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水兵怒砸日本长崎

Posted 2023-01-05 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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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水兵怒砸日本长崎

炮指长崎1886 大清水兵怒砸日本长崎

8月15日，在日本历史上似乎总是屈辱的日子。1945年的这天，日本帝国终于向全世界低头，宣告无条件投降。而一个甲子前（1886年）的这一天，日本人同样将它作为国耻日记入了历史。

这一令日本人没齿不忘的耻辱，来自于正在长崎访问的北洋舰队。数百名中国水兵与日本警察相互械斗，双方都有严重的伤亡。这一事件，如同中日近代史上其他事件一样，在两国历史界出现了不同的结论乃至史料，甚至连事件的名称也出现了“各自表述”：中国称为“长崎兵捕互斗案”（简称“崎案”），日本则称为“长崎暴动”、“长崎清国水兵暴行”。

根据日本人的记载，两天前（8月13日），日本方面邀请北洋官兵登岸“血拼”，以期拉动长崎的GDP。一些水兵却“血拼”到了当地一家妓院“丸山家”，酗酒之后与当地人发生冲突。闻讯赶来的日本警察并没有携带武器，中国水兵和警察发生冲突，2人被捕，其余的逃离了现场。随后，逃走的中国水兵召集了10~15名同伴，冲入警察局。当时，根据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的命令，水兵登岸一律不得携带武器，但其中有一名水兵在岸上购买了一把日本刀，在双方打斗过程中，这名水兵将一名日本警察刺成重伤，他本人也受了轻伤并被捕，之后移交给大清国领事馆。

8月15日这天，北洋舰队放假一天，450名水兵上岸自由观光。上岸后的水兵们到处滋事，与警察发生冲突，有的将日本警察的帽子打落，有的辱骂日本警察，日本警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要抓捕肇事者，结果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械斗。日本警察全副武装上阵，长崎市民“同仇敌忾”，群起攻击中国水兵，最后，中国方面“致死五名，重伤六，轻伤三十八，无下落五”。也有说中方“死八名，伤四十五”，日方“死二人，伤二十七人” 。

根据中国方面的记载，这一事件虽然起因于妓院纠纷，但8月15日这天则完全是日本人“有组织、有预谋”的报复。前一天，日本人就在周边的乡镇遍传消息，召集拳师，暗藏利刃，并事先通知长崎闹市各商铺提前关门。待中国水兵上岸后，即陷入了长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仅受到警察、地痞的正面攻击，而且街道两边店铺内的人，或向北洋水兵扔石块，或从二楼泼开水，手无寸铁的北洋水兵伤亡惨重，事后验尸或验伤，其伤亡者几乎都是背后受伤。

事件发生后，北洋水师群情激愤。据未经核实的有关记载，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褪去炮衣，将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中国国内也是一片愤怒，北洋水师的外籍教官琅威理甚至建议立即对日宣战，武力解决。

日本史料记载，当李鸿章紧急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时明确表示，如果日本方面不能妥善处理该事件，将电令在日本的北洋舰队“自由开战”，这等于是发出了战争的威胁。

次年，这一事件甚至被东京的明进堂出版社编入了英语会话教材《英和独习会话篇》中，用英文问答的方式，将事件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方面，“控诉”北洋军队的暴行，以便向西方进行宣传。至今，我所接触的日本史书，多数依然定性为中国水兵的“暴行”。

这一事件中可以肯定的是：

一、事件导火线的确是北洋水兵嫖妓肇事，李鸿章也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但他也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

二、北洋舰队访问日本，固然有利用长崎船坞对大型军舰进行修理的客观因素（中国当时的船坞均无法容纳定远等巨舰），但的确有“宣威”日本的意图在内。当时中日之间已经因朝鲜和琉球问题而关系紧张，相互之间已经将对方看做第一假想敌。在琉球问题的刺激下，大清大力发展海军，北洋舰队迅速跻身世界八强，访问日本。后世一些研究者受制于某种类似自虐的史观，非要强调此次出访的“和平意图”，非要把海军本身就该具备的威慑作用弄得似乎见不得人一般，毫无意义也毫无必要。

