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晚清权力中心的洋人 与曾国藩李鸿章地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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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晚清权力中心的洋人 与曾国藩李鸿章地位相
核心提示：赫德是北爱尔兰人，在中国长期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被清廷视为客卿。1863年11月任海关总税务司。1908年休假离职回国，仍挂总税务司的头衔。在主持中国海关的近半个世纪中，赫德不仅在海关建立了总税务司的绝对统治，他还插手中国的文教事业。他深受清政府信任，以至封疆大吏如总督的任命，有时也要咨询和采纳他的意见。赫德1911年9月20日卒于英国。清王朝追授他为太子太保。
凤凰卫视3月9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欢迎各位收看《凤凰大视野》。1911年清政府将最后一个代表着朝廷最高荣誉的太子太保的头衔，授给了一个外国人，英国人赫德，要知道晚清得授太子太保头衔的只有三个人，前两个呢一个是中兴名臣曾国藩，一个是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赫德作为一个英国人服务于中国海关，任总税务司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恪尽职守，不仅为清政府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海关管理制度，开辟了一个稳定的税收来源，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
尽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外国人把持中国海关无疑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赫德当时也是中国政府用来对付外国人的外籍雇员，那么这个赫德是如何进入中国官场的呢？
解说：1854年，一个年仅十九岁的爱尔兰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寂寞极了，我已开始独自生活，直到四点半我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他叫赫德，刚刚来到中国，在宁波的英国领事馆做一名小公务员。
此时“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十四年，但它对中国的整体影响并不大，在宁波港的常住外国人，只有二十二个。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半，我和汉语老师在一起，然后我独自一人自学到三点。年轻的赫德，每天都要花六、七个小时学习汉语。
李胜良（《反客为主。赫德评传》作者）：其实赫德刚来的时候吧，他也没有，有一个很长远打算，他一直，你看他的日记，他一直在想我工作到什么程度，我就回去。
解说：1854年10月2日，今晚我可以说已下定决心，明年回爱尔兰去，到家乡做一名律师。如果我每月省下四十元，我将会有一百八十镑五先令，这足够我乘二等舱回家，还可剩下五先令。
赫德1835年出生于北爱尔兰，他出身贫寒，父亲是个小酒厂经理，赫德不愿去父亲的作坊做那些“下等的工作”，他非常刻苦，事业之门，对于像他这样毫无背景的年轻人来说，实在太窄了。
张志勇（《赫德与晚清中英外交》作者）：赫德当时他在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时候，是成绩非常优秀的，英国外交部来选人的时候，都是选最优秀的学生。
解说：赫德十八岁那年，在一次三十六人参加的公务员考试中脱颖而出，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他和当时很多缺少机会的英国青年一样，希望去远东碰碰运气。
张志勇：他当时来中国的时候呢，那他是想着是在英国外交上有所作为，倒不一定说一辈子会在中国发展。
解说：赫德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二十六岁那年，一个与他同龄的女人，通过宫廷政变掌握了中国的大权。在二十六岁的慈禧的身后，是二十八岁的恭亲王奕等几个年轻人，他们是1861年中国政坛的明星，也是在这一年，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因健康原因请假回国疗养，根据他的推荐，赫德代理了总税务司的职务。