羽，贪敛无数，欺上瞒下，一个以江西籍为纽带的政治松散联盟隐约可见。 >江西省地图 >一天，严嵩和一些江西籍官员在朝堂上大夸其中说：“满朝文武半江西”，时任工部尚书的郭朝宾笑着说道：“小县不大四尚书。”据说严嵩听后面红耳赤，无言以对。这里提到的“四尚书”指的又是什么呢？即当时的兵部尚书路迎、吏部尚书吴岳、户部尚书王杲、工部尚书郭朝宾，这四人都是汶上籍人士。郭朝宾的言下之意很可能是说只有汶上籍四大尚书团结一致，扶正驱斜，能够与严嵩集团相抗衡。 >参考资料： >张廷玉等：《明史》 >张兆运：《汶上四尚书》 >曹国庆：《严嵩与嘉靖间江西籍阁臣》华兴春秋小编：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施祺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