在宣威日本的动机下，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强大的北洋舰队又待在人家大门口，即使没有直接将炮口对准长崎市区，日本人也会将这看做是一种严重的“威胁”。

这一事件在英国斡旋下，双方互相妥协，同意各自缉拿凶犯，相互赔偿伤亡者，但日本人认为自己是在中国的坚船利炮下无奈妥协，耿耿于怀。中国威胁论立即成为日本主流民意，外交交涉完毕后一个月，明治天皇就颁发赦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并特别拨出私房钱（内帑）30万日元，给海军专用。日本上下掀起了建设海军的高潮，大清国最为强大的定远、镇远两舰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第一敌人，击沉定远、镇远两舰模型，成为日本孩子最热衷的游戏。

长崎事件，无论其间是非曲折，都是大清海军第一次“以威压人”。在这个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从所谓的“以德服人”进化到“以威压人”，大清国终于摆脱了一点宋襄公心态，展现了可贵的狼性。

争权东海1894 海军强势搜查英国船

1894年9月20日下午3点，福建白犬山左近洋面。一艘没有旗号的神秘商船正向北快速航行，在它的船舷上书写着船名Pathan（巴山号）。忽然，从它的后方高速出现了一艘大清军舰，这就是南洋舰队的主力舰、当年曾经重创法军尼埃利舰队的南琛号。

南琛舰以旗语命令巴山号停船，巴山号置之不理，南琛舰于是放空炮2响，巴山号立即挂出英国国旗，但依然不停。南琛舰再度鸣炮示警，该船始停。

这几日，南琛舰奉命在这一带海域搜寻一条为日本走私军火的英国商船。巴山号不仅不悬挂国旗航行，而且在相关的船运公报中根本就没有登记航讯，十分可疑。

南琛舰舰长袁九皋命令三副带队，登上巴山号取回货单、船牌（执照）。经核查，货单内就有运往日本的手枪、枪弹等。南琛舰果断扣押巴山号，押送到基隆港，请淡水海关税务司马士（Hosea Ballou Morse）派人进行检查。

巴山号是满载之船，发往日本的货都在舱底，如果要查，必须把上面发往上海的所有货物清卸干净。马士建议，可以派人押送巴山号到上海卸货后，再将运往日本的货物逐件检查。

但巴山号船长居然将舱门封闭，拒绝检查，中国官员随即强行开舱，英国领事则提出抗议，并发出了“最后通牒”。清廷无奈，终于同意到上海再进行搜查。

10月5日，巴山号在海关押送下离开台湾前往上海。上海方面，江南苏松太道刘麟祥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并行文英国总领事韩能，要求其派员一同查验。

10月7日晚，巴山号抵达上海，因吃水过深，暂泊吴淞口，以驳船装卸。海关为“一昭慎重”，命令过驳时将其所有舱柜加贴封条，送达码头后统一开验。货物驳至招商局虹口码头，海关约请苏松太道于10月10日上午7点开始共同查验。

10月9日，韩能照会刘麟祥，表示将协助巴山号的船东就中国“无故扣押”一事进行索赔，遭到刘麟祥严词驳斥。

巴山号上舱运送到上海的货清卸完毕，发往日本的货物已经露了出来，但此时，江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贺璧理（Alfred Edward Hippisley）却另生枝节，声称因该船离开纽约时中日尚未宣战，如有军火，货单上应该不会隐瞒，所以只要查验货单就可以。

刘麟祥对此决不同意，双方发生激烈争执，英国公使也在北京向总理衙门施加巨大压力。在中国衙门之间扯皮之际，10月26日，巴山号在没有进行必要搜查的情况下，被大清海关中的英国籍洋干部们放行，离开上海开往日本。

巴山号走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随即要求中国对“违例扣留”之事进行赔偿。刘麟祥据理力争，英国外交官胡搅蛮缠，甚至说那些在台湾就已被查获的手枪“专作玩具”。

