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为何陷入通敌叛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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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李鸿章为何陷入通敌叛国案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李鸿章为何陷入通敌叛国案

2、欧洲历史 丹东犯了通敌叛国罪吗

李鸿章为何陷入通敌叛国案

1894年9月8日,正当中日两国在朝鲜惨烈激战时,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弹劾正当前敌的直隶总督李鸿章,罪名是腐败、通敌。在这篇《奏陈北洋情事请旨密查并请特派大臣督办天津团练折》中,张仲指控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向日本人出售大米和煤炭,李经方甚至与日本王室攀亲,还在日本开了一家洋行。张仲承认这些都是风闻,“始闻之而诧,继而不能无疑,如果属真,则自无怪乎纵容奸细、售买米煤之种种乖谬矣。”张仲说天津日本间谍案被破获后,还查出地雷炸药八箱,但李鸿章却在审理后,不仅隐匿不报,而且私放间谍,并给银资行。这个间谍案后来在紫禁城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石川伍一其人

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又名义仓告,1866―1894),日本国秋田县人氏,时年28岁。在甲午战争中被捕的众多日本间谍中,石川伍一的影响力非常大,除了被中国官场作为政争武器外,他还牵涉到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和重庆号事件,与中日英和中日美两个三角关系都有瓜葛。

石川伍一是甲午战争史中最为著名的日本间谍之一,原因就是他被不少史学家认为是引爆甲午战争的高升号事件的罪魁。英国商船高升号被中国租用运兵,当时中日并未宣战,该船由英国船员驾驶,且飘扬着英国国旗,却在朝鲜海面被日本军舰打沉,千名中国士兵和欧洲船员罹难,震惊世界。据受雇于日本信义洋行的德国人透露:“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并随时用铅笔注载……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这位“才具甚大”的倭人就是石川伍一。

其实,也有研究者质疑石川在高升号事件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其实是天津电报局的电报生泄露了高升号的开航时间等情报,但这一说法缺乏直接证据,而且电报生其实并不掌握密码,而电讯本身日军完全可以监听截获,故真正绝密的情报需要收买内奸获得。

石川伍一是日本秋田县人,幼读私塾,入标榜“兴亚主义”的兴亚学校专攻中文。于1884年18岁时来华,在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带领下精研汉语,随后加入设在汉口的日本间谍机构乐善堂。他曾受命与另一间谍松田满雄到中国西南地区调查。松田满雄是熊本县人,后来在战争中充当翻译,战后还参与了盛宣怀大冶铁矿的合作事宜。他们两人的任务,一是调查全川情况,二是了解川南的苗族,三是调查西藏的牧场。他们以成都为中心,足迹遍及全蜀,直达西藏边界,其间曾遭到当地土著的包围和攻击,并被官府怀疑是奸细甚至一度入狱,多亏石川能说流利的汉语才得以逃脱。

逃脱后,石川曾设想到西藏经营牧场,为乐善堂筹集经费,甚至希望能仿效三国故事,割据四川,另立一国。石川等人撰写的西南报告,庞然巨册,并附以十分精密的地图,被日本军事当局当做极为珍贵的资料保存。

李鸿章的难言之隐

此后,石川到天津担任日本武官关文炳的助手,到蒙古、西安、洛阳等地刺探军情。在关文炳死后,他又配合其继任者井上敏夫,测量黄海的重要军港及航道的水文资料,为日后日军入侵提供了重要情报。在天津期间,石川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成功收买了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又称刘树、刘五等),获得大量第一手军事情报。

石川的暴露,牵涉到另一外交纠纷重庆号事件。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往返于天津和上海之间,高升号惨案发生不久,天津当地民众冒充清军搜查并痛殴了搭乘重庆号撤离的日本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意外地搜获日本间谍泷川具和发给天津领事馆武官的密信,获悉了潜伏日谍石川的动态。日本外交人员及侨民均在开战后撤离天津,只石川伍一及钟崎三郎两人受命潜伏,但因美国领事坚决反对其留在租界内,石川遂搬到刘家,而钟崎则转往关外,并在那里被捕。

石川在搬进刘家的次日(1894年8月4日)清晨,就被天津城守营拿获,当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即向李鸿章汇报此事。在初审中,石川口风很紧,不承认自己的间谍身份。而受托分别为日本国护侨的美国,则开始积极干预此案,婉转希望“如遇有日本人改装在内地作奸细者,即将其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国,使之不得与内地华民交接,于中国防泄军机似亦为无碍,且此办法,已足为惩其作奸细之罪。”美国的逾情之请,被中国政府拒绝,总理衙门表示将根据国际公法,处决战时间谍。

石川被捕后第10天(8月13日),上海法租界又破获楠内有次郎、福原林平间谍案,两人随即被租界当局送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庇护。6天后(8月19日),藤岛武彦、高见武夫在浙江被捕。此三案因美国插手而相互关联,其中最早且危害最大的石川一案,成为事件焦点,关联到另两案的处理思路。美国插手的三个案件,石川的情节并不复杂,却牵扯更深。除了中美关系外,还卷入了朝廷内部的倾轧。而李鸿章也确有难言之隐,因泄密的军械局,其总办正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

