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革命前途绝望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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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风流不在谈锋胜，袖手无言味最长。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对革命前途绝望的冲动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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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革命前途绝望的冲动
在革命屡屡受挫的绝望情绪下，当时有一种异样的论调突然广为流传，那就是将那些清廷的实力派官员统统加以暗杀，杀一个少一 个，那革命也就离成功不远了。这种暗杀行为，我们曾经称之为“革命义举”，但要按现在国际政治标准的话，这就属于典型的“恐怖主义” 了。
暗杀是个人主义的革命，也是一种低成本的革命。就好比现在国际社会上那些所谓的恐怖分子，他们没有能力去和美英的强大武装力
量对抗，他们的仇恨和怒火，只能化成不对称的人体炸弹或者汽车炸弹，在杀伤敌人的时候也自取灭亡（当然，我们即使在同情的时候也不 应对此表示赞成）。同样，暗杀作为暴力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也在清末的革命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暗杀这种事情，本身就是一种产生于 绝望的革命嘛。《史记・游侠列传》里对古代的游侠有这么一番描述，说他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驱，赴 士之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到了清末，这些矢志于暗杀的革命志士也以游侠相称，如吴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孟侠，秋瑾自号“鉴湖女侠”
历史人物 为何前途光明却身首异处
端方与袁世凯，两个晚清时期重要的政府官员，对晚清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实，端方与袁世凯这两人，在生活中也有着不一样的关系。
袁世凯像
宣统三年，也就是公元1911年。面对势如破竹的革命形势，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启用端方，任命他为铁路大臣。这次出山，也是端方人生中最后一次担任要职。在南下赴任期间，端方路过河南的彰德。那时候袁世凯正“隐居”在家。虽然说是不在朝堂，但他却时时关注着时事政治的发展，朝野上下呼吁袁世凯复出的声音也越来越高。端方在这个时候去拜望袁世凯，主要是找袁世凯讨论时局和对策。因为端方也知道，如今的清廷，已经一天不如一天，端方也要为自己的仕途做好准备。
这次意外的见面，双方气氛甚是愉悦。端方知道，袁世凯最终要出来主持局面，毕竟他手中还有一支战斗力十分强悍的小站新军。而袁世凯的再次出山，也需要端方等朝廷重臣的推举。除了谈论时局之外，端方与袁世凯还定下了一门姻亲。端方有一个独生女儿叫陶雍，而袁克定是袁世凯的爱子。他们俩通过慎重考虑，觉得让自己的下一代作为政治联合的筹码，足见端方和袁世凯关系密切。
等到端方被新军将领杀害以后，袁世凯甚是难过。当他当上大总统以后，就将端方的头颅和身体连起来，对端方进行厚葬，还派人祭奠端方。
端方与袁世凯，虽然不是知心的朋友，但也是政治上互帮互助的合作者。
端方之死
托忒克·端方，生于1861年，卒于1911年，字午桥，号陶斋，是清末大臣与金石学家。端方幼年即过继于其伯父桂清，作为嗣子。28岁那年，端方才正式地受命做官，其工作勤勉努力，仕途比较顺畅，以后又蒙光绪帝召见，获得青睐。那么，这样一位看似前途光明之士为何而死?以下就是端方之死的原因。
瑞芳的字
宣统三年(即1911年)5月18日，端方受到委任，作为川汉粤汉铁路的督办大臣。然后，因他欲同湖广总督瑞澄争功，而强行收四川当地的民办铁路为国有，这种行为激起了川湘鄂保路运动。同年，抵达了汉口。
同年，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各种恐怖活动频频，四川局势在崩溃边缘。三日后，清政府免除了四川总督赵尔丰的职位，而委派端方前往治理。端方率领湖北新军第八镇之中的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以及三十二标一部，途径宜昌进入四川，到达资州。然而，情势大乱，11月27日，新军哗变，军官刘怡凤杀了端方与其弟端锦。清廷得到消息之后，赠端方了太子太保之位，谥号忠敏。
最终，民国元年(即1912年)1月10日晚7点整，端氏兄弟的头颅被置于装洋油的铁盒之中，重庆民军代表李某负责押解上船，运送至武昌。说来凄惨，之后，在鄂军都督黎元洪的命令之下，端氏兄弟的头颅被游街示众，当时武汉可谓是万人空巷，均前往围观此头。后端方长子端继先寻回了头颅，运回北京，给予安葬。端方之死已然落幕，都在历史之中漂流而去。
端方与毛公鼎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毛公所铸的青铜器，鼎高1345px，口径1197.5px。呈圆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鼎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总体造型端庄稳重。清道光二十三年(即1843年)，毛公鼎出土于陕西岐山，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瑞芳是当时的两江总督，曾经跟毛公鼎有着联系。那么瑞芳跟毛公鼎有着怎么样的联系呢。
毛公鼎
话说1843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了毛公鼎。听闻此事，古董商人匆匆赶来，用白银300两购得此物。然而，运鼎之际，另一村民董治官阻止了该行为，买卖未成，古董商又怎肯罢休。于是，古董商以重金向知县行贿，以私藏国宝为罪名，董治官被逮捕关押牢房，治重罪。之后，此鼎最终被运到县府，由古董商人悄悄运走。据说，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经碰巧遇见此鼎。几经辗转，毛公鼎又落入了古董商苏亿年之手。
到了咸丰二年(即1852年)，北京一位知名的金石学家及收藏家陈介祺复从苏亿年之手购得此鼎，并给苏亿年赏银1000两。之后，此鼎深藏在密室之中，鲜为人知。之后，陈介祺病故。1902年，陈氏后人卖出此鼎，终于归于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然而好景不长，1911年11月27日，端方被派至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为革命军所杀害。
民国期间，端方后人因为家道中落，只得将毛公鼎典押于俄国人在天津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当时，英国记者辛浦森拿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此鼎，端家嫌弃钱太少，不愿意割爱。与此同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地呼吁保护国宝之事，于是，毛公鼎辗转到了叶恭绰(正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著名收藏家、之后国学馆馆长)手中，后存入大陆银行。之后几经周折，最终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端方与毛公鼎的缘分也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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