英国政府将此事提交给了伦敦的皇家法院，法院认为，虽然巴山号携带了违禁品，但因为“该船系被带往一不合理地偏离该船航线的港口，而且既没有起诉也没有打算到任何捕获法庭起诉便被扣留，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程序”，所以，“英国政府可有整顿理由支持船主一方提出一合理的赔偿要求”。英国随后正式向中国提出了5000英镑的索赔要求。

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激愤地质问英国人：“若谓仅弹枪三箱，所值无多，何以指为军火？试问枪与弹不算军火，何物谓之军火？既可少载，岂不可以多载？当日南琛在洋面即见巴山军火，确凿有据，焉能不带至基隆听候查验？该船既无违禁之件，何以先不进口？何以一经查至下舱，即封闭不服查验？所称延误，乃其自取……此案考之公法，中国既有应查之权，即无违例之处，更无认偿之理也。”

刘麟祥则更一针见血指出：“历来中外交涉，领事本以偏袒为能事，以期见好于商人。故遇事必多方辩难，迨知理屈，又以护前不肯自休。”他认为对此事应“设法因应，从容理论”。

当时中日甲午战争正在关键时刻，中国需要英国的支持。总理衙门经过多方权衡，只能违心地接受了英国方面的勒索，赔款了事。

巴山号事件中，南洋舰队在面对英国商船时毫不手软。而从台湾、上海到北京，中国各级官员们都表现出了寸土必争的信念，最后虽然出于大局不得不妥协，但这也给更大范围内的外交折冲提供了回旋余地和讨价还价的砝码，南琛舰也因此在外交史上留下了强悍的一页。

