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重在做实事，而非讲好听的空话

Posted 2023-01-05 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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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重在做实事，而非讲好听的空话

雍正帝一生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做事要求实际而不应该有虚念，这是雍正帝的再三要求。他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雍正帝是中国历史上无人能及的勤政皇帝，他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的批语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要多。今天，在留存下来的清宫档案中，就有数以万计的雍正帝批过的奏折。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帝务实的作风。具体地说，雍正帝的务实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奏报（奏折）只可信一半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批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弹唱阿谀奉承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并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在清代，官场上曾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帝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绝不放过浮夸粉饰的奏报

对于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帝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朕，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不知悔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年）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帝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帝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

厌恶没事找事地奏报

奏折是君臣之间沟通情况，上传下达的工具。清朝文武大员的奏折，都是派专人送到京城，直接送到皇宫大门。因此这是非常需要人力、物力与财力支持的。一个官员，一年究竟应该奏报几次合适呢？雍正帝在给宁夏道员鄂昌的一条朱批中曾这样明确指示：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你的。他反复强调：只务实行，不在章奏。有的官员无事找事，频繁上奏，用意是与皇上联络特殊感情，向皇上讨好，雍正帝对这种怀有投机心理的官员常常予以斥责。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广东巡抚年羹尧具呈三件折子，雍正帝看后发现，折内所谈之事早就上报各部了，于是批道：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要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不要一味地遵旨

雍正帝作为一个务实的皇帝，常常训导臣工要灵活用谕，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他强调处理政务一定要因地制宜，化裁取当。雍正帝甚至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钦发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这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并进而指出，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根本主见。雍正帝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的脸色说话，听皇上的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是在为自己做官。

主张务实的政治，反对沽名钓誉

雍正帝在继位一周年的时候，告诫臣下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脚踏实地去办事，做实事，而不是耍花招，讲空洞的好听的话，去博取一个虚假的美名。朕自从登基以来，时刻想的是吏治澄清、兵民乐业的事，不是为图好名声。雍正帝对官场中流行的追求名实兼收的做法非常不满，一针见血地指明官员讲的实是个人的货财，而不是国计民生的实;官员讲的名，是官爵，是钓誉，而不是由于实心从政而应得的美名。他反对不顾民生吏治的名实兼收和官员的沽名钓誉。这对当今的社会是很有警示意义的。

报喜更要报忧

封建官场一般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想法和做法，雍正帝认识到这种现象不利于了解真实的情况。因此，雍正帝反复告诫内外百官，务必据实上奏言事，万万不可隐饰，并且对报喜亦报忧敢讲逆耳忠言者多加褒奖。

雍正执政期间，署理四川陕西两省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就因为报忧而多次受到雍正帝的夸奖。雍正三年（1725年），岳钟琪将川陕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发现共有三十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奏报朝廷。雍正帝称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一片苦心，朱笔批示此奏甚属公诚。雍正帝还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随后，雍正帝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重在用人无需自为专家虚而不实的宰相之学

前曾说及，明清科举考试越来越倾向于培养和选拔通儒。到晚清探索改科考的初期，也还延续着类似的思路。桐城文名家吴汝纶注意到，张之洞等所议改科举，“欲取通材，亦如学堂议章合治学、治事为一条之意”。而他们的奏折也承认，“名臣之学识、阅历，率皆自通籍任事以后，始能大进”。换言之，治事与阅历直接相关，是很难在学习的过程中培训的。“则当考试之初，亦不过求全才矣”。

其实科举考试并非求“全才”，从既存读书方式看，也不太可能求全才。其真正寻求的，不啻驭才之才，即可以统整、借用众才之才。另一位桐城文名家马其昶曾对宣统皇帝说，“帝王之学与臣下异：精于兵、农、测算、文学、政法者，为人臣者也;帝王者，用人者也。天下之挟其兵、农、测算、文学、政法以求用者，君子出其中，小人亦出其中”，人君的责任，在于能使君子进而小人退。

这是有长久渊源的思想。《吕氏春秋》以为：“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司马迁说，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故“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道家向为帝王说法，人君先要自身能虚，然后可因;无成心，去我执，方能究各人之情。循其常情，顺而用之，于是“使各自明”而“群臣并至”，自然成为万物主。

不仅帝王之学如此，宰相之学亦然。好的宰相，主要不靠其自己勤奋，而在能调配百官做事。主管一方的牧令，大致也同宰相一样，重在能用人治事，而无需自为专家。尤其牧令又称“父母官”，在其所辖范围里也是政教兼掌，与君主“作之君、作之师”的取向最为相近。大体上，三者都更多是“因”而不“为”，或多“因”而少“为”。其间当然也有不同，一是“因”的程度不同，越到下面，则“为”的程度越高;二是皇帝最好“垂拱而治”，牧令也可以“卧治”，而宰相不必是专家，却难得清闲，必须日常性地“主持工作”(若政治上了轨道，也可以较轻松;如曹参任丞相，一切延续前任萧何做法，史称“萧规曹随”)。

“君子不器”的古训，就是提倡一种虚而不实、因而不为的倾向。但这首先是建筑在分工之上，主管者下面还有相当数量“实”而“为”的专门人才;其次这也不是消极的，理想的无为，是调动为者的积极性，以达到无不为的目的。

通过科举的选拔，古人提倡的大致即是一种宰相之学。“读书”主要不是技术、技能性的学习，而是如傅斯年所说“以造成人品为目的”。考试亦同。考生自己成了“君子”，就可以使具有各类才能的人“并至”而“自明”，无需事事亲力亲为(当然做官后也需要在阅历中增强自己治事的能力)。

这样一种“君子不器”的取向，外国人就不易理解。1901年吴汝纶访问日本时，一日“山根少将来谈，问吾儿欲专门何学，告以将学政治法律。山根笑曰：贵国人喜学宰相之学，满国皆李傅相(李鸿章)也”！吴氏感觉“其言切，多讽，记以示儿”。

梁启超也有类似经验，他“在日本时，遇后藤君，叩以台湾教育。后藤君谓台湾教育无法办理。该处人入学校，即志在做官，不做官，即不入学校”。梁氏闻此言，“心中颇有感触：岂独台湾，中国全国亦何尝不然？”

不论山根是否意存讽刺，他和后藤一样，确实看到了中国人才培训的传统趋向。清道光十五年，针对地方官决讼断狱的职责需要，御史易镜清奏请在科举考试中加试律例，“俾士子讲习有素，起而行之，胸有把握，自不为人所欺”。但礼部却以为，科举选拔的是综合人才，“若于进身之始，先责以名法之学”，必导致读书人“荒其本业，旁及专家”。可见在当时的认知中，学道作人才是读书人的“本业”，而“专家”则是留给其他技术型人才的角色。

附带说，清末留日学生学法政者众，过去很多研究者视之为政治专业化的新倾向，山根却看出了其与旧模式衔接的一面。这些学法政者常常是看着像“专家”，而其所学实亦近于所谓的“宰相之学”，最能体现“过渡时代”的样态。这样看来，近代的“法政”虽得“宰相之学”的遗传，却也终由通达之学向专门之学转化，逐渐形成一种超越古今中西的新模式。至于这样培养选拔出的人才是否更好，恐怕真要“专家”才知道了。

治国重在做实事，而非讲好听的空话

治国重在做实事，而非讲好听的空话

重在用人无需自为专家 虚而不实的宰相之学

重在用人无需自为专家虚而不实的宰相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