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为何要插手杨乃武与小白菜之案

Posted 2023-01-05 小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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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为何要插手杨乃武与小白菜之案

慈禧太后为什么给杨乃武平反？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末年，即同治、光绪之交，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称毕秀姑）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汶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发生在清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发生地为浙江省余杭县余杭镇。

余杭镇豆腐店伙计葛品连暴病身亡，因其妻毕秀姑长相漂亮，人送外号“小白菜”，所以知县刘锡彤便怀疑是因奸情杀人。本县秀才杨乃武平时爱打抱不平，与知县刘锡彤积冤甚深。巧合的是，小白菜与葛品连结婚后租住杨乃武家后屋一间，与杨乃武素有来往，街坊之中的好事之徒也曾传言“羊（杨）吃白菜”。

知县刘锡彤闻听之事，便借机报复杨乃武。遂将杨乃武和毕秀姑二人拘押，并用重刑逼供。屈打成招后，杨毕二人被判斩刑。然而，杨乃武和其胞姐杨淑英、妻子詹氏不服，屡屡上诉，历时二年，前后几十堂，皆因刘锡彤上下疏通贿赂，以致官官相护，依旧维持原判。

但是，此案引起了在京余杭人士的不满，要求大清刑部重审。同时，《京报》报道了她们二人到京告御状的消息，但《京报》只在京师发行，只有朝廷中少数官员可以看到，影响不大，《申报》于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转载了《京报》的上述消息，因使杨案上告之讯广为流传。

《申报》对杨案的报道，不但维护了法制，伸张了正义，而且鼓励了杨乃武亲属反复上京呈控，从而促使朝廷不得不降旨着令刑部重审杨案。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亲自过问。在朝廷重臣的直接干预下，杨乃武和小白菜毕秀姑冤案得以昭雪。杨毕冤案历经三年又四个月，案情曲折，朝野轰动。杨乃武出狱后，已被革去举人，便以养蚕种桑为生，民国3年（1914）患疮疽不治而死，年74岁。毕秀姑出狱后，在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为尼，法名慧定。民国10年（1930）圆寂，年76岁。

清廷下谕，革去刘锡彤余杭县知县职务，从重发往黑龙江赎罪。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心潼、锡光草率定案，予以革职。侍郎胡瑞澜、巡抚杨昌睿玩忽人命，也予以革职。杨毕一案，朝廷惩治大小官员数十名，可谓是震惊朝野，是晚清因为吏治腐败处理人员最多的一次。

杨毕冤案发生时，大清王朝的社会腐败已相当严重，慈禧太后为严肃法纪，重振朝纲，便借此案惩治贪官污吏。事实上，杨毕冤案能够得以平反，最大原因就在于此。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是怎么回事？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当时闹得朝野耸动、家喻户晓。姿色出众的毕秀姑，人称小白菜，其夫患病而死，却被县令刘锡彤诬为与杨乃武通奸谋杀，并且施用酷刑逼供，屈打成招。

但是由于家人不断上告，又加上朝廷政治斗争的机遇，杨乃武、小白菜得以昭雪。杨乃武、小白菜是小人物，牵出的社会背景却是纷繁复杂，引发出的案件情节跌宕起伏，所以杨乃武、小白菜的故事流传至今仍然耐人寻味。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的浙江省余杭县仓前镇，塘河穿镇而过，镇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忙碌着、招呼着。镇上有一家豆腐店，店主姓葛，因排行第一，人称葛大，娶妻喻氏，生下一子，名唤品连，人称葛小大。后来葛大病死，豆腐店不开了，品连就到余杭一个豆腐作坊当伙计。母亲葛喻氏改嫁给一个名叫沈体仁的木匠，故又称沈喻氏。同治十年（1871），沈喻氏托品连的干娘冯许氏做媒，聘毕秀姑为品连之妻。这一年秀姑17岁。

