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玺怎么失踪了

Posted 2023-01-05 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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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玺怎么失踪了

按古代制度，帝王得国一般要取得“传国玺”方才成为名正言顺的“真命天子”。清皇太极从察哈尔林丹汉手中得到了“传国玺”。然而，此“元传国玺”后来却失踪了，传说乾隆帝又不为人知地伪造了“元传国玺”。

按古代制度，帝王得国一般要取得“传国玺”方可以成为名正言顺的“真命天子”，不然即使得到天下也会被讥笑为“白板天子”。这项传国玺制度始于西汉，而“传国玺”始于秦。相传，秦始皇用“和氏璧”镌制宝玺，玺由丞相李斯以大篆书之，王孙寿刻制，字体呈“鱼龙凤鸟之状”，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玺于公元前206年西汉高祖刘邦兴兵攻入秦都咸阳时，从秦王子婴手中得到。从此，这颗至宝便成为历代强梁争相攫取的目标。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传国玺”被之窃取。王莽失败，传国玺归东汉光武帝刘秀。三国时期，“传国玺”被曹操据有。三国归晋，“传国玺”落入司马氏手中。南北朝末年，“传国玺”被隋文帝杨坚夺去，隋末农民大起义，此玺又被唐太祖李渊拥有。唐末，石敬塘之乱中潞王李从珂在宣武楼自焚，“传国玺”与之一起毁掉。至此，汉“传国玺”消失。然而，此后的许多朝代都宣布有“传国玺”出现。诸如，后晋高祖石敬塘于天福三年“敕制皇帝受命宝”，此宝后归入契丹，辽代末年传至延禧，金辽交战被延禧丢失于桑干河，宋绍圣三年，咸阳农民段义耕地得宝玺，玺“色绿如兰，温润而泽”，玺文与李斯篆体合，饰以龙凤鱼鸟，宋嘉定十四年又得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至元三十一年御史崔中丞得玉玺于故臣之家……

清皇太极从察哈尔林丹汉手中所得“传国玺”确有其事、其物。不过，皇太极获得的“传国玺”，有人称其是秦始皇的“元传国玺”，也有人称它是后晋石敬塘制的伪玺。这个“传国玺”不是秦始皇那个“传国玺”，皇太极极力夸大获得这个“制诰之宝”的目的无非出于政治需要。沈阳故宫曾藏有的“制诰之宝”，并非皇太极所得之原物，而是乾隆伪作的膺品。

天聪九年（1635）清太宗皇太极征服蒙古察哈尔林丹汗获“元传国玺”，赢得满汉王臣及蒙古各部的一致拥戴，于翌年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成为“跨踞满洲、蒙古的大国皇帝”。这件事在清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元传国玺”在清初历史上意义重大影响广泛，然而，此玺下落早已不明，甚至连它的印迹也未见有人确指，至今所知不过是文献史料对它的描述，这不能不说是史界一大憾事。

不过据传说盛京凤凰楼曾经藏有所谓“元传国玺”制诰之宝。凤凰楼是盛京皇宫内寝的门户，坐落在清宁宫高台之上，是一座单檐歇山式二层楼阁。此楼在清初大概是供皇帝、后妃登临玩赏之处。乾隆八年（1742）高宗东巡盛京不久，决定将此楼作为恭贮历朝《实录》、圣容、行乐图以及御用“十宝”的永久场所。太宗御宝在清入关后存于北京交泰殿，乾隆十一年（1745）改在凤凰楼存放。

乾隆十一年初，高宗至交泰殿阅视宝玺，见其中有些宝玺已“历年既久，记载失真”，有的宝玺则宝文“重复”不再使用。而且，从宝玺的数目来说也与《大清会典》记载不符。如《大清会典》称，本朝“御玺二十有九”，其中，“宫内收贮者六”，“内库收贮者二十有三”。而交泰殿实际收藏竟有三十九颗之多。大大超过《会典》定制，高宗为此重新做了厘正。他依据《周易・大衍》：天数二十有五的理论，把宝玺的数目亦确定为二十五颗。下余的十四颗，以其中的十颗因宝文与二十五宝文重复，认定是清初太宗使用之玺，将其依旧送回盛京，贮列于凤凰楼。

凤凰楼藏有“元传国玺”之事在清代影响很广，如清朝末年出任盛京旗务处总办兼盛京内务府总管的金梁曾不止一次的说过，“凤凰楼所藏御宝，相传即太宗得之‘元传国玺’”。

不过，此事也存在若干令人疑惑之处。其一，如果“元传国玺”存在，为何乾隆十一年送十宝到凤凰楼不将其一并送来，而要拖到数十年后？其二，乾隆本人性格风雅，酷嗜翰墨，凡其所经无不留题。他曾经四次东巡盛京，每次都要登临凤凰楼，而且写过七首吟咏此楼风物的诗词，内容方方面面，而对凤凰楼藏有“元传国玺”这件重大的历史掌故却只字不提。

