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成替罪羊

Posted 2023-01-05 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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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成替罪羊

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办理过程中，清政府的基层官员、高级官员、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以及官场内的洋务派和顽固派都参与其间，不论他们彼此间有多少不同和矛盾，正是这种互相作用的“合力”，形成了“天津教案”的“政府处理”。“中兴名臣”曾国藩，因代表清政府对“天津教案”进行处理而物议沸腾，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不久便撒手人寰。

这固然是他个人的无奈喟叹，其实也是清政府已丧失正确应对现实能力、进退失据、难逃覆亡命运的隐喻。天津教案说明：一、面对谣言，政府一定要尽快澄清事实，不能认为某些民间谣言有利于己就任其泛滥，更不能推波助澜。二、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观点从来很少完全一致，经常互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如果其中某一派想利用“民意”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很可能失控，给政府、社会、民众都带来灾难性后果。

万人聚集在天主教堂外

了解“天津教案”及清政府的应对措施，自然不能无视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传教活动引起的与中国官方、民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这一基本背景。在士大夫、官绅和一般民众眼中，洋教自然是“异类”，有关其各种传闻一直不断。其实，早在列强还未侵华的明末，就有传教士使用迷药拐人，将人杀死后切割人的肢体、器官用以和药的传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以后，这种传闻越来越多。

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等。而天主堂坟地的死婴又被草草浅埋，婴儿尸体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已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拐童罪犯。天津知府张光藻从外地赶回天津当晚对二犯提审，第二天便将二人处决，据天津府的告示说二人姓名为张拴、郭拐，“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是实，更重要的是这张告示强调：“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在处决犯人的告示中写入并无实据的“风闻”，其真实意思却是想强调“风闻”的“真实性”，客观效果也正是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由于官府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此时，天津百姓已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Victor）乖戾暴躁地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急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按中方说法，丰大业在刘杰与之辩论时，刘杰的一名跟丁挡在前面不让其走，丰大业拔枪就射，打死了这名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愤怒的数百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

天津地方政府之所以在一开始以官府告示向民众指明教堂迷拐儿童、剜眼剖心制药，盖因朝中势力颇大的顽固派向来主张利用民意来抵制洋人。因在“祺祥政变”中立大功而深得慈禧信任的醇郡王奕，在1869年曾公开发表议论，主张：“设法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如果外国使馆人员向清政府控告、请求保护，清政府应“以查办为词以缓之”，甚至可以“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所以，这次愤怒的天津民众焚烧教堂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怕事闹大派人将教堂前的浮桥拆毁以阻人前进，但以激烈反洋教著称的提督陈国瑞却派人重搭浮桥，并立马桥头为群众助威。

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当然也反对洋教，但认为顽固派的办法是不识时务，不仅行不通，而且是在玩火，非常危险。他们一方面主张对教士教民不能过于迁就，一方面又“且恐民间积恐已深，万一以诛杀教民为名，势必至衔恨之人群起而应”，到那时就会惹出大事，招致列强武力干预，所以“尤可虑者，民心既已煽动，后患不可胜言”。

“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说明“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乘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京城的“夷酋”尽戮。著名的顽固派代表、内阁学士宋晋奏称育婴堂“有装幼孩眼睛”，连慈禧太后也深信此点，向曾国藩谕道：“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尽管顽固派对政府决策有相当影响，但他们毕竟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与洋人谈判的重任，不能不落在洋务派官员身上。天津本属直隶，名重一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自然是处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选。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朝廷开始态度一度强硬，曾下令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并表示要在各地作军事准备。

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勘查，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此时曾国藩也即清政府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对民众，曾国藩在《谕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针对他们在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情况下“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告诫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对法国，曾国藩拒绝了法国提出的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此三人以抵命的要求，认为如此处理“我朝廷命官”太丢国家、政府的脸面，并以养病为名将张、刘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风头;陈国瑞因有奕保护而送往京城。

这时，清廷已急于解决危机，政策有变，总理衙门一日一催，且反指曾国藩有包庇犯官之意。曾国藩忙又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送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决将张、刘二人发遣黑龙江赎罪，仍未如法国要求将其处死，而“反教”最激烈的陈国瑞却“赖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扬州治病”。而对法方提出的缉拿凶手的要求，曾国藩知道难以拒绝，于是匆匆忙忙“缉拿”了20名“凶手”判决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其实，其中有些是已判决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证。对这种不讲证据的“一命抵一命”的做法，连他的门生李鸿章都不表认可，急忙去信劝阻。

在津案处理后期还未议结时，因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将曾任两江总督多年的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最后议结津案。曾经不赞同曾国藩的李鸿章接手后，才感到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不通，还真不能不“一守曾国藩旧章”。只是由于被打死的20名洋人中4人是俄国人，俄方此时只索高额经济赔偿并不要中国人“一命抵一命”，所以他只是将原判20人死刑改为16人死刑，其余如支付法、俄等国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完全照旧。

