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李鸿章与日本使团的激烈“交锋”始末

Posted 2023-01-05 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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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李鸿章与日本使团的激烈“交锋”始末

本文《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董丛林著，东方出版社于2012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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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同治十年）7月，正当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时节，日本重派的来使到达天津，他们与中国修约的焦急心情，恐怕一点不亚于天气的酷热。这次是以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柳原前光和同为外务权大臣的津田真道为副使，另有随员多人。清朝方面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就是乘双方进行礼节性互访尚未正式开议的短暂间隙，李鸿章和应宝时、陈钦等人抓紧时间暗中进行议前的紧急磋商，并最后完成上面提到的中方约稿“定本”的。7月29日（六月十二日），双方代表在天津的山西会馆会晤，相互阅看授权文书。李鸿章特别强调不依“西约”（指西方列强胁迫中国和日本签过的不平等条约）的原则，他说：中日两国为同文之国，所有会议各事，不可以蹈袭西约旧样，以免为人笑话浅陋，即便有的事情不能不载入约款，“亦须采其意而易其名，庶不拾西人牙慧”1。表面上看，李鸿章似乎特别注重条约形式，而实际上，深意在于借脱离“西约”程式而求避免内容上的牵混，与“西约”划清界线。三天之后，日方提交他们拟出的议约草案。它一脱前次柳原前光所提供的拟稿，另起炉灶，更不外杂取“西约”中的有关内容拼盘而成。针对这一情况，第二天中方即向日方提交《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之稿，作为对日方所提约稿的否决，并明确相告：昨阅你们提交的约稿，全系抄照于西人之约书，与我政府之希望甚为相反，贵国与我一海相隔，今后互相往来，情谊原为唇齿之邦，此与西洋各国有来无往不同，故决不能蹈西人约书成例！而日本方面于此也不让步，“必欲照西约成例，隐有挟制之意”。李鸿章密嘱应宝时和陈钦给日方复函，要“词意略加峻厉，使知我有定见，不为浮议所摇”②。中方的函件中，除了重申前持原则外，还以日本两次拟稿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指责它这是“未定交，先失信”的表现，说若是这样，干脆仍照去年总理衙门的初议，“照旧通商和好，毋庸立约”算了。这下日本方面真有些紧张了，生怕真的双方决裂，订约不成，不仅有辱使命，且为西人嘲笑，只好表示原则上同意以中方议约草案为基础，但又要求“对条约文体加以变动”，“在条理上”要“无碍于泰西共同事例”。显然，这是使出的阳奉阴违、存名去实的伎俩。此后数日，双方各自商讨对策，直到7月初，才再行接触。日方提出修正案，在《通商章程》中添加片面最惠国待遇一款。这自然是非常要紧的一招。在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中，这种条款规定，中国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益时，亦准该与中国缔约国“一体均沾”。这样，与中国缔约的列强各国中，只要其中一国取得侵华的新权益，便可互相援引，使中国受群狼争噬之害。日本这时也蓄谋于此，要为日后分享列强侵华利益制造条约根据。此后几天里，双方频繁会晤，为此激烈争议。李鸿章深知如果允准此条，日本“则援照西约事例，可以入我内地，处处贸迁，我不能与之争，而彼得获其实矣”。日本副使柳原前光，读过许多中国书籍，也十分熟悉“中西和约利弊曲折”，他态度坚决地主张此条。李鸿章和应宝时、陈钦则毫不退步地驳辩力争，简直弄到舌敝唇焦的地步。日方不惜耍起了无赖，说他们国家“历来称谓办法不能改易”，“意颇翘然自负”。李鸿章则声色俱厉，说你们若是这样一味坚持，议约之事只好作罢。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才“俯首允遵”1。拒绝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应该说中方议约当中把握住了最关键环节。日方见“一体均沾”的条款不能纳入约中，又采取迂回战术，想通过改变不准其入中国内地通商的条款，获取类似西方列强在华所享的商务等方面特权。李鸿章仍然不依，反问对方：现在约定日本在规定的口岸与中国通商，相应华人也不到日本内地贸易，怎么日本能到中国内地？两国从同，这不是很公允的吗？日方代表又无话可说了。李鸿章恐怕日后日本又要反复，遂于限制不许内地通商的相关条款（《通商章程》第十四、十五款）之后，特别添加上“系因两国各有指定口岸，故须明定限制”等语。就此，李鸿章在向清廷的奏报中这样陈说：“此条为洋人必争之利，而实我内地受病之源”，“今安得又听日本无端阑入耶”！“其人贫而多贪，诈而鲜信，其国与中土相近，往还便捷。其形貌文字，系与华同，以此攫取我内地之利，浸移我内地之民，操术愈工，滋害必愈甚，更非西洋比也。臣故知此次议约，以杜绝内地通商为最要。”2总之，在议约过程中，李鸿章可谓高度警惕，处处设防，特别抓住了关键环节，坚持原则，又能相机行事，立意和举措上均较得当，有效地遏制了对方的觊觎，使条约是以中方提出的拟稿为蓝本，基本原则和主旨未加变易，修改之处主要是对某些文字表述方面的斟酌和推敲，以及因情事变化所必然要作的相应改动。9月13日（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和伊达宗城分别代表清朝和日本政府，在中日《修好条规》上签字，同时签订了《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两约相辅相成，基本上贯彻了对等的原则。