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有喜有悲的人生是从佛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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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帝有喜有悲的人生是从佛的理由吗
顺治帝名福临,他的命运真和他的名字一样:福从天降临。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大清皇位,从天而降。崇德八年(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突然逝世,从而引发了激烈的皇位之争。当时最有希望得到皇位的,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个是睿亲王多尔衮,双方剑拔弩张,斗争的结果,双方居然都同意由年仅6岁的福临继承皇位。
第二,迁鼎燕京,从天而降。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陷燕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今景山)自缢而死,明朝灭亡。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在吴三桂引领下进入山海关,大战李自成军,获得山海关大捷。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领清军进入北京城,在武英殿御政。清太宗皇太极曾有遗愿: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多尔衮遂奏请顺治帝迁都北京。同年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在皇极门(今太和门)举行大典,颁诏天下,定鼎燕京。祖、父28年奋争未能实现迁都燕京的愿望,7岁的福临却实现了,具有开创之功,因而他身后得到的庙号是世祖,而他的父亲皇太极的庙号仅是太宗。
第三,亲掌朝纲,从天而降。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突然逝世,年仅39岁。多尔衮摄政7年,小皇帝福临只是一个傀儡。多尔衮的死给了福临亲政的机会,使他18年的皇帝生涯中有11年能够名实相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确是有福之人。但是,顺治帝的人生有喜也有悲。
第一,未受系统全面的儒家教育。顺治帝曾经把读过的一些书拿给高僧木陈看,说: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宴驾,皇太后生朕一人,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亲政,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从老和尚来后,始不苦读,今唯广览而已。可见,在14岁以前,福临没有受过系统良好的文化教育,亲政后连奏章也看不懂,只好苦读以至呕血。当然,顺治帝后来学有所成,广泛涉猎经史子集,通略儒释真谛,文化水平远远超过他的父亲皇太极和祖父努尔哈赤,而且诗、书、画、文都好。
第二,少年福临作为一个皇帝,承受了太多的责任、期望和压力,很少能够享受到普通孩子的快乐和轻松。重压之下,必有反弹。多尔衮是顺治帝的亲人,是他的皇叔父;他帮助顺治帝登上皇位、稳定政局,并迁都北京、统一中原。但这个强权的摄政王也同时带给小皇帝巨大的心理阴影。福临甚至连见母后也没有充分的自由。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死在塞外喀喇城。第二年正月,顺治帝亲政。二月,便追论多尔衮十大罪状,籍其家产,削其封典,撤其享庙,诛其党羽。传教士卫匡国的《鞑靼战记》载述:多尔衮死后被毁挖坟墓,掘出尸体,用棍子打,以鞭子抽,砍掉脑袋,暴尸示众。
第三,同母后的关系不太协调。一是,顺治帝幼年贪玩,母后管教过严;二是,母后将自己的侄女许给顺治帝做皇后,小皇后出身蒙古科尔沁贵族,从小娇生惯养,小两口经常发生口角。顺治帝废掉了皇后,又立一位科尔沁贝勒的女儿,顺治帝还是不喜欢;三是,顺治帝宠爱董鄂妃,遭母后反对;四是,要出家当和尚,更是受到母后斥责;五是,母后同多尔衮的关系问题,传言很多,让他难堪。
第四,乳母李氏病死。顺治曾对人说:乳母李氏,当朕诞毓之年,入宫抚哺,尽心侍奉,进食必饥饱适宜,尚衣必寒温应候,啼笑之间曲意调和,期于中节,言动之际,相机善导,务合规程。诸凡襁褓,无不周详恳挚……乃一旦溘然长逝,深堪悯悼。与母后关系不洽、叔父专权跋扈、皇后废立、爱子夭亡、爱妃早逝、乳母去世,等等,实在是烦恼、痛苦的事情。怎样解脱?他在佛界找到了一方清净之地。
人物志 杨杏佛的人生经历,历史资料
杨杏佛、名铨,字杏佛,1893年5月4日生,江西玉山人。幼时家贫,日间就读私塾,晚间助母劳作。1908年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1911年8月到河北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杨杏佛去武昌参加革命,并加入同盟会。1912年1月,南京临时总统府成立,杨杏佛任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长。不久,南北议和,政府北迁,他不愿在袁世凯政府任职, 同年11月由稽勋局派赴美国留学,先入康奈尔大学学机械工程。毕业后,又进哈佛大学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专业。1915年10月25日,他与留美同学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 创办《科学月刊》杂志,并担任该社编辑部长。中国科学社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学会。它存在的四十五年间,在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科研风气,培养科学人才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8年10月,杨杏佛离美返国, 同年12月抵汉口, 任汉阳铁厂会计处成本科科长。不久,去南京,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任工科主任兼教授。
1924年1月, 中国国民党改组,实行国共合作,杨杏佛到广州任孙中山的秘书。他拥护并奉行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年11月, 随孙中山为召开国民会议事北上。翌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杨杏佛任“总理葬事筹备处”总干事。他对孙中山的溘然长逝无限悲痛,决心以自己的奋斗、牺牲来延长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以中山先生之志为己志,把中山先生“和平,奋斗,救中国”的临终遗嘱化为自己的行动,他热情宣传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说:“俄国是世界上革命学识经验最富的国家”,俄国“人民与政府都是革命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劳工两界之人数最多”,“最富血性”,革命应立足在农工无产阶级上面①。
