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大案――戊午科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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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晚清第一大案――戊午科场案

2、谁是此案幕后真凶 蜀汉第一大案费祎遇刺案

晚清第一大案――戊午科场案

当社会目睹违法行为麻木不仁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违法行为就会逐渐变成社会的潜规则,甚至进一步变成显规则,结果必然是有法不依,黑白是非不分,公平公正荡然无存。

清朝咸丰八年(1858年)为干支纪年的戊午年,这一年正逢首都顺天府(北京)的乡试(考中者为举人),主考官是协办大学士(从一品)、军机大臣蒙古正蓝旗人柏,副主考是户部尚书朱凤标和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八月初八日乡试一开场,即谣传在考场所在的贡院大堂发现了大头鬼,据传贡院中的大头鬼不轻易出现,出现一定有大案将要发生。九月十六日发榜,前十名中赫然见旗人平龄,他是一位著名的京剧票友,经常登台演出,因而引起舆论大哗,质疑优伶居然能高中举人。十月初七日,御史孟传金上奏咸丰皇帝,参劾此次乡试有舞弊行为,特意指出“平龄朱墨不符”。为了防止考官认出考生笔迹从中舞弊,清代科举考试规定考生亲笔所写的试卷用墨笔,然后指定人员用朱笔照抄呈送考官批改,“朱墨不符”即意味着平龄的试卷已经被篡改或调换。咸丰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全庆、兵部尚书陈孚恩会审此案,戊午科场案就此开场。

平龄被提审,但不久即死于狱中。等重新勘察平龄的试卷后,竟然发现其墨卷内的草稿不全,朱卷内也有七个错别字曾被人改动过。十月二十四日,此次乡试的全部试卷在圆明园的九卿朝房重新勘察,发现“本年乡试主考、同考荒谬已极”,有错误的试卷竟然有多达50多本,甚至有一人的试卷错别字达三百多字,竟然也中举。咸丰闻讯大怒,立即将主考官柏革职,朱凤标和程庭桂解任。讽刺的是,就在此次乡试结束不久的九月,柏升任正一品文渊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清朝只有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谓为“真宰相”,是真正的位极人臣。

随着案情的深入,柏直接卷入舞弊的证据浮出水面。考生罗鸿绎通过同乡兵部侍郎李鹤龄的关系,结识了同考官浦安;浦安又通过柏的看门人靳祥的关系,请求柏同意调换罗的试卷使其中举。事后罗又向柏、浦安行贿。咸丰九年二月十三日,载垣等人向咸丰汇报案情及处理方案,拟将柏“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由于柏是咸丰的爱臣,因此咸丰皇帝想替他开脱,但“诸臣默无一言”无人附和,而户部尚书肃顺当场力争,认为科举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应该严格执法,才能改变科场上由来已久的恶习,力主将柏明正典刑。在此情况下,咸丰认为柏“情虽可原,法难宽宥”,同意将他“斩立决”,但咸丰很痛苦,“言念及此,不禁垂泪”。随即同案犯浦安、李鹤龄、罗鸿绎与柏一同四人被押往菜市口斩首,此事震动朝野。有清一朝,极少有正一品大员被公开处斩,罪大恶极如和也仅是被赐自尽,连柏本人也认为皇帝会下旨特赦改为发配边疆效力,因此甚至还备好了行李,没想到等来的竟然是执行斩首的命令。

戊午科场案并未随柏四人被杀而终结,案情还在进一步发展。在之前的审讯中,浦安供称他听说副主考程庭桂曾烧毁过请托者递送的条子,程庭桂因此被捕,招认他的儿子程炳采接到过几个人的条子,都是通过几位高・干・子・弟的关系转送的,其中竟包括了参与审案的兵部尚书陈孚恩的儿子陈景彦。这些请托者和递送条子的高・干・子・弟全部被捕,咸丰九年七月全案审结,载垣等拟将程庭桂、程炳采父子共同斩首,咸丰念及程庭桂是两朝老臣,不忍将他们父子一起处死,法外开恩将父亲程庭桂发配军台效力,儿子程炳采仍然处斩,案中的请托者七人宽大免死发配新疆,戊午科场案至此结束。