他赴北京述职时，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主政大清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赫德的谦恭给年轻的亲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胜良：很彬彬有礼的英国小伙子，同时特别特别地，特别特别地照顾中国人的自尊，然后又特别特别地了解这个海关事务，因为他准备了很多很多资料，可以做到就说你问什么我答什么。让人感觉到这个人业务很熟练，同时就是说又和李泰国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解说：赫德的前任总税务司李泰国，十九岁即来到中国，他也精通中文，李泰国曾说我是一个受中国政府雇佣的外国人，我为他们做事，而并非他们的下属。一位英国绅士，在一位亚洲野蛮人下面做事的那种观念是悖谬的，但赫德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有人彻底不信任中国人，深信唯一可行之法就是强迫中国人就范，这种人轻易就能找到似是而非的论据。
李胜良：在英国人血液当中都有的两种精神啊，是在他俩身上就是体现得特别的明显，也差异特别的大。就在李泰国的身上，那种骑士感觉很浓，李泰国是一个就是说很聪明，然后又很傲慢的一个人，赫德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性格很温顺，性格就是他很温和，然后对好多事务，就含而不露这么一个人。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接近于英国人当中所说那个绅士那种感觉，骑士和绅士，他俩差距实际上是挺大的。
解说：这时发生了“阿思本号事件”，本来清政府委托李泰国赴英国采购一支英国原装舰队，来打造中国海军，李泰国不但擅自加价，还坚持海军司令要用英国舰长阿思本。
张志勇：也就是好像清政府离开他，就办不了事了，非他不行，所以呢他在这个言行举止之间呢，对清政府官员就是非常蔑视。
解说：李泰国吃里爬外的行径，让总理衙门十分恼火，1864年的冬天，他被赶走了。日后赫德回忆起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常沾沾自喜，他在给好友的信中曾说，李泰国丢掉了一个多么光明灿烂的未来，如果他在1863年脚踏实地地干，他今天就会成为东方的俾斯麦。三十岁的赫德正式走马上任，担任中国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那么中国海关，为什么要由外国人来主持呢？
张鸣（学者）：总税务司呢，又是它是总理衙门最先进的一个机构，就是它是承包出去的嘛。
张志勇：当时中国政府缺乏这种，很优秀的外交人员和翻译人员。
李胜良：所谓的买办，经常是说中国人替外国人做什么，被人家买来办事的叫买办，但实际上赫德就是清政府的一个买办。
解说：赫德在1864年正式走马赴任后，对海关进行了改革，他首先创立了一套用人系统，组成了一支由二百五十二名英国人，和一百五十六名其他西方人构成的“多国部队”。
李胜良：用外国人来处理海关事务，相对而言更加的有效率，更加的公平，更加的安全，更加的那个廉洁。
张志勇：清政府官员他不会说收多少就报上多少，因为里面那个贪污腐败太厉害了，外籍税务司，他们这个收的税，要远远比它那个清政府官员，当时收的税要多。
李胜良：这个并不是说中国官员肯定会腐败，但是有一个制度上的一个保证，作为外国人，他并不像很多很多中国人一样，有着庞大的关系网，有很多需要照顾的人，有许多很多要照顾的事，有很多不该拿的钱，他们拿了。
翁飞（学者）：他很廉洁，就是他拿了你的俸禄，他绝对不会在就晚清那种，弥漫着那种腐朽的风气里，再去拿什么红包、回扣等等等等，他知道中国官员很弄这一套，他可以用这一套去弄你中国官员，他自己不干。
解说：赫德上任之初，便对他的雇员们说，我们必须牢记，税务司署是中国衙门，而非外国机关，希望每个领取俸禄的人都明白，你是中国雇员。赫德还强调每一个官员，必须要会讲流利的汉语。
张志勇：他们的招收呢都是有标准的，不是说随便来个外个人那就都行，他是有各种考核。
李胜良：所有的洋员，都是从外国人当中千挑万选而来的。
解说：1870年，一位到上海海关求职的美国人，在上海收到了这样一封拒绝信，上海办事处没有适合你的工作，你不会说中国话，就算你现在学，也来不及了，你快五十岁了吧，人过了四十便很难学会中国话。这封信的署名是“总税务司赫德”，“赫德”两字是赫德亲笔写的中文。
李胜良：赫德又确确实实对这些海关人员的要求极高，你比如说，就是他手下有两个人物，甚至成为相当有名的汉学家，马士，写过《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大本子，马士甚至是后来的费正清的那些老师，费正清的老师，你想那个马士都厉害到什么程度。
解说：为防止腐败和提高职员的工作积极性，赫德在海关内部采取了高薪养廉，实行养老储金的制度，这是中国政府机关内的首创。赫德还规定公务员不得经商，实行轮换和回避制度，给予职员申诉权。
李胜良：英国人的某些做法，英国人在税收上的某些观念，实际上通过赫德，通过这些洋员已经引进到了中国，在税收这方面，在征税制度方面，赫德做出了很多很多的创新。
而且他的会计制度是当时特别特别先进的，他比咱们当时中国那种奏销制度要先进很多，而且几乎也是西方最先进的，也就是说在一百五十年前，赫德已经把这些活都干了。可是咱们现在呢，头脑比较闭塞的咱们，不愿意去研究这个历史的咱们，还把自己做的这些事，当成一个很先进的，很先进的活去宣传。
