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借日本力量完成复辟
Posted 关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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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借日本力量完成复辟
溥仪“九一八”叛国内幕
:他三岁登基,在辛亥大潮的翻涌中三次上下龙椅,后成战犯,再变公民……他就是中国的末代帝王――爱新觉罗・溥仪。在长春东北角的伪满皇宫,就见证了他的第三次登基,成为伪满时期的傀儡皇帝。
伪满皇宫,占地13.7万平方米,原为民国时期负责盐务管理与运输的吉黑榷运局所在地,是溥仪充当伪满时期傀儡皇帝时的宫殿。
民间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小皇帝住盐仓,咸(闲)龙一条。”
一语成谶。
时下,来到伪满皇宫。除了那段被人熟知的傀儡历史,讲解员更愿意讲述种种宫闱逸事,比如马桶上批奏折的溥仪,缉熙楼里以鸦片为生的皇后婉容。
而在人们心头萦绕的是:这个傀儡政权为什么定“都”于长春而不是沈阳?长春又为什么改名为新京?溥仪粉墨登场后,为什么不称皇帝而称“执政”?
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似乎更能还原溥仪复辟梦的破灭。
粉墨登场请愿和出山都是日本人安排的
1931年11月,溥仪是带着日本人 “皇帝”的承诺,从天津逃到了旅顺,梦想着复辟大清王朝。
日本人的这个承诺,在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有详细的记载。
1931年10月份,土肥原贤二来到天津,亲自与蜗居于天津日本租界静园中的溥仪进行“建国”会谈。
“这个新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溥仪最关心的。
土肥原言之凿凿:“这是个独立自主、完全由宣统帝您做主的国家。”
溥仪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个问题嘛,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土肥原敷衍道。
“不!”溥仪强调,“如果是复位,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信誓旦旦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问题的。”
溥仪听到土肥原的保证,点点头:“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
而实际上,溥仪甫一踏上东北的土地,他就意识到自己“头已经伸进老虎嘴里”了,回不了头,原先日方允诺的帝制被改成了所谓满洲执政,并第一时间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1932年3月1日下午,奉天代表冯涵清、吉林代表张燕卿、黑龙江代表赵仲仁、内蒙古代表苏宝麟、呼伦贝尔代表凌升、哈尔滨特别区代表葆康等六人来到旅顺溥仪的住所,递上一份恳请书,恳请溥仪出山就任伪满的“国家元首”――“执政”。
溥仪装模作样地推辞一番说,就任执政“兹事体大”,“不得如此仓促”,本人“才识学浅”、“难堪大任”等等。
六人跪在地上言辞恳切地一再请求溥仪就任,溥仪对此“严词”拒绝。六人没办法,只得悻悻离去。
3月4日,一个32人的请愿团再次来到溥仪住所,请求溥仪就任“执政”。这些人高声宣称,此来是代表3000万东北老百姓的共同心愿,如果溥仪不答应,他们无法对3000万百姓交代,希望溥仪不要辜负民众的殷切期望。
溥仪看戏演得差不多了,拿出了准备好的答词,表示“愿意就任执政一年”。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关东军事先安排好的。就这样,在旅顺被软禁三个多月的溥仪终于要粉墨登场了。
对于这段历史,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也有个评价,他说:“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
帝王之梦溥仪欲借日本力量完成复辟
1932年3月8日15时,溥仪的专列开进长春车站。
一走下车厢,对于那些整列相迎的日本人和伪满新贵,以及礼炮、仪仗队之类,溥仪并不觉得怎样。
当见到站台一侧扯起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吉林八旗旧臣迎大清宣统陛下”几个大字,旗下跪了黑压压一大片穿着长袍马褂的人,口口喊着“皇上万岁”时,溥仪哭了。
后来,溥仪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当我一眼看到那些人手里拿着前清的‘黄龙旗’向我欢呼的时候,更是使我生出了‘不图重见汉官仪’的感情,觉得自己仿佛又重新回到老家一样。”
当年的4月,溥仪就搬进了由吉黑榷运局所改建的“伪满皇宫”。
坐落在长春城北的这座“皇宫”,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气势上,都和北京的紫禁城无法相比。但就是在这个距离北京紫禁城两千里之外的“新皇宫”,溥仪相信自己已经迎来了人生当中最好的一个机会,他深信自己可以借助日本的力量,再一次复辟大清。
溥仪就任伪满执政时正值“春秋鼎盛”之年,雄心勃勃地要完成“复辟大业”,曾对陈曾寿发誓说:“将忍耐一切困苦,兢兢业业,发誓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甘休。”
于是,溥仪依照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自己的“金銮殿”确定了名号。
日本阴谋定“都”长春更名为“新京”
溥仪到东北后,关东军加紧了筹建伪满洲国的步伐。
定“都”在哪里?