历史军事大清也曾欺负日本

　　在日本人看来，外国水兵喝醉了酒来本国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这种愤恨和受辱感，自然很容易便被煽动了起来。“中国威胁论”成为日本主流民意，“大力发展海军”成为日本国内的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也成为了日本海军的目标和口号。　　120年前的1891年6月26日，处在巅峰期的北洋舰队从威海卫起航，第二次访问日本。这是甲午海战之前，双方最后一次近距离观察对手，对两国海军在今后的走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在中国铁甲巨舰的威胁下咬牙急追，终于在几年后超过大清海军，而北洋舰队却裹足不前，彻底丧失了海上的优势，“定远”、“镇远”的国威远扬成了昙花一现。　　偶然访日酿成流血事件　　北洋舰队第一次访日在1886年。当年7月，李鸿章接到袁世凯报告，说朝鲜有人谋划联俄防英，而俄国正觊觎朝鲜元山口外的永兴湾。朝鲜一向是大清的保护国，清政府深知，一旦朝鲜落入它国必将危及自身安全，于是命令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前往朝鲜的永兴湾一带巡防。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之后，由于海上长途航行需要上油、修理，于是“定远”、“镇远”、“济远”、“威远”4艘军舰奉李鸿章之命在丁汝昌的率领下前往日本长崎进行大修，留下其余两舰在海参崴待命。8月9日，北洋舰队到达长崎，长崎人对欧美军舰早已司空见惯，但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却还是首次目睹，因此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8月13日，在日本人的盛情邀请之下，一些水兵登岸购物消费。从古至今，水兵由于海上生活枯燥，上岸找女人是司空见惯的事，几个大清水兵钻进了当地一家名叫“丸山家”的妓院，喝醉酒的水兵在嫖资上与老板争执不下，妓院老板随即报警，中国水兵和闻讯赶来的日本警察发生冲突，2名水兵被捕，其余的逃离了现场。随后，逃走的中国水兵纠集了十几名同伴，冲入警察局抢人。当时，根据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的命令，水兵登岸一律不得携带武器，但其中有一名水兵在岸上购买了一把倭刀，将一名日本警察刺成重伤，他本人也受了轻伤并被捕，之后移交给大清国领事馆。　　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8月15日，北洋水师放假，450名水兵上岸观光，丁汝昌为了防止再起冲突，下令水兵不准带武器。而前一天，日本人就在周边的乡镇遍传消息，召集拳师，暗藏利刃，准备报复，并事先通知长崎闹市各商铺提前关门。当水兵行至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时，立即遭到了长崎市民“有预谋、有组织”的袭击，拳师领着流氓手持刀棍故意拥挤挑衅，双方大打出手，数百名早有准备的日本警察将街道两头堵死，将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隔离在各个街区，随即大肆挥刀砍杀。长崎市民从楼上往下浇沸水、掷石块，有人手拿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寡不敌众，又无法互相呼应，结果吃了大亏，被打死5人，重伤6人，轻伤38人，失踪5人。日本警察被打死1名，伤30名，此外当地市民负伤多名。　　服软的日本掀起造舰高潮　　事件发生后，北洋水师群情激奋。有记载说，“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褪去炮衣，将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总教习琅威理甚至主张对日开战：“即日行动，置日本海军于不振之地。”当时日本海军才刚刚起步，绝非中国海军的对手。不过，丁汝昌却没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冒险精神，下令不准动手，丧失了把日本海军“扼杀在摇篮中”的机会。李鸿章在得知“长崎事件”后，随即愤怒地召见了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不无威胁地说：“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定远”、“镇远”属同级舰，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制造，在西方又被称为“萨克森”改进型铁甲舰，排水量7000吨。在当时海军中的地位类似今人眼中的航空母舰，堪称“亚洲第一巨舰”。　　在李鸿章高级幕僚、法学家伍廷芳的策划下，驻日公使徐承祖依照国际法就事件同日本政府交涉，双方各花重金聘请欧美律师进行辩护，但日方强词夺理拒不认错，并拖延再三，希望不了了之。忍无可忍的徐承祖11月24日致电李鸿章，要求断交撤使。此时中法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清廷自然不愿再度卷入战争的漩涡，故而断绝邦交方案未能实施。李鸿章决定“停审”，照会日本政府——此前审理全部作废，所有该案卷宗抄送北京，做出一种中国准备单方面处理此事的强硬姿态。　　李鸿章的这一招起到了敲山震虎的效应，日本外相井上馨多次要求和徐承祖续谈，均遭拒绝。1887年1月28日，日本政府突然宣布接受德国驻日公使何理本的“伤多恤重”的原则，了结“长崎事件”。2月，双方签订协议，就各自的死伤者互给抚恤，日本赔付中国52500元，中国赔付日本15500元，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　　在日本人看来，外国水兵喝醉了酒来本国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这种愤恨和受辱感，自然很容易便被煽动了起来。“中国威胁论”成为日本主流民意，“大力发展海军”成为日本国内的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也成为了日本海军的目标和口号。