“元传国玺”印迹确认之后，这个谜题也迎刃而解。现将凤凰楼制诰之宝与“元传国玺”印迹加以对照，答案自明。

其一，两玺字迹有别。以“制”字为例。前者（凤凰楼制诰之宝）字体的出角为九十度标准直角，后者（“元传国玺”）出角呈弧形。而且二者在笔画的粗细、字体的结构比例方面也互相不一致。其他三字诰、之、宝也存在同样的差别。

其二，边缘粗细有别。前者边缘的宽度为1.2厘米，后者边缘仅宽0.8厘米。

其三，印玺大小有别。前者大小为14.5厘米方直。后者大小为12.5厘米方直。

其四，刻工精拙有别，前者字迹刻工粗糙，有刀锋，笔画硬而不匀，显系拙工之作。后者刀法细腻、均匀、字迹古朴庄重。

总之，凤凰楼制诰之宝显然是件作伪的鹰品。乾隆皇帝对“元传国玺”的作伪出于如下原因。其一，太宗所获之原玺已经不存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顺治五年许尔安诰命》，这件诰命使用的印玺仍然是“元传国玺”制诰之宝。而此后颁发的诰命改用满汉合璧制诰之宝。其次，太宗征察哈尔林丹汗得元传国玺，而建国大清之事事载典谟，是清开国史之大事。太宗御用旧宝不可缺少此宝，否则，不仅有悖史实，也是对祖宗的不恭，而且也无法向后世交待。

乾隆伪作“元传国玺”一案隐秘很深，以至从未显露任何破绽。不过，当事情真象大白于世后，重读他的《交泰殿二十五宝序》关于太宗获“元传国玺”一段话时令人有新的领悟。如乾隆说：“古有得前代符宝君臣动色矜耀侈为瑞现者。我太宗文皇帝时获蒙古所传国玺。容而纳之，初不籍以为受命之符。由今思之，文皇帝之臣服华夏、重统万世，在德耶？在宝耶？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这段话显然有悖史实。其目的有两点，一为美饰祖宗，再是为其作伪开脱责任埋下伏笔。

凤凰楼制诰之宝于光绪初年与其他宝玺一起被转移到敬典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皇俄国侵略军进逼盛京，盛京将军增琪在朝廷授意下，把包括凤凰楼制诰之宝在内的太宗“十宝”、历代圣容、行乐图、御刀以及金条等物，转移至热河行宫。这件伪“元传国玺”至今下落不明，如果尚存，可能收藏在北京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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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新知历代国玺及铭文

皇帝的“玺宝”是皇权的象征。古人称之为“宝玺”、御玺”、“御宝”或“国宝”。秦始皇统一中国，功超三皇，名盖五帝，为了位传万世，表现至高无上的权力，首开玉制国玺之风。尔后历代仿效，收集与刻制国玺成为帝王受命于天、镇国安邦的象征。

有关秦代御玺，早期史书记载十分简略。关于传国玺的形制，大都说是用蓝田玉镌放而成，螭虎钮，印文为李斯篆书，可是印文的内容却其说不一。据《宋史?舆服志》称：“秦制，天子有六玺，又有传国玺，历代因之。”这传国玺之外的六玺是：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其中“皇帝”三玺用来处理国内事务，“天子”三玺用来料理外事活动。《史记》说秦王子婴颈上吊传国玺降刘邦，未提及六玺和其下落。因而秦是否另有六玺成为疑案。无论怎样，秦制七玺是历代帝王治玺必加仿效的旧制。汉代有传国玺及八宝，皆以玉为之，玉螭虎钮。据《后汉书?舆服志》载：除传国玺及皇帝、天子（之、行、信）六玺外，还有“神宝，以镇中国，藏而不用”，“受命宝，以封禅礼神”。同时，明确了玺、印、章的等级区别，在材料上，除皇帝用玉外，其他人只能依等级分别用金、银、铜。自此以后，等级制愈演愈严，《宋史?舆服志》说：“两汉以后，人臣者皆金印、银印、铜印。所制诸司用铜印，宋因之。”此外，在印大小上还规定了若干长度标准。