顺治、康熙年间也爆发过两起科场案,所有考官都因舞弊被处斩。但到了平庸衰世的道光年间,官场秉承“多磕头、少说话”的原则,没有人敢批评时政,官员们在庸碌度日的同时却也不忘腐败。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场当然也难幸免腐败,递条子走后门蔚然成风,考官也不以收条子为耻,甚至以收到条子多为荣,已经完全忘却了这些行为是严重的犯罪。咸丰即位后,整顿吏治以纠正道光朝的腐败风气,依法处理科场案,竟将当朝“真宰相”公开处斩,这不啻是一记晴天霹雳,此后科场风气得到彻底扭转,无人再敢以人头试法。

戊午科场案不只是一个乱世用重典的故事,耐人寻味的是它反映了当有法不依,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人们对严重的罪行麻木不仁后导致的人心、风气的变化。作为工作勤恳、谨慎、周密而深得皇帝赏识、器重的一品大员,柏事后只接受了浦安16两银子的酬谢,因此他肯定不是为了贪图这区区16两银子而以身试法,他是囿于人情世故调换考卷以便关系人中举,他肯定认为这种行为已经习以为常,因此自己的行为并无不妥。柏确属罪有应得,但他又何尝不是腐败风气的牺牲品呢?当社会目睹违法行为麻木不仁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违法行为就会逐渐变成社会的潜规则,甚至进一步变成显规则,结果必然是有法不依,黑白是非不分,公平公正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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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此案幕后真凶 蜀汉第一大案费祎遇刺案

蜀汉延熙十六年元旦这一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怎么呢?这一天,费祎在汉寿大宴蜀国群臣,凡是驻留在汉寿这地儿的官员,不分官职大小,都被费祎请来喝酒。

费祎是谁?这个人大伙儿不会陌生。《诸葛亮前出师表》中曾两处提到此人——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

“至於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 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之 咎,以彰其慢。”

这说明,诸葛亮非常看重费祎,并委以重任。

事实的确如此,费祎是蜀国的重要人物。这个重要人物,有个众所周知的嗜好——喝酒。但他自制力极强,从不因喝酒而误事。

但蜀汉延熙十六年元旦这天,正逢过年,官员众多,费祎怎能不多喝几杯。此时的费祎,早已不是侍郎,而是蜀国大宰相。官员们自然逢迎,频频敬酒。费祎挺高兴,孟浪饮酒,很快便酩酊大醉。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官员又过来敬酒。

“我已喝太多,你这杯……”费祎话音未落,敬酒的官员突然扔了酒杯,打袖子里掏出一柄锋利的匕首,直刺费祎胸膛。

费祎此时已醉得头昏脑涨,根本来不及反应,匕首“噗”地刺胸而入,旋即拔出,典型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速度之迅猛,以至于费祎都没喊出声就咽了气。

在场的官员全都傻了眼,国宴席间,突发血案,并且被害人是宰相。

这个行刺的官员是谁?他为何如此亡命,选择这一时机行刺国家首脑?这无疑也是一次自杀性袭击。如此明目张胆地刺杀,虽然出其不意顺利得手,但自己还能活吗?

事情讲到这儿,又出现一个问题。费祎既然是蜀国宰相,为何不呆在当时的都城成都呢?原因很简单,为了抵御北方曹魏的进攻,同时也为了等待北伐中原的良机,费祎虽为宰相,而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驻留在汉寿,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东北。

费祎在汉寿呆了几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在他之前,前丞相诸葛亮多次领兵北伐,国力耗费很大。这几年,费祎执政,国家经济有所恢复,眼看着新年到来,自个儿心里也愉悦,于是摆下酒宴,犒劳群臣。万没想到,这一天竟是自己的死期!