日本人内部吵得很激烈,有四地进入待选:沈阳、大连、哈尔滨和长春。
最后,关东军一锤定音:定“都”长春。
长春,成为伪满“首都”后,就有了一个伪名字:“新京”。
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作家钝田研写过一部历史小说《满洲建国记》,其第三卷《新京》记载,1932年3月10日,刚刚成立的伪满洲国国务院召开第一次会议。
伪国务院总务厅长、日本关东军特务部部长驹井德三主持会议。
会上,驹井德三向在座的伪国务会议成员征求长春更名的意见:“有没有什么好名字呢?”
伪外交总长谢介石摇晃着又小又圆的脑袋第一个提议:“叫‘新京’怎么样啊?”驹井很欣赏,当即表示:“好名字啊!”
“叫‘复京’也不错嘛!”提出这个意见的,是伪财政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熙洽。此人不仅投靠日本卖国求荣,且一心向往恢复大清帝国,偏爱“复”字。
4天以后,即1932年3月14日下午,又在仍由驹井主持的第四次伪国务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
驹井说:“首都怎样更名,还是4天前留下的悬案,今天一定要解决。”
这时又有人提出第三个意见:“叫‘盛京’怎么样?”
郑孝胥则抬出溥仪来达到“一言九鼎”的效果:“如果叫‘新京’,据我所知‘执政’阁下也不会有异议。”
就此决定把长春更名为“新京”,次日发出布告。
其实,在“新京”、“复京”、“盛京”三者之间,可供日本人选择的只有“第一个名字”。
因为“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军方早已为“未来的新国家”定位:它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也不是清朝的延续,因此绝不能使用“复京”之名。至于“盛京”一名早已有之,即清兵入关前的满族故都沈阳,入关后称为“陪都”,当然不可以移植这样的地名。
日本历史 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狂之一
三岛由纪夫是日本小说家、剧作家,还演过电影,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45岁时自杀。一生留下很多作品。人们对他的评价不一。比较多的说法,认为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虽然有人指出他的日本军国主义倾向,但依然对他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三岛由纪夫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依然被视为迄今为止日本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他被称为天才,因此,一些关于天才与自杀的理论,也常借助三岛由纪夫而罗嗦鼓噪。总的来说,从日本到中国到国际社会,评论界对于三岛由纪夫的评价大都处于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状态。中国自孔子作《春秋》起,就注重对历史人物的定性,虽然定性也会因时代而变,或者因时间距离太近而有难度,但是,三岛由纪夫自杀已四十年,对他做一个定性,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 在我看来,不管三岛由纪夫的文学成就有多高,从本质上说,三岛由纪夫就是一个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辟狂,他的自杀,就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而“殉难”,丝毫不值得同情和美化。余华说三岛由纪夫之死是一部杰出作品由文字到行动的高潮部分,并说三岛由纪夫歌颂死亡、歌颂鲜血,将这些描绘成美好,是因为三岛混淆了全部价值体系,最后混淆了写作与生活。我认为,余华的这个说法对于理解三岛由纪夫没什么帮助。三岛由纪夫根本没有混淆什么价值,而是非常明确地把他的军国主义价值当成唯一的价值。因此,任何用文学词汇、文学描写来评价三岛由纪夫的做法,事实上都是有意无意掩盖三岛由纪夫试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客观上有可能会助长日本军国主义的沉渣泛起。 人们在评价三岛由纪夫时,一般都会提到说,三岛继承了日本的古典美学,这个说法容易混淆事实。三岛拥有日本贵族血统,日本贵族更接近与西方社会贵族,是永久世袭的。三岛从小受贵族出生的祖母教育,并被送入皇家学校学习。