张鸣：中国海关收入在这个赫德之前是微乎其微啊，微乎其微，几乎朝廷上没有多少这个项目。但是到赫德手里之后，办到这个，办了十几年以后，就已经成了第三大收入了。成绩斐然啊，你想那个时候是什么呢，是值百抽五的税，很低的税啊，世界上最低的关税了，他居然能办出这样的成就来，那是不容易的。
张志勇：假如说，中国海关就没有引进这种税务司制度，那么就是说，应该可以想像到，就像清政府其他那个衙门一样，就是说海关应该说还是一片混乱。
解说：在赫德的关税帝国内，他本人好像是一个君主，他矮小精明，在下属的眼中冷静、铁血、专制，与对下属的严厉态度相反，在和中国官员打交道时，赫德倒显得温柔和气。
李胜良：因为赫德和总理衙门的这些人，处得都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可以和每一个衙门的这个堂官，就一般的官员进行闲聊，闲聊这样一种关系，使得赫德等于完全进入到了中国官场。
张鸣：中国官场习惯是这样的，就是说我首先看重的是人际关系，人际之间的信任感，人际之间的沟通能力，然后其次是看到才是轮到制度的力量。就制度约束是第二位的，首先是人的约束，人的关系。
解说：赫德明白，只要他本人对朝廷忠心耿耿，朝廷是不会在意他是否在自己的机构内独裁的，他工作很刻苦，每天在办公室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个小时。他的朋友，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说，赫德从不休假，足不出北京，甚至没去过西山，顶多只是远眺。赫德只在花园散步，从不运动，对赫德来说音乐和文学，就足以舒解单调乏味的工作了。
张志勇：他的办公室里，就是只有办公桌，没有椅子，他是站着办公的，因为他是害怕自己到时候，如果坐着会发啊，精力不集中啊。
李胜良：赫德从清政府挣钱挣到什么程度，他每年能够拿到七十万两银子以上，如果以这个一两银子值二百块钱，你想想那是多少钱。那么他挣这么多钱，为中国人办事是正常的，从这个忠仆的这个角度来讲，他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受人之俸，受人之禄，然后忠君之事的这么一个人。
张鸣：深受中国政府的信任，担了这么大的事，担了这么多，实际上如果盐税都管了的话，你中国基本上半壁江山收入都归他管了，你说他不负责任，他早就完蛋了嘛。
解说：十九世纪后半叶，在西方人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北京有两大“珍稀动物”，一是总税务司赫德，另一个是赫德的管弦乐队。这张照片正是“赫德管乐队”的合影，赫德自幼便酷爱音乐，他本人能演奏大提琴和小提琴。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牧师回忆，赫德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常听到管乐队震耳欲聋的演奏，暗示他在就着鼓声奋笔疾书，赫德一搁笔，便拿起小提琴，管乐队便立刻停止了演奏。赫德的乐队是由二十个中国演奏者和一个葡萄牙指挥组成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西洋管乐队。
1879年，清廷将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一块地拨给赫德，海关衙署随即从郊区迁至城中。而赫德本人的府邸也位于其中，随着海关对中国举足轻重，赫德的地位也日益崇隆，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安排生活了。
他府邸中有一个中式大花园，每到周末都有花园舞会在这里举办，这是当时北京外交圈子里最重要的社交活动，在那些公使们眼中，赫德身边总是花团锦簇，丝竹歌舞，周围的十几个使馆显得黯然失色。
陈晓楠：赫德在华54年，只回过两次英国，一次是结婚，一次是养病。身处异国他乡的他也不免思乡，他曾经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说只要想起1849年贝尔法斯特大学的情景，我就不免流泪，我们不曾忘怀一丝乡音，气息和影像都会唤起儿时的回忆和甜蜜的故乡景致，走笔至此，泪水已湿了双眼。
在赫德的领导下，海关的业务也蒸蒸日上，国际信誉也非常高，因此呢大清国向国外购武器舰船的时候，筹措借款的时候呢，都以关税做抵押。在赫德的建议和资金保证之下，中国开始向外派遣驻外使团，开办同文馆，学习外语，建立现代邮政制度等等。这一切都是赫德愿意看到的，他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文明古国能和世界融为一体。
解说：此时的中国可谓内外交困，第二次鸦片战争，让中国放下了“天朝上国”的架子，太平天国之乱，又从内部给了旧体制致命一击。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运动，正在蓬勃开展，1865年，赫德即向清政府呈递了一篇著名奏折，名为《局外旁观论》，这是赫德首次就中国事务发表全面看法。他在文章中，除了呼吁中国应该进行积极的洋务实践外，更应该消除制度和文化上的弊端。