《中日修好条规》作为双边关系条约，共十八条。主要规定，两国“倍敦和谊”，对对方“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政事应听己国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谋干预”；两国可互派“秉权大臣”（即今所谓“全权大使”）驻扎对方京师；两国“职掌相等”的官员“会晤文移均用平行之礼”；在双方通商各口，互设“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等。《通商章程》作为商务专章，共三十三款（另附海关税则），也一别于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商务约章，明确规定了双方各开的通商各口之具体处所（中国十五处，日本八处）；本着两国人在对方通商口岸具有对等活动权限的原则，规定了相关具体事宜；附列了两国的海关税则。像这次签订的基本平等的条约，在中国近代所签的国际条约中是少有的。这可以说是“不仿西约成东约”。能有此成局，当然首先是限于日本当时羽翼尚不丰满、对华外交亦初行尝试的特定条件，但也离不开中方操局者李鸿章的主观能动因素。也许有人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条约的文本如何，在外交实践上，还是中国要吃亏的。即使事实真的如此，也当看做是有分别的两码事。条约文本毕竟是反映议约谈判得失的直接结果，是体现当事人特定客观条件下外交见识水平和操控能力的重要证物。何况，条约文本内容上的平等与否，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纸面上的东西，其实际约束力是不可小觑的。要不，日本何以风风火火地找上门来与中国议约？而在原抱企图没有实现、所签条约没有赋予日本在华能享明显特权的情况下，它又很快要求改约？至于它要求改约的具体情况和结局，就是下面接着要陈述的。对“不仿西约成东约”的结果，日本方面当然不会满意，也不会甘心。再就是，因为《修好条规》第二条规定，“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蔑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帮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1。西方列强借端要挟，说日本与中国缔结攻守盟约，这给了日本一个悔约的借口。所以，在签约不久，它便又搅起了一场改约风波。对于日本来说，这似乎是一箭双雕的事情：改约既可望攫取侵华权益，又会释西方列强之疑而讨好于它。而对于中国，特别是对于操办对日交涉的李鸿章辈来说，不免是又面临着一场新的麻烦。1872年（同治十一年）5月上旬，以柳原前光为首的日本使团，又来到了李鸿章坐镇的天津，迫不及待地要求李鸿章接谈改约。事先，日方就相关事宜曾知照过清政府，故李鸿章有所准备。日使来到后，他先是以事务繁忙为托词，故意拖延与他们的直接接触，而让陈钦等人先行与之接触，意在窥其实底，好相机行事，力争主动。迟至日使到来的9天之后，也就是在5月15日这一天，李鸿章才安排与日使见面。会见时，柳原前光等呈递照会，又说明要求改约大旨。李鸿章先发制人，疾言厉色地诘责“约已议定，何可遽改”，说原约章程内，一再声明彼此一体信守，“交邻所重者信耳，失信为万国公法所最忌”，你们日本“不应蹈此不韪，遗笑西人”，并掷还其照会。日使则说，你所言极是正理，我们自己也感到惶愧，只是完不成使命回国无法销差，所以乞请将照会暂存。这显然是要以柔克刚的手法来继续争取。李鸿章还是坚决不允，日使只好说容下面与陈钦他们再行商议吧。僵局持续了大约一个来月的时间，日方见不能有根本性转机，只得要求“略予转圜”，以便使他们能及早回国交差。从日方此次要求改约的拟议要点看，一是要将《修好条规》中的第二条（上面已引录）去掉，以释西方国家之疑；另“欲取法于诸国互相常行条例”，待他们国家与“欧西改订其约之后”，相应修改与中国所订之约中不符的地方；《修好条规》的第十一条中关于对在对方口岸的商民禁带刀械的规定，不合日本习惯，要求删除，等等。据李鸿章向清廷的奏报中透露，关于《修好条规》中的第二条，当初之所以“议创”这一内容，实际是考虑日本距中国很近，西方国家来华通商，多取道日本横滨而至上海，日本尤为中国门户，将来设有事变，该国虽未必遽为我用，但有此条牵制，“不至增一劲敌，且不失兵家用间之意”。既然有此“深意”，李鸿章自然是坚持不能轻易删除的。至于像刀械管制以及某些交往细节之类的事情，他觉得“无关轻重”，可以有通融的余地。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地对日方透清实底，而是坚称“查两国初次定交，最要守信，若旋允旋改，先自失信，无此办法”1。他表示无论如何须先行把双方“换约”（条约签订后，还需要双方政府正式批准认可，交换条约文本）的最后程序完成；之后，“如有可以通融之事，原可随时酌核商办，其万难允行者，断不能稍有更易”2。日使见当下改约无望，只得回国。第二年，两国完成“换约”。中日两国之间最早签订的这组与“西约”独异的条约，终于在“法理”上生效。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册上，可以说留下了并不黯淡的难得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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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娓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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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敌亦友的东亚双雄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历史交锋