这一刺杀大案震惊蜀国朝野。费祎身份显赫,又是蜀后主刘禅驾前的第一把手,他的被杀直接导致了蜀汉统治政权弱化,蜀国政局将动荡不安。但它的发生如此突然,令所有都人始料未及。

所幸的是,作案人不用追捕,他就在眼前。群臣都看得一清二楚,他竟然是费祎麾下的一个高级参谋。

他就是左将军郭循。在汉代,左将军本是高级武职,而在这个时期,只是一个名誉职衔,并无实权。但郭循一直受到费祎的器重,因此,他的实际身份是费祎的参谋。

那么,犯罪人郭循的作案动机就比较费解了。

是仇杀吗?一个呕心沥血的小幕僚,自然与主子心帖心。能有什么私人仇怨呢?谋财害命更不可能。谋财害命,作案人一定是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杀人劫财。而郭循的刺杀,完全是一个亡命徒。不惜同归于尽也要将费祎置于死地。

这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争权夺利,政治刺杀。

若按此推断,郭循的后面就笃定有一只幕后黑手。甚至是一个政治集团,一股政治势力。

郭循只不过是一个被人当枪使的亡命角色。因为,就他的官职身份而言,根本不可能与费祎争权,杀掉费祎无济于事。退一万步,即便可以争,也是谋杀,绝不会自杀性袭击。

先前说过,费祎器重郭循,郭勋是费祎的参谋,基本属于心腹一级的人物。心腹杀主人,只能说明一点:他不是心腹是假心腹,他潜伏在费祎身边已久。

短时间谁会拿一个人当心腹,这个潜伏期是比较长的,难道费祎没有察觉出一点蛛丝马迹吗?

费祎还真没有。这与他性格有关。

费祎的确是个人才,具有超强的记忆力和处理政务的能力。政务工作中,别人很难搞定的事情,对他来说轻而易举。因此,费祎心里是自得的,他认为自己是个天才,难免就有点放纵。说话办事也就大大咧咧,吊儿郎当。可他忘了关键一点:自己是一国宰相,装也应该装出一副兢兢业业样子来,以作表率。

这性情做派,使他马虎大意。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性格缺陷导致被刺身亡。当然,这只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郭循刺杀显然是策划已久的。费祎难以躲避。

是什么人,什么政治势力一定要将费祎杀死呢?

在朝内,只有一个人会与费祎的权势不相上下,他就是蒋琬。

这得从诸葛亮死后说起——诸葛亮身为丞相之时,权利非常大,他去世后,一方面蜀国再没有与他同样能力和威望的人物;另一方面,后主刘禅也不愿意再出现一个“相父”来管束自己。于是,刘禅就把丞相一职给废除了。任命蒋琬为尚书令,作为内朝领袖,实际上就是宰相。而费祎这时候任后军师。

没过多久。蒋琬又升了官,任大将军,兼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那么,尚书令的位置谁来坐呢?就是费祎。

这一时期,内超尚书台坐办公室的主官是尚书令费祎,他的直接领导人就是录尚书事蒋琬。

蒋琬当了一把手后,考虑到诸葛亮多次北出秦岭,讨伐曹魏均无功而返。于是打算多造战船,从荆州西部北上,奇袭魏国的魏兴、上庸等郡。这一想法改变了诸葛亮的既定方针,立刻遭到朝臣的普遍反对,其中包括费祎和姜维。

为此,蒋琬上书给后主刘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可惜,蒋琬上了书,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他就身患重病,才也没有好转。

刘禅只得擢升蒋琬大司马。但这个职务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一个荣誉职衔,权力比大将军录尚书事差远了。

蒋琬的原职务谁来接任呢?当然就是费祎。此时是蜀汉延熙六年,从这一年开始,费祎成为蜀汉政权的一把手。

但此时蒋琬也并未完全被架空,他还兼任益州刺史,也就是都城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一年后,也就是蜀汉延熙七年,魏国大将军曹爽率大军讨伐四川,最终在汉中的兴势,即今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北,被汉将王平击败。这一次战役,蜀国指挥官是王平,可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是宰相费祎。

兴势之战的胜利,使费祎的人气急剧飙升。而蒋琬在病重的两年中,刘禅对他明升暗降,以费祎来制约他。而费祎的权利欲望也挺强。蒋琬会因为这个原因派人潜伏费祎身边,而后刺杀他吗?

