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外交手段为什么对内说假话对外说实话

Posted 2023-01-05 海军

篇首语：案头见蠹鱼，犹胜凡俦侣。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李鸿章外交手段为什么对内说假话对外说实话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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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外交手段为什么对内说假话对外说实话

大家对李鸿章的评价有褒有贬，有人说他是卖国贼，有人说在当时的国家实力下这是李鸿章唯一能做的事情。纷纷扰扰的历史说都说不清，因此对于李鸿章的评价本站网的小编尽量的做到客观中肯。

一、对内，李鸿章向慈禧光绪抱怨：战败主因乃器械悬殊，非战阵不力

晚清学者严复，曾赴伦敦皇家海军学院求学，归国后长期服务于北洋水师学堂。民国七年，池仲祜撰《海军大事记》，请其作序。严氏其时垂垂老矣，回首前尘往事，念及所教导之海军学生，在中法、中日两战中，“为国死绥者殆半”，悲从中来，痛定思痛，不由想起三十年前，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一番良言：

“海军之于人国，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枝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今之贵国海军，……终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

严复感叹：今日政体虽异，但赫德之言，仍足以使国人警醒。――赫德之意乃是：欲建设强大之海军，犹如求树开花，须先有相宜之政治土壤，造就相应之政治环境;仅一味苛责北洋海军不如人意，而不从“根本求之”，必徒劳无功。

在北洋海军的成军过程中，赫德曾有极深入的参与（如对外购舰），自然了解从硬件上来说，北洋海军已是一支近代化舰队。除基本购自西方的船舰主体外，既有威海、旅顺这般远东第一流的海军基地;亦有练饷局、支应局、军械局、水师煤厂、工程局、征信局、医院等一整套较完备的后勤机构;更建设有数千公里先进的海防电报通讯;中法战争后，认识到军事运输能力在海陆联防中的作用，铁路事务亦被归入海军衙门;其余如海军学堂等，亦已略具规模。

然而，李鸿章在战后，向慈禧、光绪总结败因时，仍竭力强调武器之不如人。其奏折称：“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倭人于近十年来，……购置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敢撒手举办，遂觉相形见绌。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至陆路交锋，……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埋怨朝廷之意，至为明显。

图注：日本水兵在俘获的“济远”舰前主炮炮位上操作

二、对外，李鸿章向日本人表示：此役证明了欧式军事体制的优越性

北洋海军成军后，因清流掣肘，确曾长期未购入新舰。但就硬件而言，日本海军在甲午年亦未必处处胜于北洋。最典型者，如其高薪聘请法国造舰专家白劳易，所建造之专门针对北洋“镇远”、“定远”的“三景舰”（严岛、松岛、桥立三舰合称），即存在严重设计失误。黄海之战中，三景舰三门主炮共发射13次，但因军舰弊病甚多，发射悉数落空，没有击中任何中方舰只，“松岛舰”反被“镇远舰”击中两次。

由此，海军史学者马幼垣感叹：“国人论甲午海战，恒把日方写成胸有成竹有备而来。其实日海军是在主要作战工具所存严重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时，便仓皇上阵的。”由此，也可知，李鸿章战后将主要责任推给“器械之相悬”，乃是诿词。就硬件而言，北洋绝非毫无胜算。北洋全军覆没之根源，当从赫德之言中寻找。

仅以军事体制为例：日人自明治维新后，即设立海军省，统一筹划管理海军事务;其后又设立军令、军政机构，以完善统一指挥体系;再颁布征兵令，实行普遍义务兵制，进而确立现役与预备役结合的近代常备军制度;为适应出洋远征，陆军亦效仿德国改为师团制。

