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选官不看功名只看脸

Posted 2023-01-05 官员

篇首语：眼前多少难甘事，自古男儿当自强。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雍正选官不看功名只看脸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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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选官不看功名只看脸

雍正四年十月，借着“查嗣庭案”的机会，雍正发布上谕，称外间有流言“谓朕进人太骤，退人太速”，这都是胡说八道！“朕在藩邸时，从未与外廷诸臣往还，即认识者甚少”;待即位后，各处亟需用人，不得已任用一些“素无认识之人”，可用了之后，“徐观其人，实不可用，则不得不更易之”，这如何能说是“进人太骤，退人太速”呢？况且，各级官员的任免，大自督抚提镇，小至道府州县、参将游击，“每一缺出，苟不得其人”，“朕将吏、兵二部月摺翻阅再四，每至终夜不寝，必得其人，方释然于中。此为君之难，实不可以言语形容者也！”

用人难，难用人，雍正也不是以第一次叹苦经了。自古帝王治天下，无非用人与理财两端，而“用人之关系，更在理财之上”。韩非子即有一句名言，“善张网者引其纲，……引其纲而鱼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其大意是，善于打渔的人，只要拉住鱼网的纲绳，鱼就自然被兜在网里;治理国家也是一样，圣明的君主不是直接管理民众，而是通过管理官吏去治理国家，官吏就是那个渔网（国家与民众）的纲绳。

自古以来，各朝统治者都极其重视吏治（或称吏政），其所谓治国治民，说白了就是治吏。吏治的好坏成败，不仅事关官风民情，更是决定一个王朝兴衰强弱的关键性因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干部决定一切”，再好的方针政策，如果没有扎实可靠的干部加以推行，最终只能是歪嘴和尚倒念经，南辕而北辙。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先秦的世袭制到两汉的察举征辟制再到魏晋九品中正制，这一时期的官吏选拔虽然也主张以德取人、以贤取才，但由于选拔对象、程序、标准都没有一定之规，因而通常为上层贵族集团所垄断，官员的来源缺乏普泛性与公正性。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完善，贵族集团垄断官职的状况才被逐步打破，自下而上的人才流动得以实现。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已日臻成熟，其从报名到考试到录取，整个过程大体公开、公正，这也意味着官员的选拔已向全社会开放。

开放归开放，但要想金榜题名也并非易事。但凡进士出身的官员，从童子试到乡试到会试、殿试，期间过五关斩六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才脱颖而出，如没有过人的才华，当然不可能笑到最后。正因为经历了各种残酷的竞争与磨难，这些万里挑一的佼佼者才被视为“正途”出身，其他如捐纳的“异途”官员当然只能仰其鼻息。

科举制虽然相对科学合理，但离完美仍有相当的差距。首先，科考通常三年一试，每科进士不过两三百人，而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加上中央各部院、翰林院及县级以上的地方官职，这些新进士显然供不应求;其次，科举出身的官员虽然重名节，贪污率相对较低，但也普遍存在“高分低能”、因循守旧、行政能力差的现象;其三，因为同年、师生的缘故，科甲官员往往拉帮结派、相互援引而形成利益小集团，难逃朋党之嫌。

对此，雍正多有不满，说“国家开科取士，原欲得读书明理之人，必期秉公持正，以端风俗、正人心。……今乃往来嘱托，彼此营求，以朝廷取士之途，为植党徇私之薮，败风俗而坏人心，亦何取于科甲出身之人？”雍正还特意举了例子，说前户部尚书赵申乔也算是名臣了，其临终时嘱其子孙，说有门生三人从未谒见，待我百年后，不许其登门来吊！以赵申乔这样的清正大臣尚不能免此陋习，其它可知。

接着，雍正又说，现在有人议论我不重视科甲官员，这种说法不值一驳，“国家首重科目，朕于一长可用之人尚必录用，况科甲出身乎？且乡会中式，文章知遇，师生礼貌之常，朕亦非概行禁绝，但能以党援为戒。”换言之，雍正反对的并非科甲而是朋党。

