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皇权的忠义之人 曾在多尔衮刀下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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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维护皇权的忠义之人 曾在多尔衮刀下脱身

2、监察权与皇权相互制约

维护皇权的忠义之人 曾在多尔衮刀下脱身

提到鳌拜,很多人都会先想到康熙智擒鳌拜的故事,相比于后来被称为圣主的康熙,鳌拜自然被人放在了对立面,成了权臣和跋扈的象征。但是,历史上真实的鳌拜,却是一位忠义之臣。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皇太极逝世,满洲亲贵在帝位继承上出现矛盾。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与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争立。皇太极生前统领的正黄旗与镶黄旗拥立豪格,而多尔衮自领的正白旗与镶白旗则拥立多尔衮。双方争持不下,形势极其严峻。

鳌拜不仅是战场上的一员骁将,也是皇太极忠心耿耿的心腹。镶黄旗护军统领鳌拜手握重兵,成为这场皇位之争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与两黄旗的其他大臣索尼、谭泰等八人会集于豪格府邸,“共立盟誓,愿死生一处”,密谋拥立肃亲王为帝。鉴于当时紧张的局面,鳌拜等严加戒备,密令兵丁守卫门禁,以防不测。

八月十四日,代善于崇政殿召集会议讨论继承人选。鳌拜于当天清晨与两黄旗大臣盟誓于大清门,坚决拥立先帝(皇太极)之子,并命两旗精锐护军全副武装环卫崇政殿,作好了不惜兵戎相见的准备。当会议之中争论不休时,鳌拜与效忠于皇太极的一批将领纷纷离座,按剑而前,齐声说道:“我们这些臣子,吃的是先帝的饭,穿的是先帝的衣,先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有如天高海深。如果不立先帝之子,我们宁可从死先帝于地下!”实际上是以武力威胁多尔衮不得觊觎帝位。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不得不作出让步,提出拥立皇太极第九子、6岁的福临继位,由自己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一同辅政。这一折衷方案最终为双方所接受。福临即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当时正值李自成起义军一路进逼北京、即将推翻明王朝之时,满族统治者内部在帝位继承问题上互相妥协,有利于避免祸起萧墙的悲剧,也有利于清军适时入关,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鳌拜是黄旗的重要代表,当初拥戴豪格,继而拥戴福临,在稳定清朝内部的继承秩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多尔衮权势欲极强,也非常有才干。他摄政之后,党同伐异,擅权自重。他首先打击的就是他的争位对手豪格及其拥护者。鳌拜本是豪格的坚定拥护者,又不阿附多尔衮,遭到残酷打击自是情理之中。在多尔衮摄政期间,鳌拜受到的大迫害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顺治初年。顺治元年,鳌拜随英亲王阿济格征讨退守陕西的李自成大顺军,立有大功。顺治二年八月,阿济格因为没有及时奉旨班师,而且谎报战功,受到处罚。阿济格是顺治帝的叔父,为人粗暴,藐视小皇帝,私下呼为“孺子”。清廷谕令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会同护军统领鳌拜召集部众,将阿济格“称上为孺子”之语传示晓谕。谭泰顾及英亲王情面,没有照办。鳌拜也因听从了谭泰之言未奉行谕旨,结果不仅征讨李自成的军功不准议叙,还被罚银100两。后来谭泰又与索尼相仇,互相攻击,鳌拜因庇护索尼再次获罪,几被革职。

第二次发生在顺治五年(1648)。当年二月,征讨张献忠大西军的豪格大军凯旋回京。参领希尔良因冒功邀赏一事遭到处罚,鳌拜也以勘察不实而被议处“应革职,罚银一百两”。三月,贝子屯齐告发郑亲王济尔哈朗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后又包庇豪格的种种罪状。鳌拜诸人谋立肃亲王之事也被同时告发。多尔衮借此事兴起大狱,严讯诸人。最后,鳌拜以欲立豪格、与诸人盟誓等罪名论死,得旨“罚锾(huán)自赎”。四月,侍卫廓步梭又告发鳌拜在皇太极死时“擅发兵丁守门”,再次论死,改革职为民,得旨免革职。鳌拜虽以大功凯旋,在短短数月间却被论死两次,可见其所受打击之严酷、境遇之窘迫。

鳌拜所受的第三次打击是在顺治七年(1650)。这年七月,多尔衮生病,暗示贝子锡翰,想请顺治帝亲临探视自己,锡翰遂秉承其意“请驾临幸”,多尔衮却又以“违令渎请”罪之,并追究鳌拜包庇之罪,论死,后改免死罚赎、降爵。是年十一月,多尔衮死,顺治亲政。总之,在多尔衮摄政期间,鳌拜有功而无赏、无罪而受罚,三次论死,备受打压。

