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做京官的曾国藩这样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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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做京官的曾国藩这样穷?
曾国藩的功业道德文章,世所瞩目,堪称晚清第一重臣。坊间关于他的研究可谓俯拾皆是,但可惜能兼得严肃与趣味者甚少。近日读到的《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作者张宏杰从曾国藩的日记、书信等材料入手,替他仔细盘算了一番工资收入、人情往来、日常花销等情况,进而钩沉出曾国藩鲜为人知的一面,获得了一个观察晚清社会的特殊视角。
这中间最让我惊讶,也可能是最鲜为人知的一面是:原来曾国藩很穷!在北京做了整整十三年的京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曾国藩居京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因为“胸中无学手无钱”,连仆人都敢鄙视他,卷铺盖另寻高枝。虽然中了进士,但大舅依然“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二舅也是贫病交加,直到去世,也没能沾到外甥一点好处。
为何做京官的曾国藩这样穷?据张宏杰的分析,这与清代京官的低俸制有很大关系。在京做官十三年,虽然曾国藩屡经升迁,但年俸一般只有一百多两白银,高也不过四五百两。这点银子,要养全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还得养车租房、交际应酬,根本不够花。“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钦点刑部主事,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支持当京官的花销,竟一度不想就任!
许多京官为了弥补赤字,只能靠家族资助,或者放下身段,厚着脸皮“打秋风”,交结地方大员收受“碳敬”、“冰敬”,甚至以权谋私,包揽词讼,干预公事。但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如此穷困拮据,曾国藩依然能保持清节,克制“利欲”,立下了“学作圣人”“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的誓言。
据张宏杰在另一本著作《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的研究,即使在身为方面大员以后,曾国藩也并没有像民间传说的那样暴富。在湘军时期,他作为湘军最高统帅,带兵十二年,拥有绝对的财政权,先后支出军费三千五百万两左右。如果曾国藩稍有贪念,则十多年军旅生涯,很轻松就能积累百万资财实。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上下其手,发财致富。虽然,此后又历任两江总督等要职,但终其一生,所积的“养老钱”也不到两万两白银――这是一个相当小的数目,可堪对照的是李鸿章的存款:八百万两白银。
这一点在今天读起来尤让人感佩。这几年,随着反腐的日渐深入,改革公务员薪酬制度、高薪养廉的议论时有耳闻。实事求是地说,以今天公务员的正常收入,要想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恐怕也是不容易的,十有八九也要像曾国藩那样穷困拮据。但收入少并这不能成为可以肆意弄权贪腐的理由。最起码,在曾国藩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为官者的品德和操守。
曾国藩因锋芒毕露得罪京官 成为“平生第二大堑”
一
第二次大辱,曾国藩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一种是“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这讲起来就要费些笔墨了。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副部级官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传统时代,人生的全部价值似乎都浓缩在升官发财四字之中。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他不无自负地在书信中对陈源兖说:“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也就是说,不但我当初没想到自己会升得这样快,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们,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然而,翻检曾国藩在京期间的诗文,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路飞黄腾达之时,曾国藩的许多诗文中却充满了失望、不满和颓丧之语。 比如这一首: 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 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 似驴非驴马非马,自憎形影良可酢 …… 这是写给好友刘蓉的。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我既无法像汉代大臣汲黯那样不顾性命直言进谏,也无法像张禹那样,甘言媚世,谋取高位。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国情如失乳儿。…… 径求名酒一干科,轰醉王城百不知。…… 这是写给弟弟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床石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 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 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 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位实职副部长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 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补于国计民生。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 这样的文字还有许多。在写给陈源兖的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咸丰元年他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本欲移疾归去,不复尸素此间,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责稍多,贾竖未能贳我,以是濡滞。计其岁以内,终当蝉脱不顾,从子于万山中耳。”也就是说,本想回家奉养父母,但是欠债太多,筹不到路费。不过不久之后,总会克服困难,返回家乡。在复江忠源信中也说:“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此间,赧然人上也。” 是什么让他如此郁郁寡欢呢? 二 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气压使曾国藩喘不过气来。 道光年间的大清王朝是一个病势危急、行将就木的病人。外部,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的臣民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内部,腐败已经渗透入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政治家们却燕巢幕上,安之若素。 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俭朴闻名,据故宫现存的画像看,道光皇帝确实节俭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为也就到此而止了。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道光朝先后出任首辅的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人,也都是“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谨遵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针,山雨欲来风满楼,满朝却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着它奔向深渊,却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只有曾国藩郁怀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可见他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 身居翰林之时,他只能读书养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卿贰,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 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让曾国藩感觉喘不过气来。他的书信文章中,充满了牢骚、愤懑和无奈。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也就是说,他做官有年,饱知官场习态。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在下者办事一味软媚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他后来在书信中对刘蓉说:“国藩入世已深,厌闻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锔蔚ǎ又与掀振一番。” 三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一时“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曾国藩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状:“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日退缩,日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日敷衍,日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担责任咎。琐屑者,锱铢必较,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颟顸者,外面完全,中已溃烂,奏章粉饰,而语无归宿。” 曾国藩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办法,使进取之员有机会脱颖而出。 这道奏折得到了良好的反应。皇帝对他大为赞赏:“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用人三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皇帝对他提出的“日讲”建议最感兴趣,命令他详细解释。于是曾国藩精心准备讲稿,并且画了一张解释讲堂布局的图表。不过他本不擅画,这张图画得相当难看。 讲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就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 这固然是曾国藩准备不充分导致的自取其辱,其实也何尝不是北京官场之上看他风头太盛、锋芒太露而引发的自然反应。官场之上,对曾国藩这个憨头憨脑坐直升机飞上来的湖南楞头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众人皆醉,我也只好喝上几杯。天塌大家死,中国的事,急不得。激动、愤怒、抨击、更张,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因此,要成熟,要心胸宽阔,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天塌大家死,我何必独着急? 看到他的奏折中把京官描写得如此不堪,官员们气不打一处来。好嘛,满朝皆醉你独醒,满朝皆浊你独清?就你对大清朝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废物?皇帝下了一个求言诏,你就真的独抒已见,把大家一杆子全打倒? 因此,曾国藩的这个“笑话”很快腾于众口,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国藩无地自容,寒了一辈子。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平生第二大堑。”相关参考
明清京官之苦,时人皆知。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弥补这样
一第二次大辱,曾国藩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一种是“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这讲起来就要费些笔墨了。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
“不要钱,不怕死” 明清京官之苦,时人皆知。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字翰城,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与曾国藩同为京官,在朋友圈中是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京官租房四大特点注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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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清代的名相,也是个官精。他步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跳十级,37岁就当上了二品京官,可谓一帆风顺。但是,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常常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戴着两副面具。天京攻破后,御史贾铎在京城发难,
导读:有句话曾经很流行:“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那么学曾国藩什么呢?郦波副教授在《曾国藩家训》一书中说:“很多人以为他有左右逢源的为官技巧,其实曾国藩自己总结就一条,只有一个字‘穷’。”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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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被清军俘虏以后,在狱中写了一个三万三千字的自述。写完后,本来应该押解进京,等待朝廷审判。而且朝廷也下达了相关命令,但是,曾国藩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迫不及待就把李秀成杀害了。杀害李秀成的方式,还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