反观清廷，虽于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作为海军最高机构，但诡异的是，该衙门之五大臣：奕X、奕痢⒗詈枵隆⑸魄臁⒃纪泽，全都另有要职，无一人在海军衙门担任专员。海军大臣中，既无人专门研究与建设海军，也无人出身海军或受过海军训练。所谓“海军衙门”，不过虚设，清国海军，仍区隔为北洋、南洋、福建、广东等诸多派系，以至于甲午战后，降将牛昶\\曾请求日军将“广丙舰”拆掉武器后“虚舰交还”，理由竟是“广东军舰不关今日之事”。

事实上，李鸿章面对慈禧与光绪，虽将战败主要责任推给了军舰、器械不如人，但其内心，却相当明了问题更主要是出在本国落后的军事体制上。1895年3月20日，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会场，曾做长篇演说，其中明言：

“此次战争，……其一，证明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及作战方法，并非白种之民所独擅，黄种之民亦可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二，贵国之长足进步，使我国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得益匪浅……”⑥

至于何以日本能积极改用西式军事体制，而中国连一个“海军衙门”都不能实质性成立，其根源，如赫德所言，乃在政治土壤――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解释道：“北洋陆军装备毛瑟枪和克虏伯炮，所以在武器方面，它比使用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的日军优越。但它不过是打内战用的、示威用的军队。”⑦其职能定位如此，自然缺乏主动近代化的动力。

最后，值得深思的是：如此内外两套面目，究其根源，是李鸿章奇葩，还是清廷体制奇葩？

历史人物要整就整我吧不能说假话害人

张闻天最后十年：要整就整我吧不能说假话害人

　　风暴袭来

　　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批判《海瑞罢官》到１９６６年５月挞伐“三家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紧锣密鼓地发动起来。

　　自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以后，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从未罢免过，但是，他看不到中央的文件，无从知道围绕着对《海瑞罢官》的评论有怎样复杂的斗争；更不用说，对于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党中央高层领导的尖锐分歧，他也是一无所知。但是，借评海瑞的“退田”、“平冤狱”来批判“单干风”、“翻案风”的文字，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张闻天感受到政治气压越来越低，一场政治风暴将要来临。在生活待遇上，张闻天也渐渐等同于一个一般干部了。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出北京。不久，张闻天被吊销了“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后来又搬走了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煤气罐，这一切预示着什么呢？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晚８时，按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７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下子就点燃起来了。张闻天竭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的形势。６月１１日，他给毛泽东并党中央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自己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继续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使自己进一步革命化。８月初，他开始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的总题目下面写“学习笔记”，力求从哲学高度来理解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目的、任务和必要性。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场给党和人民、给共和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内乱。他这时也完全没有想到，厄运临头竟会这么快。他不知道，他已经被放到“横扫”之列。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２日，审查他的专案委员会已经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撤销张闻天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

　　８月９日，张闻天按通知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踏进会场一看，方才知道是所谓“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原来在前一天（８月８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经济研究所的造反派跟得很紧，在公布“十六条”的这一天，就召开这个“斗垮”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会。

　　早在１９６４年秋，康生等人就诬指庐山会议“罢官”后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结成“反党联盟”。所以，这天的大会开始不久，张闻天就被揪上台，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的旁边。随后，又有不少人被揪上台来，时值盛夏。挤在一起，酷热难当。挤轧之下，张闻天的高帽子扣到了额下，更加闷热。张闻天血压高，又有心脏病，他竭力支撑着，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至昏厥，一头栽倒了。他被拖到后台，造反派中一个女的，还恶声恶气骂他：你别装死，你死不了！张闻天慢慢苏醒过来以后，造反派又不让他休息，仍旧拖到台上，罚站挨斗。这次斗争会持续５个小时，他回到家里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感伤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

　　当张闻天从第一次冲击中缓过气来的时候，他想到应该给毛泽东写信。８月２２日，他写信给毛主席并中央，报告８月９日被斗情况，说明“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并表示“我对革命前途永远是乐观的，我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９月５日又写一信，都毫无结果。