毕秀姑，也是浙江余杭人，因为平时喜欢穿一件绿色的衣服，系一条白色围裙，人又清秀，街坊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小白菜”。她幼年丧父，母亲王氏改嫁给了一个叫喻敬天的小贩。到了喻家以后，她虽然聪明能干，但是继父并不喜欢她，经常遭到市井无赖的调戏侮辱。

小白菜嫁给葛品连以后，因丈夫长得像《水浒传》中的武大郎，而她貌美如潘金莲，人们又叫她“毕金莲”;又因丈夫是做豆腐的，也有人叫她“豆腐西施”。

葛品连与小白菜定亲后，家里的房子不够住，于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暂时在喻敬天家成亲。喻敬天家房屋狭窄，久居不便，于是葛品连夫妇打算在外面另租房屋。恰好这时县城内澄清巷口西首有一户姓杨的人家请沈体仁修房子，房屋修好，除了自居以外还有一间空屋子。葛品连便托沈体仁向杨家承租，月租1000文。

这户姓杨的人家世代居住在浙江余杭县，以养蚕种桑为业，家境小康。主人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排行老二，人们都称他杨二先生。20多岁考取了秀才，30出头又中了举人，令街坊邻里羡慕不已。杨乃武有个姐姐叫杨菊贞（淑英），出嫁不久，丈夫就去世了，青年守寡，便住在娘家。杨乃武在襁褓之中，便由姐姐照看，因而姐弟感情深厚，如同母子。后来杨乃武娶了城中詹家的女儿詹彩凤为妻。詹家在城中，也是家小乡绅。詹彩凤是一位勤劳节俭、善良贤惠的妇女，种桑、种地、养蚕，终日劳碌。杨乃武性情耿直，平日看到地方上不平之事，总是好管多说，伸张正义，又常把官绅勾结、欺压百姓等事编成歌谣，对官府见不得人的弊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与辛辣的嘲讽。对于官府来说，杨乃武是一个“刺儿头”式的人物，有一支厉害的笔，又有举人的头衔，因此，本来就与杨结仇的县官刘锡彤对其更加痛恨，一直俟机报复。

刘锡彤原先只是余杭县城外一处关卡的九品小税吏，掌管着来往商客的船只课税之权，对老百姓的正当买卖也是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引起了当时还是秀才的杨乃武的愤恨，早就打算为乡亲们出出气了。正巧当地修桥铺路，需要派人到杭州府去采购基建材料。杨乃武急公好义，即自告奋勇到杭州府去走一趟，顺便拜谒在杭州任知府的老师。杨乃武到杭州府购置建材装完船只后，乘拜望老师之机，请知府出一份免税的公文，用以对付刘锡彤。杨乃武押运货船回到余杭关卡时，既不对查税的税吏讲明船上是为公益之用的建材，也不出示杭州府免税的公文，却佯称自己是商船，暂将货船停泊抵押，自己回去取税银。杨乃武在再去杭州府的途中，悄悄将杭州府发的免税公文拿出来用双手拧成两截，一截立即销毁，另一截揉揣在怀里去见自己的老师。他诬称“刘锡彤扣船敲诈，见了免税的公文欲夺取撕掉，幸亏自己抢得快，才抢到这半截”，说完从怀里取出剩下的公文呈给知府过目。知府看后大怒，认为有州府免税公文证明杨乃武是为公益办事，刘锡彤竟然也要敲诈勒索，立即发一火签，将刘锡彤的税吏免职。这位九品官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的红顶子就被摘掉了。后来得知是当地的杨秀才从中捣鬼，刘锡彤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报仇雪恨。他到北京花了五千两银子，捐到了余杭县县官的职位，从此对余杭百姓更加横征暴敛，疯狂剥削。仓前镇是漕米集中的地方，百姓完粮，陋规极多。交银子有火耗，交粮米有折耗，量米的时候还要用脚踢三脚。受欺负的都是些中小粮户，他们叫苦连天。于是杨乃武代他们交粮米，又代他们写状子，向衙门陈诉粮胥克扣浮收，请求官府剔除钱粮积弊，减轻粮户额外负担。仓前镇收粮官何春芳反咬杨乃武一口，说他鼓动农民抗粮不交，代农民包交漕米，从中渔利。县官刘锡彤立即传杨来讯问。杨据理力争，刘理亏，便说他吵闹公堂，目无王法，将他驱逐出去，而钱粮之舞弊如故。杨乃武愤愤不平，于夜间在县衙的墙上贴上一副对子：“大清双王法，浙省两抚台。”因为清朝明令禁止量米时用脚踢，抚台也有布告，溢出的米准许粮户扫取，但是余杭县却仍旧不改。经历这件事，刘锡彤恨不得将杨乃武碎尸万段。不久，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艰难昭雪