由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国王超过了以前日本贵族的地位,因此,三岛在后来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所谓古典美学,实际上是明治维新后变了形的古典美学,它以日本国王崇拜和武士道为核心,而非日本幕府时期的古典美学。换句话说,三岛由纪夫所表现的日本“古典美学”,是明治维新时期受西化严重影响的“新古典美学”,而不是纯正的日本古典美学。三岛由纪夫的代表作《金阁寺》,表现了他对待幕府时期古典美学的态度,他认为纯正的日本古典美学虽然很美,但已经是对他的巨大压迫。因为,幕府古典很难让日本在现代世界立足或大有发展,因此,在《金阁寺》这部小说中,三岛由纪夫让主人公将代表日本古典传统的“金阁寺”烧毁了。三岛由纪夫的“新古典美学”,实际上就是西方极端民族主义和扩张理念与日本武士道、日本国王崇拜相混合后的日本军国主义。这种日西杂交的“新古典美学”,在日本战败后,与美国主导的日本政治产生冲突,从而导致了三岛由纪夫的“谏世自杀”。 三岛由纪夫出生于西元1925年,到西元1945年日本战败,他接受教育的青少年时代,完全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强大影响之下,三岛由纪夫这个笔名也在二战时期开始使用。三岛由纪夫求学期间,德语和德国法律是他的主修课程。当时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法西斯同盟,三岛主修德语和德国法律,很显然受到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深刻影响,并获得了日本国王颁发的银手链和日本驻德国大使馆颁赠的文学读物。日本战败以前,三岛由纪夫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并小有名气。在日本即将战败之前,三岛由纪夫应征入伍,在制造飞机的兵工厂服役,然而,在参战前的体检中,因肺结核而遣送回家。对此,有些评论认为,是军医的误诊,也有说是三岛故意逃避服兵役,因为,三岛由纪夫后来的经历表明,他并没有肺结核。三岛逃避了参战,他原属的部队在菲律宾几乎全军覆灭,三岛因自己苟活而痛苦。原先三岛的文学朋友有些也参军了,西元1945年日本战败后,其中也有人切腹自杀,因此,西元1945年日本战败,是三岛由纪夫生命中最伤痛的一年。 西元1948年,三岛由纪夫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盗贼》。这部小说中表面上写主人公因失恋而自杀,实际上是描写军国主义失败以后的日本社会心态。在小说中,失恋后的自杀,被三岛由纪夫描绘成“快乐的游戏”。日本另一位著名作家川端康成主动替《盗贼》写了序,其中说到:“也许有人不以为三岛君是背负着许多创伤来完成他的作品,但也许有人已经看出,他的作品,乃由累累的重伤中产生,这是种冷酷的毒液,决不是希望人去啜饮它的,它具有一种强度,但却好比是脆弱的人造花那样,虽然带着鲜花的活生生的姿态,却不允许人们去抚摸碰撞。”我认为,川端康成所说的“累累的重伤”、“冷酷的毒液”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虽然川端康成在序言中认为,三岛描写它,“决不是希望人去啜饮它”,“不允许人们去抚摸碰撞”,但是,这只是川端康成的个人理解,而不是三岛的本意,否则,他为何要写作、发表这部作品?三岛由纪夫以后的经历,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他心目的日本军国主义之梦。 在三岛由纪夫的军国主义思想中,有一个现象值得认真对待,就是他与西方的关系。日本幕府时代的古典美学是闭关锁国拒绝西方的,只有在明治维新后的“新古典美学”才是与西方强烈互动的。这种互动在日本的国际关系政策上,一方面是积极靠近西方,争取西方的认可,另一方面是与西方争夺利益而大打出手。而三岛由纪夫身上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新古典美学”的特征。膜拜西方并与西方对抗相结合的怪物,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三岛很愿意向西方学习,并且想让自己在西方获得名声和成就,他非常在乎自己的作品在西方出版,也非常在乎诺贝尔文学奖。(日本历史 www.lishixinzhi.com)以至于有人说,他的自杀是因为川端康成获得了诺贝尔奖,三岛没有得奖后的结果。甚至还有人胡乱演绎说,川端康成认为自己得奖,三岛没有得奖,结果害了三岛,导致三岛自杀,川端康成因此而内疚,在三岛自杀后,最终自己也自杀了。