　　９月８日，中央办公厅将张闻天的工资关系转出，放到了经济研究所。这样一来，经济研究所的“革命造反派”就更加放手大胆地对他进行批判斗争了。

　　１２月７日，经济所的几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批判斗争张闻天大会，“勒令”他会后写出“检讨书”。

　　接着，经济所的造反派头头又闯进景山后街甲１号，抄了张闻天的家。他们逼着张闻天打开保险柜，将他１９６０年底到经济所后写的文稿合订本和十几本“读书笔记”一齐抄走。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张闻天又被经济所造反派揪去，戴帽、挂牌、游斗。

　　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无休无止地持续着。张闻天已经年近七十，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血压高达２００／１２０，心绞痛不时发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疗。无论风沙扑面还是烈日当头，他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书包，在如潮的人海中，倒换两次公共汽车，赶到经济所去接受审问、批斗。

　　批判、斗争在１９６７年夏季中央文革发动包围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日子里达到了高潮。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６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会前，周恩来派人向红卫兵头头传达几条规定：不许坐喷气式，不许搞逼供信，不许游街，不要武斗。红卫兵头头根本不听。他们是受林彪、江青操纵的，是听命于中央文革的。他们传达和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在大会上搞了喷气式，狠狠斗了一场不算，还在会场出口处组织一批打手，对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猛击一下。张闻天被打得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当场昏厥。幸亏两个解放军战士眼疾手快，把他拽上了卡车。卡车开动，风吹起来，张闻天才苏醒过来。

　　还有一次是突然袭击。这是配合着８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公布１９５９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而进行的。８月２１日半夜，忽有一批人逾墙进宅，直闯张闻天、刘英卧室，把他们揪走。直到在一个房间坐定，才知道到了外交部大院。天亮后造反派带张、刘二人到食堂吃早饭。刘英对着稀粥一动不动，张闻天悄悄说：“快喝点，不然顶不住。”喝过稀粥，造反派就押着张、刘二人在外交部大院内游斗，他们被揪扯着，跑步上下楼，把外交部大小办公室、宿舍楼几乎游斗遍了。下午再开大会斗争，张闻天受尽摧残。刘英陪斗，同时受罪。大会开到５点结束，又将张闻天等人押在一间房里。造反派提审，硬逼张承认陈毅是他庐山发言的后台。张闻天坚决否认，说他的发言完全是自己的思想，与别人无关。搞到天傍黑，张闻天和刘英才回到家里。张闻天抚摸着刘英的手，关切地问她：“顶得住吗？”刘英宽慰张闻天说：“你看，这不是顶住了吗？”张闻天端详了一会，看刘英神色确还可以，就说：“你顶住了，太好啦。批斗的时候我老是想着你，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体吃不消啊。”刘英听他这么说。不由得眼圈都红了。这一对在长征的艰苦岁月中相爱的老革命家，想不到竟被造反派当成了侮辱和体罚的对象。此时此刻，他们真如涸辙之鲋，只能相濡以沫了。

　　在那失落了人性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浪潮中，张闻天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他成了造反派随意摆弄、争相显示“革命”的工具。当时“造反”已经同“夺权”联系在一起，有野心的造反派头头和幕后人物，要捞取政治资本，制造权势，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狠狠斗争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

　　毛泽东这时虽再三呼吁“联合”，要求制止“武斗”，一时也难以控制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张闻天之受尽折磨，真可以说是在劫难逃。

　　这时的张闻天，老而病，侮辱加上拳脚，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然而他默默地忍受着，坚强地挺住，没有流露出一点消极悲观。他不厌其烦地写那些所谓“交代”、“检讨”。一方面，他不能不按当时的流行文体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上一顶又一顶帽子，另一方面，又写明事实真相，说明原委，对一些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抛开那些空洞的“帽子”、夸张的言词，那么，这些“交代”、“检讨”涉及的史实和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在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８日交出的一份所谓“认罪书”中，张闻天概括庐山会议前后自己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我国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因而以后的任务，就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只是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即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他分析自己在这种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有以下６条主张：