顺治亲政后,鳌拜可以说是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顺治闻知鳌拜、索尼等人曾经盟誓“一心为主,生死与共”,忠心耿耿,遂对鳌拜极为敬重,视为心腹重臣。从此以后,鳌拜随侍顺治身边,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各类事务,如商讨本章批复程序、联络蒙古科尔沁部、协和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关系、祭奠过世王公妃嫔、协助会审案狱,并倡议“大阅以讲武”,自教武进士骑射,等等。应该说,鳌拜在这一段时间内表现得非常出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顺治对他也十分关心和信任。顺治十三年(1656),鳌拜旧伤复发,卧床不起,顺治亲临鳌拜府邸去看望慰问。顺治十四年(1657)冬,孝庄太后(即皇太极妻博尔济吉特氏)病重,顺治朝夕侍侯。鳌拜也没闲着,昼夜于宫中侍候,都顾不上自己休息吃饭,深获顺治帝的赞赏。

综上所述,鳌拜作为“天子自将之师”镶黄旗的重要将领,忠心事主,始终不渝,在皇太极去世后坚决拥立其子为皇位继承人,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最终争得福临继位。他为此与睿亲王多尔衮结下怨仇,在后者摄政期间,多次遭受残酷打击,三次论死。当年曾一起盟誓的黄旗大臣这时早已分化瓦解,改变初衷转而投靠多尔衮者(如谭泰)大获好处。故主皇太极既已去世,其子福临也得以即位,鳌拜此时完全可以为谋求个人利益而党附多尔衮,这在古往今来的官场上是司空见惯之事。但鳌拜面对如此险恶处境,却仍然不屈不挠,始终没有迎合多尔衮。就此而言,鳌拜作为清初一员骁将,其性格是耿直倔强、敢于抗争的。他对故主皇太极忠心耿耿,一片赤诚,而对顺治也始终坚守臣节,称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忠义之臣。在目前热播的影视剧中,鳌拜形象给人们留下的都是骄横跋扈、贪婪不法的奸恶形象,他的忠贞耿直这一面恐怕还是鲜为人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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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权与皇权相互制约

一、引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一种以权治权、纠举不法的政治调节器和制衡机制。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和维护自己的皇权地位,十分重视发展监察制度,尤其是在唐朝中后期,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将监察制度作为自己排除异己的工具,至此,监察制度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唐朝是古代监察制度的成熟完备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制度设计、监察效能、监察方式及监察官员的选任与考核等方面。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唐朝的监察制度,它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但这并不影响唐朝监察制度在古代监察制度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二、 制度设计: 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分权制衡特征

唐朝在中央设置御史台作为最高监察机构,下设台院 殿院、察院三院;在地方监察方面, 派遣监察御史出巡地方,这一职责主要有察院负责。除此之外,还在地方设置观察使、巡院、 录事参军事等系统,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机关,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一般不受其他机构的干涉, 可以直达皇帝。御史甚至可以对皇帝的违失予以纠正。如武则天在位时,宋璨的纠正违失便是典型例证。御史中丞宋臻在武则天时,频论时政得失,引起武后的反感,“寻敕璩扬州推按,又敕璩按幽州都督屈图仲翔赃污,又敕臻副李峤安抚陇、蜀。瑕皆不并行。”并上奏:“故事,州县官有罪,品高则侍御史,卑则监察御史按之,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今陇蜀天变,不识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最后,武则天只好不了了之。如上所述反映出御史监察权力之大,独立性之强。

唐朝统治者采取各部门相互监督,以小官牵制大官的方法维护自己的皇权统治。唐朝的监察御史从正八品上,位秩在县令之下,但监察权限之大是其他官员所难以望其项背的。监察御史除分察州县外,还有权监督六部尚书及其他官员,不仅监察官员的政绩,还从官员的品德、 学识、从政经验等方面进行监督,监察范围扩大。唐朝对监察御史实行的“位卑权重”原则,一方面便于皇帝直接控制监察权,防止其他同级乃至上级官员干涉地方事务。另一方面,监察御史直接对皇帝负责,可以消除他们心中的顾虑,鼓励他们敢于言谏,纠举群臣,保证监察职权的正常发挥。

唐朝监察制度的这种制度设计,不仅有利于监察机构和监察职能的发挥,对维护唐朝的封建统治秩序也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许多弊端。