慈禧10道御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艰难昭雪

　　清末咸丰至光绪年间，曾发生四起轰动社会的案件，即“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张沦祥刺马案”、“杨月楼诱拐卷逃案”和“顺天乡试科场舞弊案”，史称清末“四大奇案”。与黑暗由于案情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暴露了封建专制社会的腐朽，因而被编成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广为传播，影响很大。不少文献记载亦被作为信史引用，但许多情节与史实出入较大，甚至无中生有，造成误解，且有许多重要史实及内幕活动鲜为人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惊动慈禧太后，御旨１０道，艰难昭雪的真实史实就是如此。

　　“小白菜”本名毕生姑，生于１８５６年，浙江省余杭县人。其父早死，寡母毕王氏因生活贫穷，１８６３年携毕生姑再嫁本县粮差喻敬天，改称喻王氏。因毕生姑长得清秀，邻居们都叫她“小白菜”。喻敬天租住木匠沈体仁的房屋，毕生姑之母喻王氏和沈体仁之妻沈喻氏在闲聊时说定，等毕生姑长大成人，就许给沈喻氏与前夫葛风来所生之子葛品连为妻。

　　葛品连生于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也是余杭县人。曾参加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军队，太平天国起义失败，葛品连逃回余杭，在一家豆腐店帮工。毕生姑１７岁与葛品连完婚，改称葛毕氏；四月，夫妻租住杨乃武房屋，两家同院居住。

　　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生于１８４０年，世居余杭县城澄清巷口西首，祖父杨朴堂以养蚕种桑为业。杨乃武娶妻詹氏，生一子，同治十二年考中举人。１８７２年七八月间，葛品连多次见到葛毕氏与杨乃武同坐共食，疑有私奸，几次在夜晚从豆腐店回家，在门外和檐下窃听，仅闻杨乃武在教葛毕氏读经书识字，未发现奸情。葛品连将怀疑告诉母亲沈喻氏，沈喻氏趁葛品连上工时，前来察看，也看见葛毕氏和杨乃武同坐共食，遂加深怀疑，并向外人谈论，巷间遍传。杨乃武听到流言蜚语，以增加房租为名，希望葛品连搬走，沈喻氏等也劝儿子速迁避嫌。１８７３年闰六月，葛品连夫妇移住喻敬天表弟王心培院内，王心培留心察看，发现杨乃武从未来过葛家，也未发现他与葛毕氏有过任何接触。这年农历８月２４日，葛品连因嫌妻子腌菜迟误，将她责打，葛毕氏悲愤交加，将头发剪去，扬言要出家为尼。喻王氏和沈喻氏闻讯赶来，葛品连跟她们说“为杨乃武前事，借此出气”等语。此后，葛品连生病，且病势加重。他左腿患丹毒，俗称“流火”，十分疼痛。十月初七发烧，葛毕氏劝他不要上工，他仍坚持上工两天。初九早晨，沈体仁在大桥茶店碰见由豆腐店回家的葛品连，见他面色发青，浑身发抖，不停打寒战；地保王林在点心店前见葛品连买粉团，食后即吐，勉强走回家。葛品连进屋即睡，时欲呕吐，发烧畏寒，嘱葛毕氏托喻敬天买来东洋参、桂圆煎汤服用。未料，服后病势立刻加重，喉中痰响，口吐白沫，不能言语。葛毕氏托王心培叫来沈喻氏、喻王氏等人，又请来余杭名医严雅州，诊为“痧症”，用万年青、莱服子（萝卜子）灌救，已经无效，申时死亡。沈喻氏为之换衣时，留心查看尸身，并无可疑迹象。葛品连身体虚胖，死于秋末冬初，但南方气温较高，至初十日夜晚尸身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本来就对儿媳不满的沈喻氏在他人挑拨下，盘问葛毕氏丈夫死因，葛毕氏坚称是“病死”，但沈喻氏仍请地保王林代写呈词，说葛品连“死因不明”，“请求验尸”，但未涉及任何人和其何因死亡。王林携同沈喻氏将状纸投递于余杭县衙。