　　１。强调发展生产力，即把“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这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

　　２。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

　　３。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等级、奖金制等，来刺激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

　　４。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一切生产计划都应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

　　５。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从此也强调了要向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

　　６。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

　　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这些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规律的思想、观点，被说成是同党的总路线针锋相对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目的是要反对和修改总路线，把高速度、大跃进的总路线引导到稳步渐进的路线上去，结果是不要群众运动，取消大跃进云云。

　　２１９起“接待”

　　张闻天在被反复进行大会批斗的同时，还几乎天天接受中央机关和全国各地许多单位造反派的提审、质问、调查。据张闻天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７日递交的一份“接待总结”统计，自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日至１１月１７日不到１０个月时间里，他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写出材料，或在记录上修改、签字，累计为２１９起。

　　调查材料大致是以下七个方面：个别干部的历史情况，留学莫斯科期间的情况，刘少奇与白区工作，东北情况，庐山会议情况，外交战线及国内政策。

　　不论造反派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认真回忆，据实回答。涉及党内历史情况，干部的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也不论这个干部同自己的亲疏远近，总是负责地说明情况，谈自己的看法，决不乱说，从不诿过于人。有时还同调查、审讯者争论起来。常常有造反派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厉声呵斥，张闻天总是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殴打，他也毫不动摇。材料都用复写，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显示了张闻天坚定、正直的人格。这里顺着时间次序摘录几条：

　　３月１３日，中央财经学院“批判陈云联络站”向张闻天调查陈云的历史情况。３月２０日他把写的《对陈云的看法和回忆》交出。材料中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加生产，要重视物质刺激的作用，强调对生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术措施，强调平衡，坚持稳步前进。

　　陆定一在“文革”前就被打击，“文革”开始中宣部被诬蔑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被说成“大阎王”，还怀疑他的党籍。张闻天于６月１３日向中央办公厅来人交了答复陆定一党籍问题的材料。他毫不含糊地证明，３０年代初陆定一被开除党籍是一桩冤案，当时就已纠正。材料中谈到：１９３２年团中央被破坏事曾怀疑同陆定一有关，因此陆曾受开除党籍处分；后经审查，证明此事与陆无关，是一错案，即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负责审查的是当时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

　　６月２０日，张闻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要他写的关于陈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确地写道：“我知道陈毅对毛主席关于外交政策的指示是执行了的。他对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觉得陈毅对总理是尊重的，同总理的工作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江青、康生等妄图利用１９３２年２月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反周恩来。辽宁大学的造反派就此于１１月２０日质问张闻天。张闻天斩钉截铁地回答，所谓伍豪（周恩来）在１９３２年发表反共启事一事，“纯系捏造。我同康生、陈云等看到后，一笑置之，因为一则伍已去江西；二，伍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张闻天写的材料还涉及杨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维汉、王稼祥、彭德怀、乌兰夫、宋任穷、李立三、伍修权、吴亮平、孔原、王鹤寿、徐冰、宋一平、曾涌泉、姚依林、程子华、吕正操、刘澜波、王观澜、孙冶方、姬鹏飞、张琴秋、李伯钊、李培芝等许多同志。张闻天在自己不断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许多同志的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六十一人案”

　　在张闻天１９６７年接待的２００多起调查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要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了。

　　２月１６日，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来经济研究所，当面勒令张闻天交代１９３６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６１人“假自首”出狱的始末。

　　１９６７年初，江青、康生一伙正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文化大革命”的火力再一次集中指向刘少奇。在这时提出这个问题，用意很明显，是要诬指刘少奇当年擅自决定一批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织所谓“叛徒集团”，为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罗织一条重要的罪名。