或许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是中日两国的天然对手，他们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在谈判中严辞交锋。可一离公务、退及幕后，两人竟惺惺相惜，从而结下了既为敌手又成知交的特殊渊源。

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位内阁首相，曾四次组阁。作为明治宪法之父，他还是该国第一位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

在伊藤组阁期间，日本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并一举挫败大清，自此成为东亚头号强国。而那一刻，号称大清“中兴名臣”的李鸿章则陷入人生最失意、最落寞的境地。

第一次交锋：1885年4月，中日签订《天津条约》

1885年4月，伊藤博文因朝鲜“甲申政变”，作为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到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此次谈判达成《中日天津条约》，其核心内容是，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今后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这其实赋予了日本在朝鲜享有与宗主国中国相同的权利，也为甲午战争爆发埋下了伏笔。

时年，李鸿章62岁，伊藤44岁。这是两人第一次扳手腕。看着比自己年轻18岁的对手，李鸿章多少有些感慨。

为此，他专门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认为伊藤博文“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应该说，李鸿章的眼光是比较敏锐的。当年12月，伊藤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并着手制定宪法。

第二次较量： 1895年3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一晃又过了10年，当两人再次见面时，李鸿章已是古稀之龄的老人，伊藤博文也过了知命之年。更恍若隔世的是，10年前的会面，两人尚能相对平等地交锋，此番早已乾坤倒转。

1895年2月，在大清遭遇甲午战争惨败后，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

对李鸿章，伊藤给予了尊重；但对清帝国，他却磨刀霍霍。尽管清庭也知道这一回割地赔款是躲不过了，让李鸿章该怎么办就看着办。李鸿章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经过拉锯式的较量，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竟在回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为之哗然，日方的和谈条件才稍有收敛。