不久,杨杏佛赴上海兼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五卅惨案发生后,于6月10日,他创办并主编国民党左派的《民族日报》, 并不顾肺病咯血的折磨,坚持采访、编辑、校对等繁重工作,逐日为该报撰写社论,声讨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和军阀媚外投降的丑态,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的民族精神。
1925年9月,杨杏佛同恽代英、张闻天、沈泽民、郭沫若、沈雁冰等发起成立中国济难会。1926年1月,他被选为济难会上海市总会的审查委员。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济难会转入地下,他仍与之保持关系,利用各种途径营救和接济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为策应北伐军进军,杨杏佛在上海利用秘密电台,逐日将敌情电告北伐军前线指挥部。不久,被军阀孙传芳侦悉, 勾结法租界巡捕房将其逮捕准备移送华界处决。后经宋庆龄设法营救获释。随后又借法军营电台继续通报。
1927年,杨杏佛支持上海共产党人组织的武装起义计划。 3月5日,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参加的特别军委会上,杨杏佛被提名为上海市民大会主席团成员。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他又当选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
蒋介石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国民党右派指使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将杨杏佛扣押,拟同被捕的共产党员一起处决,幸获营救。他仍遵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遗教,同情共产党人,为共产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27年10月,当时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成立,杨杏佛应院长蔡元培的聘请,任副院长。1928年4月,蔡元培又创办并主持中央研究院,杨杏佛任总干事。在此期间,他大力支持该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些进步学者在上海日商纱厂调查女工包身制和进行农村调查。
1931年,扬杏佛根据他平时搜集的资料和亲自到江西进行实地调查所得,写成一篇题为《共产党在中国的状况》的考察报告,这是最早在国内比较客观地介绍了苏区和红军的状况。报告的中文本刊载在同年7月17日到21日上海《民国日报》上, 同时,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表了报告英文稿。这篇报告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就是从报纸上看到这篇报告,才激发了亲赴苏区采访红军的强烈愿望。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任主席,杨杏佛任执行委员兼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民权保障同盟专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授助革命者,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的任务。在宋庆龄领导下,民权保障同盟为保护革命者,争取民权,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3年1月,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九人为执行委员。同月,杨杏佛在北平主持成立了该同盟北平公会。 3月,在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的指导下,群众性的“国民御侮自救会”在上海成立。 自救会一成立就向南京国民党当局指出“当即武装全部民众”,支授东北义勇军抗日,保障民权等项要求。国民党反动派对自救会的成立和提出的义正辞严的要求,十分恐惧,不久即下令予以取缔。杨杏佛对此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发表谈话,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罪行。
3月下旬,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罗登贤和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红军师长陈赓等人先后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帝国主义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政府。这一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迫害革命者的事件发生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立即进行营救工作。 4月5日,宋庆龄、杨杏佛等赴南京,会见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司法部长罗文干,提出即刻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四项要求。杨杏佛还陪同宋庆龄到南京卫戍司令部监狱探望了罗登贤、陈赓等人。
同年5月14日, 国民党特务在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在租界又秘密逮捕了作家丁玲和历史学家潘梓年,谋杀了左翼作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指问国民党当局,上海公安局矢口否认有此事。杨杏佛通过调查了解了事件的经过后, 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向租界当局提出了严正抗议。同时,杨杏佛又起草有文化教育界三十八位知名人士署名致汪精卫、罗文干的营救丁、潘的电报。同时,同盟还组织了“丁潘营救委员会”开展营救工作。事件真相的披露,社会舆论,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势力的营救,使国民党反动派狼狈不堪,未敢杀害丁玲等。
杨杏佛同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罪行进行的斗争,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因而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不容。起初,对杨杏佛进行威胁恐吓,但他早已抱定“革命本是自动的牺牲”的决心,置自己安危于度外,英勇无畏,继续斗争。
威胁恐吓无济于事,国民党军统特务便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1933年6月18日暗杀了杨杏佛。
遗著编有《杨杏佛文存》、 《杨杏佛演讲集》和《社会改造思想大纲》等。
注释
①《杨杏佛文存》,第17页—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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