　　３０年前，张闻天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对于这件往事，虽然具体时间和若干细节印象已经模糊，但总的经过，他是记得清楚的。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的紧急措施，并非刘少奇擅自决定，而是请示中央，经研究批准的。２月１６日当天，张闻天写了一份材料，说明此事经过。１９３６年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北方局主持工作，“当时他初去白区工作，干部非常缺乏”，而北平监狱中有一些干部，自１９３１年８月底判刑入狱后，坚持斗争，不屈不挠，表现好，经过内部线索说，只要履行普通手续，即可出狱。“所以他想以中央名义同意他们履行那样的手续”。张闻天明确承担责任，说这事是得到他同意的：“我当时认为，既然工作有此需要，既然履行的又是一般手续，而且只是作为一个临时措施，同时他又是中央代表，所以我当时也表示了同意。”张闻天说明，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了解的：“我的印象是，中央内部关于此事的处理，是知道的，也没有听到过有不同意见”；在“七大”前代表资格的审查中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对此事的处理也没有听到过不同意见”。

　　鉴于在“文革”当时重提此事关系重大，刘少奇的名节和６１位出狱同志的政治生命系于此事，还涉及党中央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且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有不清、不确之处。为慎重起见，张闻天立即将写的材料送交当时任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要康生查档核实，并就内容是否妥当请示中央。

　　张闻天知道康生是此事的知情人。在１９３７年十二月会议上，刘少奇于１２月１４日报告华北工作时曾专门谈及此事是“得中央允许的”。康生参加了十二月会议，讨论时还就此事发了言，说“经中央允许的某些人，是特别的，不是原则”。康生并被张闻天指定起草有关文件。而且康生长期管内部保卫工作，对干部情况一清二楚。康生是一个奸诈小人，这点，张闻天心里明白。可是他料不到康生会阴险到歪曲事实、构陷人罪的地步。张闻天不知道，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康生就在“六十一人案”问题上做文章了。９月１６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诬指这些经中央批准出狱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１１月，６１人中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赵林（时任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就被揪斗，以后很快又以出狱问题将薄一波、安子文等揪了出来。虽然周恩来一再申明“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但中央文革小组仍然揪住不放。为了配合夺权斗争，１９６７年１、２月间，他们不断在公开场合，滥扣“叛徒”帽子，挑动红卫兵任意追查，在全国刮起“抓叛徒”的恶风。与此同时，所谓６１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已经准备印发，借评电影《清宫秘史》批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正在炮制。就是这篇文章，提出“八个‘为什么’”，定了刘少奇八大罪状，其中“指使别人自首变节”就是一条。这时，康生希望从张闻天那里得到的是咬定刘少奇“擅自决定”、“指使别人”的材料，而张闻天写出的这个材料恰恰相反，可以将他们罗织的刘少奇的这条罪名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康生怎么会去查档核实呢？

　　康生不给回复，南开大学的红卫兵２月１８日又来批判。他们还提供了若干线索，纠正张闻天关于具体时间和细节回忆的出入，要他立即写一份交代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张闻天乃重写一份材料交出，肯定６１人出狱事是得到他同意的，独自承担了责任。材料写道：“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信的全部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约略记得的是，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极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久，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信中特别表示急迫，因为他说如不早办此事，日本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他要我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此外，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一下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干部问题，岂不很好，所以我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至于监狱中的干部到底是谁，有多少人，表现到底如何，‘简单手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一直是不知道的。”为避免涉及党中央，张闻天将２月１６日所写材料中关于中央知道此事的情节略去，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后中央什么会议上或同中央谈过什么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将责任全部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从此，张闻天头上又多了一顶“大叛徒”的帽子，不知多吃了多少苦头。然而嗣后凡涉及此案，他从不改口推诿。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如此！

　　张闻天始终肯定６１人出狱事是经他同意的。康生对此恼怒之极。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８日，张闻天又就３月６日、４月２６日两起涉及１９３６年出狱案的调查致函康生，告知自己回忆所及，要他帮助回忆核实。