就事实论，雍正并非不重视官员的出身，但对其中的尺度十分谨慎，其表示：“国家用人，但当论其贤否，不当限以出身。朕即位以来，亦素重待科甲，然立贤无方，不可谓科甲之外遂无人可用，倘自恃科甲而轻忽非科甲之人，尤为不可。自古来名臣良辅，不从科甲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屡见有荡检逾闲者。”

雍正曾说，“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又说，“朕从来用人，不悉拘资格，即或阶级悬殊，亦属无妨”;“唯期要缺得人，何论升迁之迟速，则例之合否耶！”当然，雍正也不至于公然挑战那些官员升迁除陟的规则，但在实行中却屡屡加以变通而不受资历、出身与旗汉的区别限制。如其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的，“如遇有为有守贤能之员，即行越格保题，以示奖励。如此则官吏劝而民心悦，地方有不改观者乎？”这是在鼓励越级提拔;七年四月，雍正命京官学士、侍郎以上，外官布政使、按察使以上，每人各密保一人，“将其人可胜督抚之任，或可胜藩臬之任，据实奏明。不必拘定满汉，亦不限定资格，即府县等员，官阶尚远者，果有真知灼见，信其可任封疆大僚，亦准列于荐椟之内。”荐府县为督抚，这当然是一种破格选才。

不拘成例固然是一种创新，破格选才更需要相当的魄力，但成例既然存在必有它的价值，无格可依同样会带来相应的风险。对此，雍正也是深有体会，其表示：“自古知人为难，人心难测，事事时时留心体察，方不被其愚惑。知人不易，用人尤难，若不费一番苦心，公取舍，勤访察，耳目不广，精神不到，莫言知人用人之道也。”

为克服书面选人、看人不准的弊端，雍正对官员的引见尤其重视。一些官员经引见后，雍正通过观察其言谈举止，认为能力有问题的通常改为部用，以继续考察锻炼，如前文提到的陆生楠，即由吴县县令改为工部主事。由此，要想通过雍正的面试关，除了身材长相要过得去外，还要口齿伶俐，思路清晰，应对敏捷，若是引见印象不佳，往往难有重用。

以此而言，雍正的引见颇有些看相的味道，其对官员的印象往往随手批注在引见履历片上，其中有说眼神的，如查嗣庭“兼有狼顾之相”、高邮知州黄廷铨“眼光不定，未必似端人”、清江知县金广培“平常老实人，两只忠臣眼”;有说身材的，如广东广海寨守备杨宽“人去得，汉子，好倭粗身子”、苏松镇标游击林子龙“魁梧，可升用”、一等守备洪其烈“人似鬼头，小伶俐人”。类似记载比比皆是，其中颇多有趣之处。

履历片是重大机密文件，除军机处有关人员能看到外，其他人等一概不知。雍正用诸多大白话，将引见官员的观感从长相、秉赋、性格、能力各方面表达出来，这也侧面反映了他对中下级官员任用考核的高度重视。事实上，清朝各帝中在履历片上写朱批的仅康熙、乾隆、嘉庆与雍正四人，而写得最多且最认真的唯雍正一人。

雍正用人，从不求全责备，其曾表示，“人才难得，有才未必有守，有守或短于才，才守兼矣又谤其人素行可议，或其人出身微贱，或其人未曾读书，数者既全又谤其不能约束子弟家人”，诸如此类，“若不弃短录长，则无可用之人矣。”有鉴于此，雍正大胆起用新进，当有朝臣质疑新人“阅历经验不足”时，雍正的回答是：从未听说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若具中上才情之人，岂有于一邑事务必得阅历，而后始能措施之理？”

当然，新任州县官绝大部分是“初登仕籍之人”，他们虽然“饱读诗书”，但缺乏行政、司法、理财等相关方面的专业技巧和实践经验也是事实。因此，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地方具体事务时，这些人多少会有些手足无措或一味地依靠幕友，最终沦为傀儡。为此，雍正下令刊行涵盖了州县官主要工作内容的《钦颁州县事宜》，其中又以钱粮、刑名为主，以帮助新任官员认清职守，尽快上道。

节选自新书《治官手册：雍正和他的大臣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雍正在位时期的朝廷无官不清一说是怎么来的