答案是:不可能!

原因有二:

一、兴势之战后,蒋琬已知自己大势已去,拖着病体也无法处理日常政务,就来了个顺水推舟,将益州刺史的位置也让给了费祎。至此,蒋琬交出了全部的实权。从这一点来看,蒋琬纵然有与费祎争权夺利的心,也没那个力。

二、蜀汉延熙六年,病重已久的蒋琬,终于去世。就在这一年,董允也继蒋琬之后去世。我们知道,费祎被刺的时间是蜀汉延熙十六年元旦。蒋琬若派人潜伏刺杀,怎么可能血案在十年后再发生,即便要干,也会趁自己剩下最后一口气时下手,方可了却心愿。

因此,即便蒋琬有刺杀动机,也缺乏行动能力和作案时间。

内部斗争的嫌疑排除,就只能是敌我斗争。这就得分析凶手郭循。这是个什么样人呢?这个人原名郭修,字孝先,是西平人氏。也就是说,他原是曹魏管辖区的人。而且,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身份是西平的豪族大户。他本人也非常有才能,在魏国的西部很有些声望。《魏氏春秋》中记录了他的履历:“素有业行,著名西州。”

那么,郭循是怎样到了蜀国呢?

这要说到费祎执政。他上台后,一改诸葛亮连年北伐的策略。因为当时蜀国经济状况非常糟糕。费祎就将主要精力放在内治方面。基本没进行过过大的进攻性军事活动。

但姜维与费祎不同,他坚持诸葛亮的战略方针,多次要求费祎下令北伐。

屡屡要求,费祎既不好一味退却,打击姜维的积极性,同时又担心姜维打败耗费国力,于是他想出一个折中的主意——只派一万人马给姜维。

姜维挺寒酸的,就靠仅有的一万人马骚扰曹魏边境,先后打了几仗,战国寥寥,只保持了进攻的态势。

到了蜀汉延熙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50年,姜维再度率军杀出祁山,进攻魏国的西平郡。但未能取得胜利,没拿下郡城就撤兵而回。而在这场战役中,姜维也有收获,那就是活捉了时任魏中郎将的郭循。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推断郭循是曹魏故意派来诈降,继而潜伏于费祎身边。其中就有两大疑点:

一、西门战役的发动者是姜维。郭循怎能算出姜维什么时候打西平?而且,在被俘后,他怎能确保自己不被姜维当场砍了?

二、即便郭循是临场发挥,诈降潜伏,他又怎能保证自己会受到费祎重用?并且他还知道费祎在多年后的宴会上会喝醉,从而行刺。能将这些都算计到的人,只能是神仙。

因此,曹魏利用郭循潜伏刺杀费祎是不可能的。

如此一来,这桩血案就变得匪夷所思了。郭循既不是蒋琬的手下,也不是曹魏集团的卧底,与费祎也没有任何私人恩怨。那么,他有什么动机要杀害费祎?并且是同归于尽的方式。

所有可能性都被排除后。我们只能从另一个新的角度来分析——那就是被害人死亡之后,谁会获得最大的利益?