(一)唐朝监察机构虽设置完备但存在严重重叠问题,监察职权繁杂。监察官员除享有自身的职权外,还享有司法监督权、经济监督权等。尤其是唐朝后期,皇帝为了加强对群臣的控制而肆意加大监察官员的权力,这属于权力的恶性膨胀,如御史台参加“三司推事” , 设有台狱,可拘禁囚犯。监察权的过分扩张不仅影响了行政、军事、司法等其他部门职能的正常发挥,造成“钦差大臣满天飞"的局面,影响办事效率。

(二)监察御史的“位卑权重”原则,产生消极的一面。如前所述,唐朝统治者以小官牵制大官的方法,对监察职能的发挥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其他方面的弊端。监察御史品阶较低,官俸微薄,部分正直优秀的监察官员能够洁身自好、 恪尽职守、效忠朝廷,但出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心理,不可避免地也会有一部分官员不堪清贫,将自己手中的监察大权作为筹码谋取私利。如监察官员可以为了自己的仕途,向朝廷权贵们讨价还价,或是将他们手中的监察大权作为贪污敛财的工具。

三、监察效能:监察权与皇权相互制约

监察机构是“天子耳目",他们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有制约权臣的职责,目的更多地在于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唐玄宗时期,史料记载:“中书令张说素恶(宇文)融之为人,又患其权重,融之所奏,多建议争之。融揣其意,先事图之。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辩给多词,不可不备也。”说日:‘此狗鼠辈,焉能为事!’融寻兼户部侍郎。从东封还,又密陈意见,分吏部为十铨典选事,所奏又为说所抑。融乃与御史大夫崔隐甫联名劾说,廷奏其状,说由是罢知政事。即为御史向皇帝弹奏官员的典型例子。

(一)从监察机构的设置方面看,唐朝监察机构的设置以及监察官员的任免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尤以御史制度的御用性表现最为突出,这是由君主专制的固有特性所决定的,无法改变。这样一方面有利于保证监察机构的独立运行,不受其他职能部门的干涉,但另一方面也会产生监察职权的滥用以及监察官员的恣意妄为等问题。

(二)从监察职权的行使方面看,监察职权的行使仰仗皇权的庇护。皇帝是监察官吏行使职权的保护伞,离开了这项保护伞,监察官吏可能什么事也做不成。唐睿宗时,侍御史杨孚弹奏权贵反遭毁谤,唐睿宗因此感慨地说:“鹰搏狡兔,须急救之,不尔必反被所噬。御史绳奸慝亦然,若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慝所噬矣。"

(三)从弹劾方面看,御史行使弹劾权,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其裁决权掌握在皇帝手中。 当政治开明,社会稳定,皇帝重视法制时,监察权力就能得到正常发挥;反之,当社会黑暗,吏治败坏,皇帝无视法制时,监察权力就会被削弱,成为皇帝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 囝史料记载:“专作威福,敢树朋党,有无君之心,厥大臣之节。滔通猃狁,纳贿不赀;公引顽凶,受贿无限……由此贼臣,敢怨中国";宗楚客之第宗晋卿又“屡抵严刑……皆由黩货……仍徇枉法",“三人骄资跋扈",“并请收禁,差三司推鞫",“中宗竞不能穷覆其事,廉令琬与楚客等结为义兄弟以和解之"。中宗的这种态度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阻碍了监察职权的行使,最终会破坏监察机制的正常发挥。

以上种种情况,如果君主开明,则监察权尚可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例如明君唐太宗具有纳谏与兼听则明的雅量,使唐朝出现盛世局面。如果君主昏庸无道,监察机关则可能会成为包庇官邪的工具,监察权的正常行使便无从谈起。由此可见,监察机关受到皇权的束缚,监察权缺乏应有的张力,难以发挥独立的监察作用。监察效果失去了稳定性和客观性,使监察立法成为一纸空文。

四、总结

既然监察机关是皇帝的耳目,那么谁来监督皇帝昵?如前所述,在唐朝谏官制度下,虽然谏官进谏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但皇权多少还是会受到约束的。唐朝统治者广开言路,允许进谏就意味着皇权不是万能的,只不过在双方的较量中,皇权处于支配和决定性的地位, 从这一方面说皇帝也是受到监督的。因此,唐朝谏官制度的设计体现了谏官自下而上监督皇帝的一大特色,这是以往历朝所不能及的。后文我们将对唐朝监察制度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研究。

皇帝(411)唐朝(129)御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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