文中说，中国在政治上“有法不依，因循守旧”，内外员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文武各事之行”，“执法者惟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官吏“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而中央领导对此视而不见，造成人民“藐上不服作乱之灾”。
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熟读经书诗文，而不晓时事，“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赫德建议实行“民化兴国”，所谓“民化”，即“外国所有之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在对外政策上，他劝中国尊重条约和国际公法，放下架子，平等对待各国。
李胜良：他在这个《局外旁观论》里头啊，他其实贯穿了一个什么逻辑呢？中国内情说你兵也不好使，官也不好用，反正是所有都呈现一种很腐败，很破败，很烂的那样一种场面。所以你有这样的内情，你中国是不可能强大的，然后内情又导致外情，说你中国人对外国人，视外国人如狗，他说。他说你中国人，就是那个把和外国人处理关系，就是那个特别地偏激来处理关系。
解说：《局外旁观论》引起了清朝高层的极大重视，封疆大吏们曾集体学习讨论过赫德的观点，但效果并不好。
李胜良：也可能是当时的赫德，他对中国语言的驾驭，还没有到一种他在那个说话的那种水平，他在好多方面，他对中国语言的那种把握，还不是很圆熟，然后就有一种很突兀的，很拗口的，甚至是很严厉的一种言辞词，表达在文章当中，以至于让那些督抚们看了之后很反感，像左宗棠他们那些人看了肯定都很反感。
解说：《局外旁观论》的主题思想在三十年后，又被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维新派提出，可惜仍旧以失败告终。
李胜良：这个“同治中兴”失败之后，他简直就是在“同治中兴”刚刚开始，他就提出来，咱们和“明治维新”相比，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因素，积极因素都不存在，反而是咱们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所以失败是极其正常的。
解说：可怜的中国，到了这个节骨眼还没有觉醒，认清变革势在必行。面对甲午战后，列强对中国的瓜分野心，赫德不无担心地说，中国人历经两千年来的驯化，热血早已冷却，不过我认为这些日子以来的绝望，会使热血以最狂暴的方式沸腾，届时，我们这些人会被赶出北京。
1900年，赫德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中国的民族情绪以最狂暴的方式爆发了，义和团进入北京，在清政府的默许下，他们火烧教堂，围攻使馆，屠杀洋人和中国教民。对于驻京的外国人来说，这是最黑暗的日子，赫德也躲在使馆区中，整日无事可做。
李胜良：实际上在使馆区当中，他没有做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因为当时啊，就是说他和外界的那个，外界的联系已经完全中断了，甚至于这外国的一些报纸啊，都在说这个赫德已经死掉了，这么一个消息。在传赫德已经死掉了这么一个消息，就是后来，然后清政府作为中介，说赫德还在里面，然后才和外面接通关系。
解说：“义和团之乱”对赫德的打击是巨大的，他豪华的府邸被付之一炬，他与友人的书信、日记，毕生积蓄遭到洗劫。这一年他已经六十五岁了，眼见自己四十多年的劳碌和忠诚毁于一旦，中国比他到来时变得更糟。他说这场动乱深深刺伤了我，但既然发生了，我们只能尽力善后，我对海关、对中国以及整体利益有所贡献，我深信只有我能兼顾这三方。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使馆区终于解围，赫德的“假期”结束了。
张志勇：这外交人员的这种，受到攻击被杀死的话，那这种赔款要求不可能小，但反过来呢，如果要是外国人要求的赔款过多，那么中国有可能崩溃，外国公使咨询他有关赔款问题的时候，他就反复强调中国的这个赔偿的能力。
李胜良：他因为他管这个总税务司，管了很多年，他对中国的税收形势，他相当地了解，那么他就帮助这个列强来计算，这个清政府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穷国，一年能够，能够有多少税收。
张志勇：就是一年呢，最多能赔偿两千万两的白银。
李胜良：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赔付四亿五千万两，然后用三十九年还清。
张鸣：那是你们中国政府没办法，你非要，你不得不支付外国赔款，那我当然得去支付了。但并不是说我赫德要去支付那个赔款，我并不是说我替你管这个事，是我替外国人谋利。就是说我们可以指责说，他是为帝国主义，掠夺我们中国的这个海关权力，你可以这么指责，但实际上是这个钱，并没有花到那些上面去。