子婴为何成了毁掉大秦帝国的替罪羊

　　那么，子婴乃何许人也?在他统治大秦帝国的短短46天，他为奄奄一息的大秦帝国做了哪些苟延残喘的为政举措?他投降义军究竟是不是明智之举?
　　一、身世之谜
　　关于子婴其人，最先出现在《史记・蒙恬列传》中。秦二世即位后，与赵高狼狈为奸，先后杀死自己所有的兄长姐妹，又将蒙恬囚禁于阳周，日夜密谋，罗织罪名，欲害死蒙恬。
　　面对腥风血雨的政治气候，这时，子婴出现了，他不顾生命危险，毅然进谏，劝说秦二世不可诛杀蒙恬。子婴说：“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同时对秦二世晓之以理：“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臣窃以为不可。”
　　虽然秦二世最终没有听从子婴的建议，但这段情节足以说明，在当时的朝廷中，子婴肯定是一位德高望重、才能出众、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否则，惹恼了杀人魔王秦二世，弄不好就会有杀身之祸。那么，子婴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身世为什么成为千古之谜?
　　这一切都与司马迁的《史记》前后矛盾的记载有关。《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道，赵高逼死秦二世之后，“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而《史记・李斯列传》中却说，赵高“乃召始皇弟，授之玺。”这里就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子婴为秦二世兄长的儿子;另一种是子婴为秦始皇的弟弟。
　　同样出自《史记》，究竟哪种记载属实?司马迁写《史记》时，大秦帝国灭亡已一百年了，这是司马迁的笔误，还是当时的司马迁也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所以索性将两种说法都写进去，任后人考证?对此，历代历史学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二、诛杀赵高
　　秦二世被逼自杀后，赵高刚开始想趁机篡位。《史记・李斯列传》记载道，赵高“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只好宣布立子婴为帝。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说，赵高“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王玺。”此时，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子婴显示出了果断睿智的政治才能，几年来，赵高残害忠良、卑鄙无耻的一举一动子婴都了如指掌，他决定趁此机会为国锄奸，杀掉赵高。为此，子婴与家人精心策划，只等赵高上钩。
　　五日后，赵高几次派人请子婴到宗庙接受玉玺，子婴都以身体有病为借口，拒绝前往。这下赵高着急了，亲自到斋宫去请子婴，见到子婴，赵高问：“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早已做好一切准备的子婴见时机来到，一声令下，心腹韩谈手起刀落，杀死赵高，子婴随后下令将赵高三族全部诛灭。对此，后世史臣赞叹道，子婴“于户牖之间，竟诛猾臣，为君讨贼”，其谋略可见一斑。
　　三、身死国灭
　　子婴诛灭赵高后，刘邦的义军已经攻破武关，进入关中。子婴没有束手待毙，而是立即调兵遣将，在i关据守，企图抵御刘邦的义军。
　　但是，巨鹿之战后，项羽“坑秦卒二十余万人”，大秦帝国的将士们早已吓破了胆子，哪里还有勇气抵抗。刘邦率兵绕过i关，在蓝田两次大败秦兵，乘胜占领霸上，兵锋直指咸阳，并派人劝降子婴。此时，群臣也众叛亲离，子婴见大势已去，无奈之下，只好出城投降刘邦，这距他登上王位仅仅过了46天。
　　刘邦手下诸将劝刘邦杀掉子婴，刘邦没有答应，说：“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杀之不祥”，把子婴等人交给相关官员看押。但随后项羽引兵到达咸阳，项羽为报国恨(楚国灭亡)家仇(祖父项燕、叔父项梁皆与秦兵交战而死)，也防止秦朝死灰复燃，当即下令杀掉包括子婴在内的所有秦王宗室，并火烧秦王宫。
　　四、备受指责
　　就这样，大秦帝国终于在子婴手中轰然倒塌，子婴成为了毁掉大秦帝国的替罪羊。后世指责子婴，其实就是子婴当时除了投降，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向西逃窜，回到秦国发迹之地，以图东山再起。如果那样，其宗族也不至于被一锅端。但历史没有假设，我们设身处地回到当时的情景，行事精明的子婴未尝没有想到逃跑。刘邦兵临城下，派人前来劝降，子婴肯定也是在深思熟虑之后，为保全宗族，方才接受刘邦的条件，出城投降。但历史留给他思考的时间实在太短暂了，仓促之间，他哪里能想到，在刘邦后面还有一位势力强大且报仇心切的项羽?他如何能想到，此后局势发展到刘邦尚且不能自保，哪里还能顾得上大秦王室的死活?
　　历史对子婴的记载虽然寥寥数语，但从子婴劝谏秦二世，到诛杀赵高，这一系列的举动，我们都能看出子婴是秦始皇死后，大秦帝国头脑最清醒，并具有高超的策略和才能的一位人物。但当时的大秦帝国已经是“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全”，面对这样的一个烂摊子，子婴“虽有周旦之材，”终也无力回天，最终身死国灭。
毁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