雍正的父亲康熙创造了一个盛世神话，最后也留下了一堆问题：吏治腐败、效率低下、国库空虚。早在当藩王时，雍正就深为忧虑。康熙四十八年户部存银五千多万两，六十一年仅八百多万两，存银下降这么多，原因是亏空。雍正即位之后，一改乃父宽仁作风，以“严明”察吏，推行刚猛政治。他大力整顿吏治，清查钱粮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又改兴廉为养廉，实行“耗羡归公”，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养廉银”，给予官员合理的酬劳，使贪污行为失去借口。雍正的高明在于不仅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而且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诉诸制度保证，对整肃吏治颇为有效。

雍正打击贪官的办法分三步：1、首先罢官，然后再索赔，这样就堵死了贪官继续鱼肉百姓的可能。2、索赔，所贪欠金额一经查实，无论地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必须全额如数赔偿。如果部门亏空，所在部门主管官员要负相应的经济责任。3、抄家，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一方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就是赃官死了，也要向他们的子孙们追赔。康熙十子敦郡王允、内务府堂官李英贵家产被抄归公。地方上的清查也普遍进行。清查不力的官员，则予以调查处理。江西巡抚裴律因清查不力而被审问，查出他本身就有贪污，被参劾。对于贪官一律治罪。河道总督赵世显、过去经常给康熙帝写密折的苏州织造李煦等贪官都被抄了家。清查使财政好转，一年后就有了赢余，雍正末年存银增至6000余万两，同时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这样一来，既改变了康熙晚年，政治腐败，官场秃废的局面；又使雍正朝国库充盈，为乾隆盛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的基础。

雍正大量诛杀贪官，保持高压，让官员们听到“钱”字就发抖。在对贪官执行死刑时，常组织官员到场观摩，他认为现场警示教育，比让官员学习《论语》管用得多。与此同时，雍正奖掖勤能、责罚庸懒，逼迫官员改变作风，不换脑筋就换人。雍正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最有作为的君王之一。雍正每天睡眠不超过4小时，只有过生日那天才给自己放天假。现存档案表明，他光在奏折上就批了1000多万字，是全部《资治通鉴》字数的3倍多。康熙朝末期那些年，官员们实在是太爽了，就像晚清的李鸿章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当，那就是太笨了！那时，皇上的脑血栓比较重，对人对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官场的贪、懒蔚然成风，通不过考核的很少，被严肃处理的更少。实在看不下去了，往往罚俸了事，官员经济上吃点亏，政治前途一点不受影响。雍正执政期间，大家如梦初醒，意识到不是现在官不好当了，而是过去当官太容易了；谁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雍正既不容忍官员“贪”，又不容忍官员“懒”，两手抓，两手硬的结果导致一时吏风，敬谨勤慎，贪腐恶习，大为收敛。突出表现在：第一，政治上，康熙帝晚期，强调做仁君，行仁政。但是，官员懒散，工作拖沓，不求进取，但求无过。这种颓风，得到扭转。第二，财政上，扭转康熙晚期财政亏空局面，财政大有结余，为乾隆前期发展，打下很好基础。第三，吏治上，雍正帝整饬官风，从朝廷到地方，从总督到知县，都不敢掉以轻心。然而，历史遗憾雍正帝肃贪治懒，主要指向地方官吏，这是正确的、及时的，但缺憾的是，雍正帝没有对王公大臣，没有对军机大臣，没有对内阁六部，没有对八旗官员，发布严谕，加以整饬。这给后来上层昏庸腐败，留下一道缝隙。而后，乾隆朝出现和珅，晚清出现奕劻，清朝政权从根上烂了，无药可医，走向死亡。

总之，雍正帝执政期间，官场风气迅速扭转，号称“雍正一朝，无官不清”，这实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奇迹，也为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提供了保障条件。创设军机处，集中权力推进改革；取消人头税，缓解社会矛盾；改土归流，维护国家统一等大动作，如果没有肃贪治懒的铺垫，是不可想象的。至于说道，雍正改元新政为何难阻清朝死亡的问题，这是封建制度的必然结果，不是出一两个明君圣祖就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