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朝功利主义的外交

Posted 2023-01-05 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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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人物 1979年中越开战前邓小平外交大揭秘

揭秘清朝功利主义的外交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

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 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

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

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

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和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

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

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地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

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出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

历史人物 1979年中越开战前邓小平外交大揭秘

1979年中越开战前邓小平外交大揭秘

　　1979年1月29日上10时，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举行仪式，以欢迎外国元首的礼仪欢迎邓小平副总理。五星红旗和星条旗有史以来第一次并排飘扬在美国总统府上空。宾夕法尼亚大街也插满了中国红旗。在华盛顿，对代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旗的需求是很少的，国务院礼宾司的一位官员给纽约的利伯曼打了电话，于是从没有一面中国国旗到做好160面红旗这项工作就完成了。另外，佐治亚州穆尔特里市市长兼警察局长也在28日亲自将精选的1500枚红色的、粉红色和白色的茶花送到白宫。作为欢迎邓小平的国宴上的主要饰品的山茶花，是卡特家乡佐治亚州的州花。这种花是两千年前首次在中国发现的。美国给予邓小平“超级红地毯”的“超规格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1100多名记者云集华盛顿报道这次划时代的访问

　　2月1日，中美联合公报在华盛顿发表。公报中说，两国“重申双方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当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拜会美国国务卿万斯，要求对公报中的“霸权”一词作出解释，万斯于是试图使这位苏联外交官放心，美中并没有联合起来对付俄国。

　　苏联人当然不能放心。1月27日，即邓小平访问美的前一天，塔斯社报道大批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集结，并对此表示关切。与此同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北京对河内发出战争声调》的文章，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关系每发展一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局势就变得更具有危险性。在一月份中，国际舆论大量报道了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的集结和调动，并对此作出种种分析和猜测。对于这个各国记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邓小平在美国同样快人快语，直言不讳。

　　每天，邓小平猛烈抨击和强硬警告的语言，都被各种传播媒介从北美发往世界各地。

　　还在两个多月以前，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以及途径仰光的时候，他就毫不含糊地抨击大霸和小霸，提醒东南亚提防“东方的古巴”，并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但越南还是有恃无恐地大举犯柬，并且轻易得手。这不仅是侵略一个主权国家，而且是对中国的无视和挑战，岂有此理。欺人太甚。这回巨人是真的动怒了。

　　1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问：由于柬埔寨的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共产党邻国的紧张局势，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邓小平答：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和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几天之后到东京，邓小平对田中说：“对侵略者不难能可贵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对大平说：“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日本外务省人士对此十分吃惊，说这是在外交上极少使用的激烈的措词。

　　有记者问到越南侵略柬埔寨，邓小平说：“越南同苏联签定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却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当问到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调动时，邓小平说：“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点你们很清楚。”

　　问军队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他说：“我们得等着瞧。”

　　最后，邓小平强调说：“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2月7日，法新社自河内报道，越南对于邓小平最近连续发出的威胁，保持沉着，表示“决不惊慌”。

　　2月12日，越南《人民军队报》的社论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

　　每一方都在各自的轨道上按惯性甚至加速度运行着。

　　也许，这一切的合力，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了2月17日那个日子。

　　也许有巧合性，自1919年中国跨入现代史以后，年度的尾数逢“九”多有大事。越往后越明显；年轻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于1949年；1959年发生西藏叛乱，中央政府出兵平息；而1969年中苏间严重军事对峙及边境地冲突，几乎酿成一场大规模战争。

　　然而，将2月17日置于尾数“九”字号序列的1979年，令世界瞠目结舌的火团嗤嗤作响地燃到了导火索的根部。

　　历史记住这一天。

　　和平与战争都铭记这一天。

　　这一天对越南是黑色的。

　　几年的一意孤行当然痛快淋漓。打着主权和内政的旗号，不受任何约束，对邻居想打就打，想占就占。被隆隆的战争惯性驱动着，殊不知正义战争胜利后会陷入非正义。终于到了有一天，发现身边的巨人继几年警告之后攥紧了拳头，越南虽大喊不怕却一身冷汗。

　　此时的惊慌与昔日的威风形成鲜明对比又恰是正比。越南开始向被它强奸的国际法和国际舆论频送秋波。匆匆于1978年11月3日与苏联签订两国友好合作条约。吁请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中国宣布要进行的处罚。同有比这更无赖的了——1979年1月7月越南军队攻占邻邦柬埔寨的首都金边，而1月8日其外交部发布指摘中国当局在中越边界加紧集结大量军队的声明并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递交。

　　晚了！

　　中国南陲篷连城，大军云集，铁路公路上开进的野战军源源不断，已成箭在弦上弯弓满月之势。

　　战略上无诈，中国要做的全世界都知道，似乎犯民兵家大忌，怎么连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都忽略了？中国就是要这样，堂常正正，师出有名，出其有意，攻其有备。先提醒观众注意，然后再开打。

　　但也没厚道到将每一拳都通知对手的程度。既不逢”五“，也并非节假日。为什么选在2月17日凌晨，可以考证成一本书，也可以不置一词。当火箭炮群铺天盖地的桔红色弹道作茧自缚第一乍曙光照高黑色的星期六之晨，当加农炮、榴弹炮、迫击炮宣汇的万千吨豪情在宽正面大纵深的广大地区内植遍火红的森林，当坦克群轰轰的奏鸣碾平障碍和雷场，当一支支摩托化部队沿着陌生的红土路向预定作战方向快速挺进，当手执冲锋枪手榴弹火焰喷射器的侦察分队将被窝里的越南士兵大声吼醒并使其再度入眠以致永恒，真正的这事家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奇迹，战争史应该为中国军队在战役战术上达成突然性这一点颁发合格证书。

　　明眼人一望而知，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文，已经无保留地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而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大使馆，最强烈抗议越侵犯中国领土，制造新的流血事件。这也是无保留地再次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平静如初的北京。2月17日。

　　独家新闻理所当然属于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谴责越南当局不断侵犯中国领土，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奋起还击。

　　预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上下班的市民脸上现在出兴奋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