　　错验尸铸成冤狱

　　余杭知县刘锡彤看了沈喻氏的呈词后，正欲前往验尸，可巧有个秀才陈湖到县衙给人看病，向刘锡彤提到葛毕氏与杨乃武有私，今葛品连很可能是被他们谋毒。刘锡彤又叫门丁沈彩泉出去打听，回称外人颇多议论，和陈湖讲的一样，刘锡彤深信不疑。刘锡彤带领门丁沈彩泉、验尸员沈祥到葛家验尸。沈祥首次独立验尸，水平较低，将尸体口鼻流淡血水认作“七窍流血”。一般情况下，如果用银针探入咽喉，拔出后本应用皂角水反复擦拭，若银针上青黑不去，则可断定系服毒身死。可沈祥毕竟是个新手，拔出银针后，未用皂角水擦拭，只见银针上有黑色黏液，即说“服毒身死”。

　　刘锡彤在县衙听了陈湖之言，已认定葛毕氏串通杨乃武毒杀亲夫，现在又经验尸，更确认不疑，遂将葛毕氏带回县衙，严刑逼供，葛毕氏在酷刑下无奈招供：与杨乃武有“恋奸情热”，十月初五日杨给她一包砒霜，初九日下午她将砒霜掺入桂圆汤内，毒死丈夫，后来婆婆看出服毒形状，自己方承认毒死丈夫。沈喻氏的呈词仅说“死因不明”，葛毕氏的供词显然与之不符，但刘锡彤还是深信小白菜毒死丈夫，立即传讯杨乃武到堂，出示葛毕氏供词，杨乃武拒不承认，因他是新科举人，不能动刑。十月十二日，刘锡彤向上司请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功名，不等批文下来（十二月初七日才下圣旨，同意革去杨乃武的举人功名），刘锡彤即用酷刑逼供杨乃武，并令其与葛毕氏对质，葛毕氏惧怕再动刑，仍照前供，但杨乃武拒不承认。

　　奉上级令，刘锡彤将二犯及证人沈喻氏、王林、王心培等一同押往杭州府，他对案卷作了篡改，将沈喻氏呈词的“口鼻流血”，改为“七窍流血”；验尸未用皂角水擦拭银针，改为“已用皂角水擦洗，青黑不去”，丝毫不提动刑之事。

　　酷刑下冤上加冤

　　杭州知府陈鲁听了案卷后，一拳击在案卷上，说：“奸夫淫妇谋害亲夫！”立即传审杨乃武，根本不容他分辩，即施“跪火练”酷刑。杨乃武双膝被烧焦，只得招供：自己与葛毕氏同院居住，后“调戏成奸”，八月二十四日二人在葛家“房内玩笑”，被葛品连撞见，自己逃走。九月二十日，见到葛毕氏，她说被丈夫责打，自己“恋奸情热，起意把葛品连毒死”。十月初五日将砒霜“密交葛毕氏收藏，嘱她乘便下手”。初九日，葛毕氏把砒霜和入桂圆汤内，毒死葛品连。

