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李鸿章是怎样促进中国铁路的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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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晚清时期,“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的口号的提出收到了怎样的效果
晚清时期,李鸿章是怎样促进中国铁路的发展的
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他所面临的,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断力,各种各样的阻碍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软肋。
李鸿章修铁路的事情,可以说明洋务运动的艰难,也可以说明李鸿章的苦心孤诣以及坚忍不拔。
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它是人类改变生活观念的一个标志,是集人类想像力、创造力和挑战自然雄心为一体的里程碑。早在1863年,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就收到上海27家英法洋行老板的联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洋人们说,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
李鸿章把这个建议报告给了朝廷,朝廷根本就不予答复。但李鸿章一直锲而不舍,1874年清廷组织著名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再次提出要修建铁路,那本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就曾阐述了应该修铁路的理由。见朝廷一直无声无息,只好阳奉阴违,准备在唐山的煤矿区修一条十来里长的铁路。就这条短短的铁路,也费了李鸿章九牛二虎之力。
1881年6月9日,这条十多里长的铁路终于完工了。这一天,也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李鸿章特地选定这一天来剪彩,真是用心良苦。
很快,流言蜚语来了,说火车行驶震动东陵,而且喷出的黑烟有伤庄稼。结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的车皮再次被驴马替代———中国第一条铁轨上出现了咄咄怪事,一大群驴拉着重重的车厢在铁轨上奔跑。
这一耽误,又是好几年过去了。1880年,李鸿章的老部下刘铭传就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在任上,刘铭传上了一道《请筹造铁路折》,要求在台湾以及国内大兴铁路。刘铭传的奏折,是李鸿章的授意。这在清廷中重新激起轩然大波———赞成修铁路的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臣,比如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反对势力主要来自朝中官员,尤其是满族官员。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来到了京城,面见慈禧时,李鸿章送了慈禧一件小玩意———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李鸿章真是用心良苦,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于朝廷决策者的一次铁路交通的启蒙教育。
不久,一条长1500米的微型铁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6节车厢的小火车,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园内绕了一个大圈,比乘马车坐轿子更稳健快捷。经过这一次切身体验,慈禧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5个月之后,清廷终于发布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
这一年,距李鸿章首次上书倡导修建铁路,整整过了14年。在这14年中,李鸿章锲而不舍,力促铁路在中国的实施。这样的耐心和执著不由让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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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的口号的提出收到了怎样的效果
中国的邻国日本,打赢了日俄战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一跃成为东方最具实力的榜样国家,这无疑唤起了中国人民奋勇抵抗列强侵略的希望。同日本人一样,他们也越来越憎恨西方列强的控制。他们为本国铁路大部分归外国人掌管而感到愤愤不平。在中国总共6300英里的铁路里程中,只有1930英里处于中国人自己的掌握之下,俄国控制了1077英里,比利时人控制了903英里,日本人控制了702英里,德国人控制了684英里,英国人控制了608英里,法国人控制了396英里。中国人准备结束这种铁路被列强分占的局面,于是决定不再向外国人出卖任何路权。他们打算自己管理铁路,自己开采矿山,总而言之,自己独立地处理自己的事情,自力更生。 晚清铁路 >“被你们称之为‘青年中国党’的那些运动,”一位中国绅士在《申报》(Shanghai News)上撰文,“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不成熟,但其思想根源是中国人对西方不公待遇的强烈不满。这个运动之所以提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的口号,其真正目的是希望在平等的基础上重建中国同欧美各国的关系。总之,他们希望在华的西方人士能够改变脑袋中的固有观念,即上帝创造了三万万中国人,就是为了让英国及其他国家来做生意的,就是为了让西方人牟利的。因此,目前能够减轻这种针对西方的敌对情绪的唯一办法,就是变革,西方和中国都要变革。” >《申报》 >意土战争的爆发更强化了中国人的这种感觉。战争由谁挑起在中国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为中国的国内媒体提供了另一项证据——白人在亚非的领土野心是机枪大炮开道,而不是什么新约《圣经》。对此,中国的《国家评论》(The National Review)不无讽刺地写道: >意土战争 >土耳其、摩洛哥、波斯和中国在被迫改变他们一脉相承的生活轨迹时,需要承担多大压力,而这些国家在被“心慈手软”的欧洲列强玩于股掌之间时,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在波斯,俄国阴谋家们正支持前任波斯国王发动反革命政变,几致波斯覆灭;在摩洛哥,过去几个月中,那里俨然成了欧洲列强的斗鸡场;土耳其,列强环伺,时刻面临战争威胁,举国上下濒于亡国灭种的危机边缘;在中国,北有俄国,东有日本,两位友邻均对其“痛下杀手”,而欧洲列强们,正如他们此时在欧洲所做的那样,都是静待一边冷眼旁观。许多人会问,为何这些觉醒中的古老民族迟迟未能抓紧西方向他们伸出的友谊之手。每当我们回想起上述那些国家蒙受的屈辱,我们就不会觉得有丝毫惊讶了。所有的胜利者必须要有谦逊的品质,绝不应该在得胜之时故意羞辱对手。然而没关系,这正是考验我们东方醒狮忍耐力的时候,我们必须谋得这世界舞台上的一席之地,尽管我们不一定比不上西方人的“至善至美”。亚洲世界正在崛起,西方是否心存惧意? >《中国革命191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阿瑟·贾德森·布朗著,季我努译,重庆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作者 阿瑟·贾德森·布朗 著名传教士、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他曾游历多国,并与多国皇室政要有密切往来。布朗曾分别于1901—1902年和1909年到访中国,并对中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先后写下了17本调查日记。在华期间,布朗利用传教士的身份往来于官方和民间,并与袁世凯有过亲密接触。不同于西方傲慢的学者,布朗对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有独到而清醒的认识,著有《中国革命191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近东与远东》《远东的主人》等多部作品。 >译者 季我努 国内著名民间学术团体,以整理出版中国近现代史料为职志,代表性作品有《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等。 >编辑: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所研究生 萧宸轩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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