　　康生竟在来信上批曰：“张闻天又要玩弄骗人的把戏”，“这个人继续玩弄手段应予以坚决回击”。

　　６月２７日，康生派“中办”专案组６人来到经济所审讯张闻天。有两个穿军服的干部打着康生派来的牌子，对张闻天说：“１９３６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被你在当中把水搅浑了。”并说：“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他们向张提出两点要求：一、由张本人澄清事实真相，给他们写交代材料；二、以后不准再对外发表关于这方面的其他材料，造成新的混乱。明目张胆地对张闻天威胁利诱，要他“翻供”并作“伪证”。张闻天当即表示：“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当天回到家里，张闻天即向刘英谈了审讯经过，并估计自己可能会被捕。

　　张闻天明知前途凶险，但是没有屈服于压力。他于７月３日致函康生，回答６月２７日“中办”专案组的两点要求，表示他已经提供的材料是“我今天仍然认为我所能提供的惟一材料”，“我还没有别的材料证明我的交代是完全不可靠的，从而根本否定我自己交代的材料”，“我现在不知道我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时穷节乃见”，张闻天的回答，表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一身浩然正气！

　　专案组的负责人读到此信，暴跳如雷，在信上写下长篇批语，说“张闻天说谎成性，使人气愤”，“对于这样的人没有别的，方针只有一条，那就是斗争！”七八九三个月，批斗张闻天的大会开了十六七场，但结果终是枉然。“逼供信”这一套，在张闻天这里是没有用处的。

　　５２３天“监护”

　　汉语以词汇的纷繁著称于世。汉语构词的灵活性，使得新词语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简直天天都有同前所未见的事相应的前所未有的词出现，这“监护”就是其中的一个。说是“监禁”吧，并不进监狱，说是“保护”吧，又完全没有自由。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７日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派了一个班武装，进驻景山后街甲１号张闻天寓所，宣布对张闻天、刘英实行“监护”，用“监护”是按上面的批示执行的，批示为：“请即告卫戍区司令部，按照主席指示，在张闻天夫妇住处派兵监护，不许自由出入，也不许外人随便调访。”具体的办法，内部有五项规定：１。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２。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３。可以看病、理发、洗澡。４。每天可以放２０到３０分钟风。５。哨兵放在门外。实际执行严厉得多。

　　宣布“监护”之后，当即将张闻天和刘英隔离开来，分别关在北面两间小屋子里。窗户用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丝阳光。室内亮着日光灯，２４小时不灭。门上开一个小方孔，站在房门口的士兵日夜窥探监视。屋里只有一张板床，一张长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原来的书房变成审讯室，墙上贴满对敌斗争的“最高指示”。专案人员对张、刘轮流审讯，反复追逼交代。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无休无止。惟一可以接触一点新鲜空气的是每天２０分钟的放风。看门的士兵打开紧闭的门，领着张闻天通过走道，到屋子西头廊下站住。这时，张闻天才可以吹到风，见到天空，晒到太阳。他可以朝南走，左边贴墙是低矮的女贞树的绿篱，右边是一个煤堆。他可以脚踏在地上，一步，两步……走十一步，抬头，迎面是一个持枪的哨兵。他只能折回头，用十一步来回丈量这条黑色与绿色之间的小路。张闻天牙齿不好，有一次乘放风机会拣了两根可以用来剔牙的细枝子，小心地夹在书里。第二天早晨起来读书时，发现细枝子已经被没收了。监视之细致，叫人只能苦笑。

　　刘英后来忆述了他俩被隔离拘禁的那一段可诅咒的单人囚室生活。她写道：

　　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壁，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

　　但盥洗室还是合用一个，我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那时每天早晨天还不亮，我们就要被吆喝起来，拖地擦桌子。大拖把浸了水，拿起来很重，我个子小拿不动，常常不在水里洗干净就拖，因而挨骂。大约是闻天从骂声中听出了原因，以后待我去拿拖把时，发现总