毋庸置疑,费祎死后,政治获得最大利益的人,只能是姜维。而且,他与费祎的战略方针矛盾。,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姜维显然是身受费祎压制的。由此,他心生杀机也是情理之中。

再看陈寿《三国志·姜维传》里的一段记录:“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也就是说,蜀汉延熙十六年春天,费祎死亡。夏天,姜维就率领数万人的军队出征。

由此可见,费祎的死,对姜维来说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接着再看一段《姜维传》裴注里的记录:“傅子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脩布衣之业。”

这段话的总体意思就是说姜维这个人,功利心极强,且有城府。其中有四个字,尤为关键——“阴养死士”。就是暗地里培养为自己卖命的敢死之士。

而郭循刺杀费祎的行动,是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与“死士”行径别无二致。

就作案条件来说,姜维也很充分,活捉郭循的人是姜维,不杀反而送回朝廷的还是姜维。换句话说,姜维决定了处置俘虏的权利。他为什么不当场砍了郭循的脑袋,自然有他自己的想法。

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姜维怎能保证费祎会重用郭循?而且在两年内,作为降将的郭循就升到左将军的位置。

原因并不复杂。姜维是了解费祎的。他知道费祎希望在西州培养自己的班底。这一点,费祎是采取的诸葛亮的做法。从诸葛亮时代起,多次北伐都是走的是祁山一线。为了在陇西地区站住脚,诸葛亮非常重视拉拢世巨陇西的豪门大户。当年诸葛亮俘虏姜维后加以重用,就是为了让姜维帮助自己拉拢当地大户,从而平定陇西。因此,费祎重用郭循,和诸葛亮的策略道理相同。作为当年降将的姜维,自然知道其中的道理,他有足够的把握让费祎重用郭循。

这样说起来,刺杀费祎的幕后者就一定是姜维了吗?不,《资治通鉴卷》中对郭槐有不同的说法,里面曾记录了一个事:“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郭循多次想刺杀后主刘禅,却没有机会亲近,每次都被刘禅的护卫给挡了回来。

由此,出现了另一种推测,说郭循刺杀刘禅不成,才退而求其次刺杀宰相费祎。然而,这一推测实在矛盾。如果郭循屡次想刺杀刘禅,早就被千刀万剐了,怎会任其在朝中任职活动,到了延熙十六年年还被邀请去去参加宴会。

那么这个记录,真正想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为姜维洗清嫌疑。这郭循原本打算刺杀后主刘禅,无法得逞才转来杀其他目标,姜维总没动机杀刘禅吧。

但是,即便这个记录是费祎被刺案后来补上去的。姜维要操纵郭循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将郭循俘虏,带回朝中,是费祎重用了郭循,要说培养“死士”,总得给人一些恩宠吧。而这恩宠是费祎给的,不是姜维给的。郭循当“死士”,也该是费祎的“死士”怎么搞反了?

于是又出现一种推论:姜维俘虏了郭循,并没有收罗了他做为自己的死士,而是当场就把他杀了,继而采用了自己早已豢养的死士冒名顶替。接着,这个冒充的郭循就潜伏在费祎身边,得到左将军之位。然后十六年年初大会上,潜伏已久的郭循杀了费祎,完成了他死士的使命。姜维怕别人怀疑到自己头上,事后便在朝臣中散布谣言:说郭循早怀谋反之心,好几次想刺杀皇帝都被左右拦下了。然后大家恍然大悟,再不去怀疑姜维杀费祎的动机。

因此,无论从动机、能力、条件来分析、推理。费祎被刺案的幕后元凶只能是姜维,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嫌疑人。

当郭循刺杀费祎的消息传到曹魏后,当时的魏主曹髦下诏嘉奖郭循。追封其为长乐侯,食邑千户,并且拜郭循的儿子为奉车都尉,赐银千饼,绢千匹。而费祎死后,后主刘禅根据他对汉室所建的功勋,谥赠“城乡敬侯”,并为其举行国葬;将其安葬于汉寿城西门外社稷坛南边。并勒石竖碑镌刻:“汉尚书令费公敬侯之墓”。

费祎的死,给蜀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绝不仅仅只是朝政的动荡。要知道,费祎是蜀汉最后一个颇具才能且能服众的宰相。那么,一个谁都不愿接受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姜维为争夺权力,幕后策划了这一起刺杀费祎的血案,其后果是从根本上加剧了蜀汉的灭亡步伐。说他是蜀汉亡国的罪人,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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