就连日本的小孩当时最流行的游戏，也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捕捉“定远”、“镇远”。　　长崎事件结束后一个月，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揭开了“海防献金运动”的序幕。经过新闻报刊媒介的大肆渲染，日本国内很快就掀起了一个捐出“海防献金”的高潮。至9月底捐款数就达到103.8万元，这些资金全被用作扩充海军军备。1888年和1890年日本又提出第七次和第八次海军扩张案，这两次扩张案共购买或建造了4艘军舰。其中“吉野”号购自英国，时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　　第二次访日，清军军纪大有改观　　1891年5月到6月间，北洋海军进行了成军后第一次校阅，其场面极为宏大，艨艟云集，舳舻相接，声势显赫，颇令李鸿章陶醉。校阅刚刚结束，日本政府即邀请北洋海军访日，本来，以近海防御为战略目标的中国海军不需要铁甲舰，李鸿章就是为了震慑日本才力主购买“定远”、“镇远”二舰，这一邀请如同“瞌睡遇上了枕头”，正中李鸿章借以显示海军实力的下怀。　　6月26日，丁汝昌率北洋舰队的精华——“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编队从威海卫出发起程正式访问日本。舰队在出发前，李鸿章鉴于上次“长崎事件”，命丁汝昌严加管束。6月28日北洋舰队到达日本马关，7月1日抵达神户加煤添水，7月5日下午3时抵达横滨港，“定远”舰鸣21响礼炮向日本海军致礼，日本海军方面负责接待的“高千穗”舰也鸣21响礼炮作答，当时停泊于港中的英、美军舰皆鸣13响礼炮向北洋舰队致敬，一时间礼炮轰鸣，此起彼伏。　　有一种说法，说日本军官曾看见北洋舰队士兵在炮管上晾晒衣服，经过近几年的研究，此事纯属杜撰。从当时日本媒体的报道看，对北洋舰队的评价还是肯定的，7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以《清国水兵现象》为题报道了观看北洋舰队的感受：“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惟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军官依然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裤子不见裤缝，裤裆处露出缝线，看上去不见精神。尤其水兵的服装，穿着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是一个水兵。”　　日本方面对清政府北洋舰队的到来竭尽礼仪之能事，所到之处或礼炮致礼，或夹道迎接，希图以此表达对华的“亲善”之意。7月9日日本方面还特地安排天皇在东京接见了丁汝昌和北洋各舰管带，礼仪非常隆重。日本外相和海军大臣都举行了欢迎宴会招待中国海军将领。　　日本海军受到刺激加速扩充军备　　7月16日，丁汝昌在泊于横滨港内的“定远”旗舰上举行招待会，邀请了包括国会议员和记者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出席。“定远”放出小艇迎接参观者，丁汝昌和驻日公使李经方在舰门迎接，和来宾们一一握手，随即，来宾们在向导的引领下参观了军舰上下各层，看到了当时日本军舰上所没有的4门直径一尺、长25尺的巨炮。清朝将领都懂英语，为参观者一一讲解舰上设施，后来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当时是最年轻的军官，也在接待者的行列中。北洋舰队在横滨港停留了约两个星期后前往长崎访问。8月4日离开日本回国，8月11日返抵威海。　　登上“定远”参观的日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后来回忆，“定远”号舱内非常干净，不亚于欧洲军舰，他还记叙道：“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 日本舆论也大力渲染日本国内“对强大的中国的舰队的威力感到恐怖”的社会心态，如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感叹道：“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值得一观之处颇多。”　　相比5年前在长崎的远观，这一次与“定远”从内到外的“亲密接触”让日本人深感羞愧，深受刺激的日本随之掀起了超常加速扩充其海军军备的高潮。就在日本天皇接见北洋海军军官的前一天，日本内阁提出了5860万元的海军支出方案，获得了国会的通过。1892年，内阁又公布了建造10万吨军舰的计划，该计划在天皇的裁决下很快得以落实。1893年日本天皇又发布敕谕：决定在此后6年每年再从自己的私房钱中拨出30万日元，并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出1/10作为造舰费缴纳国库。到这一年，知耻后勇的日本海军已有各种军舰55艘，弹药储备超出了一次对华战争可能消耗掉的数量，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可与北洋水师相抗衡的海军力量。　　访日期间，北洋舰队的军官也注意到了日本海军的高速发展，危机感油然而生。右翼总兵刘步蟾向丁汝昌力陈我海军战斗力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丁汝昌也上条陈，认为北洋舰队有些舰艇已经老化，机器运转不灵，舰队在航速和射速上已经落后于日本，请求增购舰船。然而，在日本风光一时的北洋舰队出访归来却迎来了当头一棒，户部以经费短缺为由压缩海军经费，两年内禁止北洋水师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和机械，连补充装备的费用都不拨给。　　一方面一流舰队停滞不前，一方面二流舰队高速赶超，中日两国海军的差距迅速被拉平。连一直对北洋海军引以为傲的李鸿章都丧失了自信，在他看来，北洋水师勉强可以自守，战于境外，就算遇上日本，也胜算难保。悲剧的是，甲午之战，北洋海军没有败在海上，却全军覆没于港口，比李鸿章最坏的估计都要坏。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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