　　陈鲁追问砒霜自何而来？杨乃武想起从余杭到杭州，经过东乡仓前镇，曾见有一家药铺门口挂着“钱记爱仁堂”的招牌，随口供认：“因有事去杭州，十月初三日路过仓前镇，在爱仁堂捏称毒鼠，用钱四十文，买得砒霜一包。”陈鲁问药店老板叫什么名字，杨乃武胡说是叫“钱宝生”。审问葛毕氏，她惧怕再受刑，所供同前。接着传证人，先传沈喻氏，她听到杨乃武和葛毕氏的供词后，也顾不得考虑是真是假，只是满腔仇恨要为儿子报仇，因而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初九那天下午，我给儿子换衣服，见七窍流血，浑身发黑，盘问媳妇，她承认是杨乃武给她砒霜，毒死我儿子，十一日我便报官。”陈鲁也不想想，初九就知道自己儿子被毒死了，何以十一日才报官？再传王林和王心培，他们心里明白：八月二十四日葛品连责打妻子，杨乃武并未来葛家；葛品连死前发烧，确有病情，但他俩见杨乃武和葛毕氏都已承认，何必再为他们申辩，遂也信口雌黄，作了伪证。

　　十月二十七日，陈鲁令刘锡彤传讯“钱宝生”，实则他叫钱坦，根本没有卖过砒霜给杨乃武。刘锡彤让陈湖和沈彩泉威逼利诱，钱坦只得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刘锡彤等都知道杨乃武与葛毕氏是冤枉的，但各自出于个人目的，不仅无一人为他们伸张正义，且都竭力作伪证。陈鲁接到钱坦的伪证后，草草定案，根据《大清律例》拟罪：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杨昌浚审此案时，为慎重起见，派黄岩县候补知县郑锡滓到余杭县微服私访。刘锡彤事先得消息，盛宴款待，重重贿赂，二人竟联名回复杨昌浚，称“案情确凿，无冤无滥”。杨昌？也没留意调查者和被查者居然共同写“密访”结论，于是上报刑部。各级官吏草菅人命，可见一斑。

　　杭州府三堂会审

　　刑部接到案卷后，正在复核。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四月，杨乃武在狱中写了“供辩”，详细揭露了葛毕氏受刑后攀诬自己，自己亦在酷刑下屈打成招的经过，并设法将这份“供辩”送到自己姐姐叶杨氏（杨菊贞）手中。叶杨氏让家中佣工王阿木和其堂弟王和尚，携杨乃武的“供辩”到京师都察院呈递。京师都察院按例行公事，将此“供辩”发还杨昌浚复查此案。杨乃武在“供辩”中控告陈鲁严刑逼供，但杨昌浚却令陈鲁复审此案。陈鲁复审时，根本不许杨乃武分辩，只是用重刑威吓，杨乃武知道，寄希望于陈鲁平反此案，无异于与虎谋皮，为免再受皮肉之苦，只得再次招认；葛毕氏更不敢翻供。陈鲁仍照原审结果，上报杨昌浚。这年九月，杨乃武再次写了呈词，由其妻詹氏托人上京师步军统领衙门上告。步军统领衙门又上奏朝廷，慈禧太后第一次知道这案子，降旨：“交杨昌浚司亲提严讯。”杨昌浚发现事情闹大，决定请湖州知府锡光代为复审，因为他知道慈禧太后对他们这批汉人封疆大吏不信任，希望由一位满人官员复审，一是取得慈禧信任，二是万一发现复审有问题，自己可以开脱责任。