三国时，魏文帝得传国玺，在其旁刻隶书曰：魏所受汉传国玺。东晋时，自晋元帝历经数帝，因无玉玺，“北人皆云司马家是白板子天子”。（《玉奎谱》）但《晋书?舆服志》说：晋穆帝时有乘舆六玺，“遵秦不改”，可惜夫谈这些玺是金制还是玉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流落民间的传国玺失而复出，为此着重记述，指出此玺为“秦始皇蓝田玉玺，螭兽钮，在六玺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魏、晋和南朝刘宋时期的宝玺，完全袭用汉制，不但“乘舆六玺”的印文、铃用范围和汉代的六玺相同，其质地和钮式也模仿汉玺。北朝和隋的宝玺制度有了若干变化。

隋代国玺有八种。据《隋书?礼仪志》载：其中金玺三枚，它们是天子（之、行、信）三玺皇帝（之、行、信）三玺，则用白玉刻成。六玺皆为一寸二分，螭兽钮，另外便是传国玺，它以“白玉为之，方四寸，螭兽钮，上交五蟠螭，隐起鸟篆书，文曰：受命之天、皇帝寿昌，凡八字。”这是正史中首次具体描述传国玺，无论真伪，可知玺的颜色、大小、浮雕、篆文等情况。玺方四寸，远远大于当时一般玉玺，表明其地位非凡。

唐代比隋代国玺数增加一枚。按《新唐书?舆服志》记载，这些玺皆用玉制成，其中传国玺及皇帝、天子（之、行、信）望已占七枚，所剩其一是“神玺”，“以镇中国，藏而不用”；其二是“受命玺”。受命玺是唐太宗建国初所刻，“以白玉为螭首，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李世民汲取隋未农民起义的教训，告诫子孙受命后“有德者昌”，这在封建历史上，开前代帝王认识之先河。武则天对所有的玺都改称“宝”，中宗复位，又改回称“玺”。到玄宗开元六年，又复称宝，此后各朝代的皇帝印章，就均称“宝”了。

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争，政权更迭，并非所有政权都刻过国玺。后晋天福三年，石敬塘依唐制刻成白玉螭首皇帝受命玺，文曰：“受天明命、维德允昌”，然而玺成后仅八年，其政权便倒台，颇值深思。

宋代是国玺数目激增的时期，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周恭帝那里接收了后周广顺三年刻制的两枚玉宝，即皇帝承天受命宝和皇帝神宝。《宋史?舆服志》称：“太祖受禅，传此二宝”。可是，“五代离乱，（玺）或多亡失”，统治者便设法补充新御玺。宋太祖自刻了“大宋受命之宝”。宋太宗刻了“承天受命之宝”。此后，诸帝皆自制“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并加尊号。这些玺均以宝玉刻之。

宋徽宗政和七年，又用和阗玉，新镌一宝，印文是“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16个字，名为定命宝，合前八宝，共计9方。

南宋时，有北宋遗留下来的“大宋受命之宝”，“定命宝”，新镌的金宝三方--“皇帝钦崇国祀之宝”、“天下合同之宝”、“书诏之宝”，玉宝一方--“大宋受命中兴之宝”。再加上印文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的“护国神宝”，印文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受命宝，合计14宝。宋宝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上也有变化。后期定制的“皇帝之宝”等六类，名称虽然仿汉，但印文却是叠篆而不是小篆。到南宋，宝的钮式也有改变，用鼻钮而不再是汉代的螭兽钮。

金国时，金太宗天会三年缴获辽国玉玺4枚、金玺2枚以及南宋玉玺15枚，金玺7枚。但据《金史?舆服志》记载，金镇国宝不是用玉玺而是用玉圭，大圭长3尺，“以镇天下四镇”。

元代皇帝的印宝，大体上仿效隋唐，有“传国宝”和“皇帝之宝”等六宝，数量较宋代为少。其印文也改由八思巴文、梵文吉语和汉字组成。

明清两代又恢复了宋代的多宝制度。明代宝的印文除保留旧制的六宝名称外，其他均已改变。明代前期，御宝定为17方。可是印文据《明史?舆服四》所记，只有16方，即“皇帝奉天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彰经史之宝”、“钦文之宝”，再加旧制六宝。到世宗嘉靖十八年又增加7宝，印文是“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与前17宝相加，共计24宝。

清承明制，乾隆十一年，乾隆帝钦定为25宝，其中有20方完全袭用明宝，只有“大清受命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满文）、“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等5方是清室新宝。其印文除满文一方外、其余均用满汉两种文字镌成，汉字用篆书，满文用本字。两年后，乾隆帝觉得两种书体不协调，决定除“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以及满文“皇帝之宝”4方外。其余21宝。改镌，把其中的满文本字全部改用篆体镌刻。

玺宝在我国流传两千多年，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它们已失去了皇权的效用，但其具有很高的文物和艺术价值，尤其是汉玺、汉宝，更是精美的篆刻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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