在沉默了12天后,李鸿章于8月15日向总理衙门正式报告石川一案,但称仍在审讯中。

至此,石川一案已经与前线军情、中美外交及中国内政瓜蔓相连,日本人也知道其已无生望。在华间谍首脑宗方小太郎感叹道:潜伏于天津的石川等间谍“终死于豚奴之毒刃,亦不失为一世之快男儿也。足以愧死肉食苟安之惰夫矣。予望其从容就死,示奴辈以神州男儿之真面目。”

欧洲历史 丹东犯了通敌叛国罪吗

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气象风云变幻,激烈动荡,诸多不安的因素威胁着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一批波旁王朝的流亡贵族更是勾结国外封建反动势力,伺机颠覆新政权。然而法国共和政府始终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为了防止国家机密被间谍盗卖给敌人,打击保王党残余分子与奸细的破坏活动,曾组建了著名的公安委员会和革命法庭,镇压了敌人内外勾结的破坏活动,保卫了共和国的安全。但是,在日益尖锐复杂的党派政治斗争中,“通敌”的罪名往往成为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凡持有不同政见者动辄就被扣上“通敌”的帽子。到1793—1794年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更是走到了极端,甚至连雅各宾派自己的领袖人物也难以幸免,乔治*雅克*丹东便是其中之一。

丹东早年是一位律师,1798年革命爆发后被选入议会,曾任著名的科尔得利俱乐部主席、共和政府的司法部长等职,与马拉、罗伯斯庇尔一起并称为雅各宾派的“三巨头”,为拯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雅各宾派专政建立后,丹东认为民主政治已经确立,主张对内实行法治,对外休战议和,提倡宽大和人道。他的这些主张引起了激进派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等人的不满和反对,致使雅各宾派走向分裂。1794年3月30日,丹东被捕入狱,圣茹斯特指控他勾结米拉波,从王室领取贿金、图谋劫持国王路易十六外逃,与吉伦特派结盟、主张对敌人和解与宽容、与可疑的外国人勾搭、个人财产急剧膨胀……。面对这些指控,丹东曾作了自我辩解:“……我卖身?我?我这样的人是无价之宝,是买不起的。这样的人额上有用火烙上的自由和共和的印记”,“虚荣与贪婪从未主宰过我,从未支配过我的言行,这种情欲从未使我背叛人民的事业,我对我的祖国赤胆忠心,我把我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她”。然而,这些辩解没起到任何作用,就在这一年的4月5日,丹东还是以通敌叛国、危害共和国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丹东一案可说是疑团重重,扑朔迷离。他是否真的犯了通敌叛国的罪名,这与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急剧膨胀的个人财富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革命时期,法国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句名言——“庇特的黄金”,“庇特”指的是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小)庇特,这句话的意思是由英国政府出钱包庇法国的流亡贵族及特务在法国从事间谍活动,旨在颠覆法兰西共和政府。早在1798—1790年有人诬陷马拉一案时,丹东就遭到流言蜚语的攻击,称他是“密探”、“英国间谍”、“王室走狗”,甘愿“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想收买他的人”等。后经科尔得利俱乐部向各区及制宪会议、市政厅发出为丹东辩解的陈情书,流言蜚语才稍微平息。然而,丹东大批的私人财产却始终为人所怀疑。在革命期间丹东成为了一个新型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在1790年底他还债台高筑,到1791年不仅偿还了所有债务,还购置了大片田产及新的住宅,物质财富出现令人瞠目结舌的膨胀。据说,丹东被捕后,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英国外交部给当时在巴黎从事阴谋活动的银行家别尔列格的指令信,要他向信中指定的一些人支付欠款,以作为效忠英国的报酬。人们怀疑丹东即是领取钱款者之一,否则信件怎么会在他手上。据此,史学家们推测,在最后审判丹东时,革命法庭曾出具丹东与英国勾结的证据。

1794年“热月政变”后,国民公会为那些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死去的议员平反时,恰恰没有提及丹东,这又引起了人们的揣测。1803年,一位保皇党人潜回巴黎时被拿破仑当局抓获,他在供词中称丹东曾经参与劫持路易十六外逃的密谋,并以此向英国人索取高额酬金。后来另一名保皇党人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于此的记录。1851年公布的米拉波与王室代理人马克公爵的通信中曾提到“丹东收到3万里弗尔”,这更加使丹东的名声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是,差不多与此同时,也有人在为丹东辩解。1848年革命前夕,史学家韦尔奥梅精心收集资料,试图证明丹东的财产是取之有道的。著名史学家米什莱在自己的著作——《法国革命史》中称丹东是“大革命的天才”、“法国人民的象征”。后来的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的一些历史学家也纷纷著书撰文来证明丹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毕生从事法国革命史研究的大史学家奥拉尔1902年出版了巨著《法国革命政治史》,他一生为丹东辩护,将丹东比喻成爱国主义的化身,惟一的革命巨人,认为“他表现出他是管理国家的巨人,即使他犯有一连串的错误,但在杀人和金钱方面,他是清白无辜的……”丹东的形象大大改变了,他又重新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但是,法国仍有不少史学家认为马迪厄的说法过于偏激,证据不足。对于丹东的评价形成了迥然对立的两派。丹东究竟是不是英国的间谍?他究竟是否领取过“庇特的黄金”?除非找到新的确凿的证据,否则这将是一段永远无法了结的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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