　　锡光正要复审，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十二月五日，同治帝病死，光绪帝继位。国有大丧，一切政务均要搁置，锡光赶回湖州府设奠哭灵，直到第二年（１８７５年）二月十二日才继续复审。这次复审即为后来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三堂会审”。这次审讯没有动刑，杨乃武、葛毕氏双双翻供，讲出历次严刑逼供之事；钱坦也讲出刘锡彤如何威逼他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之经过。锡光不知如何是好，请示杨昌浚。杨心想：以前历次上报朝廷，都坚称案情确切，若这次否定了，等于否定了自己以前所为，会影响前程，因而以“未能审出结果”的话搪塞朝廷。

　　胡瑞澜奉旨复审

　　有个刑科掌印给事中王书瑞，上奏再次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指出此案可疑之处。慈禧太后派浙江省提督学政胡瑞澜复审此案。胡瑞澜与杨昌浚私交甚厚，他到杭州后，和杨昌密谋，决定维持原判。胡瑞澜虽知道杨乃武冤枉，却不能让他申冤，办法是从他的供辩中找出破绽，堵住他的口。原来，杨乃武在供辩中急于洗刷自己，有两处不实：一是他胡说八月二十四日是余杭县衙役何春芳在葛家与葛毕氏通奸，被葛品连撞见，胡瑞澜传来葛毕氏与何春芳，二人皆否认此事；二是杨乃武诬称葛品连死后，余杭县衙役在葛家“私议两日”，借以勒索他，经审，亦无此事。胡瑞澜又审葛毕氏，令葛毕氏务必说清“葛品连如非中毒，到底因何死亡？”葛毕氏不知道，胡瑞澜以刑相吓，葛毕氏只得胡说丈夫因负债过多，无力偿还而自尽。胡瑞澜又问她：“欠谁的债，以何方式自尽？”葛毕氏无言以对，只得承认是胡说。胡瑞澜抓住杨乃武与葛毕氏在无关紧要问题上的不实之词，小题大作，并咬定其他事上也是假话，用“跪火砖”等酷刑对他俩日夜不间断地“熬审”，迫使他俩不敢再翻供，其实这也是替杨昌浚打击报复。

　　最后一堂，杨乃武双腿被夹断，葛毕氏乳头也被人用铜丝穿入，二人画供时已气息奄奄，神志模糊。文艺作品写杨乃武将姓名写成“屈打成招”四字，查无此事。其实是杨乃武失去知觉，差役抓他手按个手印。老奸巨滑的胡瑞澜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一方面肯定了以前审讯的结果，另外又想借主持科举考试一走了之，以免节外生枝。杨乃武已经彻底绝望，在狱中作联自挽：“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胡瑞澜）充刑台，乃武归天。”

　　翁同和伸张正义

　　刑部右侍郎夏同善与翁同和均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为毓庆宫授读。夏同善丁忧期满要回京，杭州著名的中药店胡庆余堂老板胡雪岩为夏同善饯行，胡雪岩席间提到杨乃武冤案，夏同善答应回京后相机进言。翁同和在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中状元以前，曾在刑部当差，他在任光绪帝老师之前，还曾任过刑部右侍郎。正在此间，发生了杨乃武与葛毕氏案。慈禧太后见了胡瑞澜的奏折后，传谕：“着刑部速议具奏”，翁同和接到上谕第二天，即向刑部浙江司索取杨昌浚、胡瑞澜的奏折及附的《供招册》，细核了杨乃武、葛毕氏的“招供”与“翻供”，发现几处可疑，都用标签标出，出示给刑部尚书桑春荣看。桑胆小怕事，且杨昌浚每年都重金贿赂他，他也不想得罪杨昌浚，主张维持原判。

　　于是，翁同和采取了一些策略，先联合其他有关官员，如与翁同和同值毓庆宫的张家襄、广寿，刑部左侍郎绍祺等，大家一致同意平反此案。然后，他们一起和桑春荣展开了长时间辩论。桑只好让步，同意发文给胡瑞澜，让他将可疑之处再审。翁同和的换帖弟兄荣禄此时正任步军统领，翁请荣禄抄写杨乃武两次 “供辩”原文进行研究，发现杨乃武提出的可疑之处，胡瑞澜上奏时极力回避，已经是欺君罔上。