　　是洗净后晾在那里，半干不干，不太重又好拖。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我也总是悄悄给放上洗衣粉（肥皂限制不够用），抽空子给他搓一下。我们就是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

　　最难熬的是夜深人静时，我只能从他的咳嗽声判断他的存在，从审讯人的吆喝得知他的坚定。安静下来，不闻声息，我就感到惶惶不安。有一次，几天没有动静了，我上卫生间时细细察看，发现有一痰盂血，已经上了冻了。后来才听闻天告诉我，他那次是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鼻子淌血不止，监管的人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闻天怕再出事时救不过来，提出同我见一面的要求，而那班监管人员却不同意，说“时候没有到，不行”。真是毫无人性。

　　我们被这样分隔拘禁，长达五百二十三天，阴谋家终于没有从闻天嘴里挖出他需要的那句话来。

　　是的，监禁摧残了张闻天的健康，可是无法消磨他的意志。关于“六十一人案”，他始终独自承担，毫不推诿。对于党的事业和个人前途，始终满怀信心。１９６９年４月，张闻天重病初愈，专案组“审问”他时，他表示：最近我在和疾病作斗争，还想出去做些工作。谈到自己问题性质，张闻天说：我总觉得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５月又一次“审问”，要他谈学习“九大”文件后的认识，张闻天希望继续为党工作，想到群众斗争中去接受教育，他说，学习党的历史，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是学不好的。在６月底交出的一份《我的思想检讨》中，他又表示：自己虽已年届七十，老而病，但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不断革命化。

　　然而在当时，正频频“审讯”，暂停批斗已属宽大，更遑论工作？要不是党中央、毛泽东认为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作出实行战备疏散的决策，对张闻天的“监护”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呢！

　　理论丰碑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０日，在被隔离拘禁５２３天以后，张闻天和刘英被分别领出北屋小房间。中办的一个副主任向他们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遣送”广东中小城市，限三天内动身。就这样，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在１０月底被监送到了离广州１００多公里的肇庆，安置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一座平房里。

　　张闻天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不要说没有研究资料，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他的名字也改成“张普”，人们叫他老张头。但最可宝贵的是，他始终没有丢失“自己的脑袋”。这时他已经七十初度了，校正后的视力只有０。２，手也已微微颤抖。但是，他的心没有衰老。他依然不停地阅读、思考。没有卡片，他把旧台历反过来使，把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用。思想的波涛在他脑海里奔腾，可是他无法握笔成文，只能作一点观点和材料的摘录。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张闻天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宣告失败。从１０月起，他决心继续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笔墨。他要探究：在社会主义的机体上怎么会长出林彪这样的毒瘤？个人崇拜怎么得以在二十世纪６０年代的中国重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没应该怎样进行？

　　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１２日起，张闻天以衰病之躯，在受到监管的条件下，不顾个人安危，潜心著述，写下了近十万字论述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文稿。在被后人称为“肇庆文稿”的这些篇章中，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二十年历史曲折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批驳了“左”倾错误，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关系、公和私的关系，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阶段、任务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肇庆文稿”具有尖锐的批判锋芒。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突出政治”，张闻天斥责“那除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指出：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针对对所谓“物质刺激”的批判，张闻天指出：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荒唐到把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而斗争的原则，也当作修正主义来咒骂，那是不可容许的糊涂或欺骗！针对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张闻天重申：社会主义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肇庆文稿”是张闻天身处逆境、不倦追求真理的记录，是用革命勇气和科学精神构筑起来的一座理论丰碑。它不单是张闻天个人忠贞和才智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结晶。在当时，张闻天写下这些文稿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地方军区的监管下，他只能偷偷写出，秘密藏好。但他一点也不怀疑自己掌握着真理。他要从上海来看他的外甥帮他把文稿抄写一式三份，收藏起来。他满怀信心地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会上谈谈。”

　　１９７６年７月，张闻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逝去，他没有亲眼看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但是，他的文稿，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出版，成为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叶匡政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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