最终伊藤将中国的赔款金额由原先的3亿两白银调至2亿两，对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则不予让步，要求李鸿章“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李鸿章发电报请示，清庭表示同意，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3月23日，《中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

但私下里，两人又是另一种关系。让我们听听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条约谈判期间的聊天吧。

就大清的变法图强，伊藤说：“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鸿章惟有叹息：“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钦佩。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尚俗，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渐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日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伊藤道：“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

虽然各为其国，而且在那个时期，伊藤博文更极大地侵损了中华的利益，但就私交而言，他与李鸿章却相当投缘。李鸿章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表示：“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鸿章连称：“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他安慰李鸿章，甲午之败，绝非安徽人的问题（李为安徽合肥人），而是中国的问题。

第三次见面： 1898年9月，戊戌政变时，救了梁启超

应该说，随着《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伊藤博文在战略层面也不再将大清帝国作为敌人，甚至还希望它藉此变法图强。

因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虽积极“脱亚入欧”，但国内仍有不少“兴亚”主义者。他们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西方列强是日本的主要敌人，所以应联合中国，才能对抗白种人的入侵。而日本有责任维护和协助中国，但清政府太腐败，必须将它打痛收服，再予以结盟。

伊藤博文总体上持这样的姿态，他甚至说：“中国强，日本才能强。中国好，日本才能好。”事实上，甲午战争后的近10年间，清朝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形成强烈的仇日反日情绪，反而兴起了向日本学习、借鉴的浪潮，中日关系也曾比较友好。

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曾计划聘请伊藤博文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国策顾问。1898年9月，伊藤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20日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

可到了第二天，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囚。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而日本公使林权助因无东京指令，不知所措。正在现场的伊藤当即表态：“那么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

那些天，伊藤博文又与李鸿章见了面。此时的李鸿章垂垂老矣，年届75岁。而伊藤也已57岁，他特地前来为被捕的张荫桓求情。张荫桓由李鸿章一手栽培，甲午战争中曾作为清庭代表赴日谈判。但李鸿章后来一度失势，张荫桓却自觉翅膀硬了，竟对李有切割之意。戊戌变法时，他调任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属于维新人士，因此政变后遭株连。伊藤的面子，李鸿章还是要买的，于是他对张荫桓施以援手。张荫桓未被斩首，从轻处理后充军新疆。

当然，也不知是否算好事，本来“戊戌六君子”应是“戊戌七君子”，张荫桓将更出名一些。拣了一命的张荫桓，只不过拖了几口气，1900年还是被杀了。

对此次中国之行，伊藤曾谈了他的感想：“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的去彻底改革才可。”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死在中国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再次来到了中国东北，此次他已不能与李鸿章会面。

8年前即1901年9月7日，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代表大清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后，“痰咳不支，饮食不进”，最终留下“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遗愿离世。

但伊藤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在10月23日与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奉天会谈中，他又提到了李鸿章：“我于贵国大计，用心筹划，不自今日始。溯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即与李文忠（李鸿章）相见，切告以两国关系，贵国总须力图变法自强，方可共保东方之和平。披肝沥胆，力为陈说，文忠颇以为然。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游贵国，晤见北京亲贵大老，告以亚东之大势，两国之关系，贵国极宜变法图存，方能有济。当时诸亲贵大老咸以为然，允为变法。不意未尝实行，以至于今日，我甚惜之。现在贵国方悟非变法无以图强，近年来始行新政，我甚愿贵国事事求根基稳固，政府须担责任，行政机关务求组织完备，万勿半途中止。竭力前进，犹恐或迟。我两国利害相关，贵国如能自强，则日本之幸也。”

当然，伊藤的话语并不一定坦露心声，毕竟那是典型的外交辞令。听其言，更需观其行，但历史也不再给他以考验的机会。仅仅过了3天，在戒备森严的哈尔滨车站，当伊藤走出专列检阅清军和俄军仪仗队时，从日本商民队伍中突然冲出一名朝鲜青年，向伊藤连开三枪。每一颗子弹都精确命中了，伊藤博文就这般气绝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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