　　光绪元年十月三十日，翁同和联合刑部尚书崇实、桑春荣，礼部尚书灵桂，刑部左侍郎绍祺、黄钰和右侍郎载崇、钱宝廉，联名给慈禧太后上奏折，对胡瑞澜的复审提出四点疑问：第一，（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到底去葛家否？第二，杨乃武在“钱宝生”的药铺买砒霜否？第三，（证人）王心培发现过杨乃武来葛家否？第四，刘锡彤之子参与此案否？慈禧太后看了奏折，当天就降旨，令胡瑞澜将上述四个疑问审理清楚，“不得稍涉含糊，意图迁就”。在京的浙江籍官员知道慈禧太后的上谕后，１８人联名上书都察院，重申“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并未去葛家”，刘锡彤逼迫“钱宝生”写卖砒霜给杨乃武的伪证词。大家还提出：

　　第一，余杭县监生吴玉琨曾到县衙作证，杨乃武十月初三日到南乡岳父家，初六日才回余杭。而杨昌浚在报刑部时称杨乃武初三日买砒霜，初五日给葛毕氏，出现明显漏洞。因此胡瑞澜复审改为“初二买砒霜”，并勒令吴玉琨将证词改为杨乃武“初五回余杭”，以证明这天杨乃武给葛毕氏砒霜。第二，胡瑞澜复审后，犯人与证人均不画押，无法结案，胡瑞澜令葛品连之母沈喻氏一人代画了８个人的供词。第三，若杨乃武真的在初五给葛毕氏砒霜，葛品连初九才发病，难道发病前四天杨乃武就能预料得到吗？

　　都察院将这１８人的呈文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对胡瑞澜也不信任了，十二月十四日再次传旨将本案犯人、证人及案卷押解到北京，由刑部亲自审讯。

　　刑部京审洗沉冤

　　胡瑞澜先前接到十月三十日慈禧太后的上谕，草草审了两次，没有动刑，想敷衍一下。他现在不太害怕了，因为“钱宝生”（钱坦）于十一月十二日突然死去，因何而死，至今是个悬案，死无对证。胡瑞澜长出了一口气，但没想到又接到十二月十四日的上谕，这才感到大事不妙，虽然知道这批人到北京会说些什么，可面对圣旨，又束手无策。

　　光绪二年四月底，刑部先审讯杨乃武买砒霜之事，吴玉琨、杨恭治、詹善政均证明杨乃武于十月初三至初六日在南乡，不可能买砒霜，爱仁堂伙计杨小桥、钱坦之母钱姚氏亦证明杨乃武未买过砒霜。葛毕氏供出真实情况，承认在酷刑下诬陷了杨乃武。再审沈喻氏，也说了实话：儿子有“流火”症，自己并不知道他是否被毒死，只请求验尸。又审王林、王心培，他们证实葛品连死前已病，不知中毒否。刑部又审验尸人沈祥，沈祥说了实话：自己只是一个学习的仵作（验尸官），葛品连到底因何而死，他自己根本不清楚，且拔出银针后未用皂角水擦拭，是沈彩泉让自己说是中砒毒的。刑部将复审结果上奏慈禧，请求将葛品连尸棺及刘锡彤、沈彩泉等押解北京，开棺验尸。九月十七日，得到慈禧太后同意，通知杨昌浚立即执行。

　　海会寺开棺验尸

　　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刘锡彤、沈彩泉以及死去的葛品连的尸棺被押解到京，尸棺停在北京朝阳门外神路街海会寺内。刑部先提审刘锡彤，他只承认未用皂角水擦拭银针，因为他不是仵作，可以不负责任，其他事概不承认。又提审沈彩泉，他供出了如何逼迫钱坦证实杨乃武买砒霜的经过。在一旁的刘锡彤顾不得官场规矩，举拳就打沈彩泉，堂上乱成一团，无法审讯。