这种说法虽然荒唐,但它的依据并非捕风捉影,因为,三岛由纪夫的确非常在乎自己在西方世界的成就,以及西方社会对他的评价。日本军国主义的实质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它也是来自西方社会的。三岛在文学成就上渴望西方的认同,恰如日本军国主义当年渴望与西方法西斯国家结成“轴心国”。 与此相反,三岛由纪夫在作品中又经常描写西方给日本造成的伤害,他的很多批判矛头也指向西方社会,或者日本国内某些西方势力的代理人。这种状态又恰似日本军国主义与西方在全世界争夺利益,相互殴打,并最终失败的命运。因此,三岛由纪夫对待西方的态度极为矛盾,一般人在评价三岛由纪夫时,往往只说他的文学作品在西方社会获得的声誉,很少提及他作品中反西方的内容。三岛由纪夫对待西方的矛盾,人们只愿接受他亲近西方的一面,而不愿张扬他与西方对抗的一面。这个现象的实质就是因为崇拜西方而不愿承认西方的巨大危害,其典型恰恰集中体现在三岛由纪夫的军国主义思想中——它来自西方,却危害西方,也危害全世界。三岛由纪夫认为西方对日本的危害,在战败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不客观的。他掩饰了日本也是一个施害者的本质,只强调日本是一个受害者,从而淡化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骗取了人们的同情。三岛由纪夫解决西方危害的方式,虽然号称是属于日本传统的“古典”方式,实际上,这种“古典”依然是来自于西方的军国主义,是一种“新古典”,而非原属日本自身的真正传统。只不过,在美国人主导日本政治的年代,这种军国主义的“新古典”,不太容易大行其道。这才是三岛由纪夫自杀的真正用意。三岛由纪夫的军国主义仍然是希望用西方的方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的失败在于,他没有意识到,西方文明是一个极不合理的、充满自相矛盾和有着严重缺陷的体系,靠西方军国主义的方式,救不了他心目中的日本,也救不了他本人。 《中国不高兴》一书提出了一个词,叫做“文艺腔”。在三岛由纪夫自杀一事上,“文艺腔”大量地存在。三岛由纪夫作品的中文翻译者之一唐月梅说,三岛的自杀是追求“至美”,另一位中国著名作家余华说,三岛的自杀,让他作品中所迷恋的死亡和鲜血,“终于站了出来,死亡和鲜血叙述了三岛由纪夫”。类似的“文艺腔”还很多,除了美化死亡外,还具有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因此,在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事件中,我们必须坚决地摒弃“文艺腔”,才能真正看清三岛由纪夫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狂的实质。 三岛由纪夫因为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声誉,在日本也如日中天。在这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下,他在日本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取名“盾牌社”,成员很多是日本著名大学的学生。这个“盾牌社”很快成为三岛的私人武装,他们一方面采取歃血为盟的方式凝聚社团,另一方面把三岛由纪夫当成至高无上的领袖,或称指挥官,或称司令官。三岛还为“盾牌社”的成员设计了军队化的制服,以土黄色为主,领口袖口饰以绿色。三岛由纪夫号称自己崇尚中国哲学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他在文学作品中描述了大量军国主义思想后,便开始以“知行合一”的理论来实践自己的理论。在这里必须指出,“知行合一”的前提是正确的“知”,而三岛由纪夫效法“知行合一”的前提是极端错误的军国主义,因此,他的“知行合一”根本不是王阳明的真髓,而是歪曲。如果他对“知行合一”的理解能够成立,那么信奉偷盗、信奉杀人的人,岂不都可以标榜自己是王阳明的信徒?西元1970年,三岛写完最后一部作品《丰饶之海》后说,“这部小说写完,就是我采取行动的日子”。他在一封给西方朋友的信中说:“为了目前逐日急速消灭的日本古老美好的传统,为了实现文武合一的固有道德,我决心牺牲自我,以唤起国人的觉醒!”那么,三岛由纪夫所谓“日本古老美好的传统”、“文武合一的固有道德”究竟是什么?那就看看他自杀的经过吧。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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