解说：当时西方列强一片“报复雪恨”之声，赫德却保持了难得的冷静，他说拳乱无疑受到了官方的煽动所致，但它也合乎民心，它能如野火燎原，纯粹是一场自发的爱国运动。
刘刚（《文化的江山》作者）：这个说明赫德的话呢，他是一个政治家，中国，它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两面性里面，你现在是这个义和团运动，它点燃了它文化的那个，这个民族性的那一面。它的国际化的那一面的话呢，将来就要被这个民族性这一面整个要炸掉。
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里面有“天下为公”，什么“大同”，这个实际上这都是一种国际化的理想。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面，就这种排外的一面，一个王朝一担心这样它就要排外的，这个义和团运动就是说什么呢，它在这个底线上面，它奋力反击。
这种反击的话呢，它看起来它很愚昧，也很蠢等等，但是它是一个信号，文化转向的一个信号，它从一个国际化要转向一个民族化，从国际主义转向一个民主主义。而这样的话呢，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发展，实际说它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现在一方面，你要大把地赚美国佬的银子，同时的话呢，你还得骂几句美国佬，那么这个对于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呢，你才是全面的，你要不骂两句，光赚银子，那你这是国际化的一面。你还没有确立一种民族立场，同时这一手抓银子，一手还要骂，这个，这就全了。
解说：拳乱之后，赫德又在北京住了八年，1906年朝廷下令，开始接收由外国人掌管的海关业务，赫德明白，他的使命就要结束了。
李胜良：在他走的时候，他实际上也有这么一种无奈，就是说那个，基本上人家越来越不需要我了，就是说那个，我做这么多，已经等于为他们做了很大的贡献。
解说：这个画面是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的师傅庄士敦离开中国时的场景，实际上，这一场面发生在当年赫德的身上，赫德离开中国那天，在前门火车站的月台上，他的中国管乐队奏起的正是苏格兰名曲《美好的往昔》。
那一天晴空万里，赫德在月台上下轿，他脸上挂着一丝迷茫，但很快又坚定起来，自言自语道，“我已经准备好了”，站台上送行的人们泪眼朦胧。赫德走得正是时候，新时代已经降临，1911年9月20日，他在英国与世长辞，三周后，他毕生支持的大清王朝土崩瓦解，中华民国建立了。
陈晓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外滩，有一个著名的铜像，就是赫德铜像，那是清政府给他立的，后来呢，侵华日军推倒了它，因为日本人认为赫德铜像正是西方侵略东方的象征，它是东亚民族的耻辱。
后世很多史学家也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赫德是英国那边的，而其实在当时的英国人眼里，赫德呢好像又是中国这边的。赫德直到死，都没有获得他一直渴望的英国勋爵封号，最终以爵士地位抑郁而终。
他一生拥有很多财富，可是他终生没有归宿感，他一生参与并经历了诸多的军国大事，可是在他的日记里却是载满了孤独和凄凉，他生前尴尬，死后也尴尬。
历史人物 晚清四大名臣张之洞简介 他是怎么死的
对于张之洞此人，想来大家并不陌生。高中历史书中曾多次提到此人，以及其所处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
张之洞是晚清汉族重臣，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通过科举取仕之后进入官场，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公元1837年9月2日，即清道光十七年，张之洞在贵州兴义府出生，长辈为其取名之洞，出自《庄子·至乐》中的“张之洞庭之野。”。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
张之洞从小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学识很高。公元1852年，张之洞年仅十六岁，就中咸丰二年的顺天府解元。后公元1863年，又在自己二十七岁的时候，中通知二年进士，且是位列第三的探花郎。
科举取仕，是中国古代百姓进入官场的重要途径。而张之洞年纪轻轻就中了探花，随后便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是大多数科举学子在中了进士后要进入的地方，很多人都是从这儿开始做起，然后一步步迈向官途最高位。张之洞进入翰林院之后，便潜心治学，最终通过不断的努力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张之洞从小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长大，而且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中了进士，甚至是位列第三的探花郎。那么至少能说明，在儒学方面，张之洞将圣人之言理解的很透彻。科举考试发展到后来，在今天的人看来已经是制约国民思想的重要工具。而张之洞是晚清探花郎，那么思想的局限性，不可谓不大。在张之洞早年，一度是请流派健将，维护传统的封建制度。但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到了后来，张之洞竟然发展成为了一个洋务派代表人物，在洋务运动中发光发热。