　　此案实则无须再审了，但必须证实葛品连是病死还是被毒死，以便定案。十二月初九日，刑部在海会寺开棺验尸。这一天，刑部满汉尚书、侍郎以及证人们全到海会寺。开棺之前，先令刘锡彤查看封条，认明原棺无误，即由刑部仵作开棺。棺木打开，尸臭扑鼻，人死已近３年，皮肉已腐烂，仅余骨骸，老练的仵作一见骨头黄白，即断言：“因病身死。”刘锡彤明白这关系到自己前程乃至身家性命，不死心，指着几块骨头说是“青黑色”，仵作说“外边青黑色乃发霉所致，挫断骨头，里边黄白；若中毒，里边亦青黑色”。刘锡彤仍绕着棺材细看，其实他什么也不懂。新任刑部尚书皂保问他还有什么话说，此时刘锡彤才摘下顶戴，跪在刑部各官面前，承认“委系无毒，因病身死”。

　　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刑部尚书皂保领衔上奏，洋洋万言，详细介绍了全案经过，结论为：“此案刘锡彤因误认尸毒，而刑逼葛毕氏；因葛毕氏妄供，而拘拿杨乃武；因杨乃武妄供，而传讯钱坦；因钱坦被诱捏结（伪证），而枉坐葛毕氏、杨乃武死罪。以致陈鲁草率审详，杨昌浚照依题结，胡瑞澜迁就复奏。历次审办不实，皆由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冤狱，情节显然。”

　　当然，在一个封建专制统治制度下的腐败晚清，吏治败坏，官官相护，愚昧野蛮，严刑逼供，草菅人命，在这样的社会，由这样的官吏办案，造成冤假错案就是必然的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自冤案发生起，看不出大清国的法律有一丝一毫的公正，可在最后处理上，它突然像变戏法似地“公正”起来，且“公正”得令人啼笑皆非。浙江巡抚杨昌浚和胡瑞澜、刘锡彤、陈鲁、郑锡滓以下三十多名官员遭撤职查办，其刘锡彤“革职，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沈祥“杖八十，徒二年”；沈彩泉“杖一百，流二千里”；沈喻氏“杖一百，徒四年”；王心培、王林、“杖八十”；陈湖、钱坦及刘锡彤之子已死，未作处理。但刑部亦未调查钱坦因何而死，乃本案一大疏漏。葛品连的尸棺就近埋在京郊。但这件冤狱，如果不是慈禧太后先后下１０道御旨，恐怕是难以得到平反。就是在慈禧太后的如此干预下，刑部官员依然认为：“无风不起浪，为何不冤枉别人，单冤枉你俩？”，即使没有杨乃武“讯无与葛毕氏通奸确据，但就同食教经而论，亦属不知远嫌。又复诬指何春芳在葛家之玩笑，虽因图脱己罪，并非有心陷害，实系狱囚诬指平人，有违定制律。应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杨乃武依然落个“杖一百，革去举人功名”。关于葛毕氏“捏供与杨乃武商令谋毒本夫，讯因畏刑所致，惟与杨乃武居住同院时，不避嫌疑，致招他议，虽无奸私实据，实属不守妇道，拟杖八十。”

　　杨乃武自遭官司，家产荡然，以养蚕种桑为生，１９１４年９月腿股间患疮疽，不治身死，葬于余杭县城西门外新庙前，年７４岁。

　　葛毕氏回到余杭，孑然一身，万念俱灰，在余杭县城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庵中没有香火，以养鸡、猪谋衣食，了此残生。她死于１９３０年，亦享年７４岁，坟塔在余杭县东门外文昌阁旁边。（资料源于《晚清四大奇案》《慈禧太后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