何谓洋务运动？说简单点，就是在列请围殴清朝后，一部分先进人士认识到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在见证了外国船坚炮利之后发起的一项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的运动。旨在通过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增强国家实力。
对于洋务运动，大多数顽固守旧派坚决发对，而作为请流派代表的张之洞，竟然在后来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不得不让我们惊讶。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办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为中国军事实力的提高作出重要贡献。
光绪三十五年，张之洞因病去世，谥号文襄。人死如灯灭，本应静静躺在地下长眠的张之洞，在后来却被人惊醒，受到极为恶劣的对待。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之后，党和领导人倡导纠正人们的旧思想、旧风俗，但是有些人却将此事扩大化，甚至刻意扭曲。而张之洞的坟墓，就是此事的受害者之一。他的坟墓被抛开，尸体被拖了出来。有的人说是被掉在树上，因为没人敢收尸，所以沦落到被狗啃食的地步。还有一种说法是张氏夫妇的遗体被红卫兵抬出后，放在坟坑东面暴晒了数十天后，遗骨不知去向。后来一些妇人胆小，便挖了个坑，将其偷偷埋了。现在张之洞夫妇的尸体，虽然被人找到，但是仍然不能抹掉他凄惨的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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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初，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李鸿章组建淮军。这时，法国军官毕乃尔正好滞留上海，便成了李鸿章手下将领刘铭传部的军事教官。毕乃尔帮助刘铭传推行改革，淘汰老旧火枪，增购近代化的新式步枪和新式火炮
导读：左宗棠和李鸿章，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从洋务运动之后整个中国后来90年的引领者，这两人属于不同阵营，却出自同一集团，都出于曾国藩的湘军大帐之下，不过当李鸿章还只是一介文书的时候，左宗棠就已经是杨秀清的
晚清的中国，向来被后人批判腐败、落后、无能。其实当时的中国，也是有顶梁柱一样的大臣，如果他要反清，估计后面就没八国联军什么事了。今天要说的就是晚清重臣曾国藩。为什么说他厉害呢？如果要推翻一个朝代，需要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河北南皮人。先后历任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晚年入阁拜相，官至体任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光绪年间南洋张之洞派系与北洋李鸿章派系形成双峰对峙的局面。与传统
勿庸置疑的确是满清命运的挽救者而则是晚清命运的支持者二人关系清末五十年的大局。两人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正值太平天国上下一片欢欣鼓舞。确切地说，两人都是靠了镇压太平军起家的。两人的关系在当时、后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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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晚清名臣，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同时也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鸿章，本名叫李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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