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曾认为服制不可改:是对先祖的追忆

Posted 2023-01-05 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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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李鸿章曾认为服制不可改:是对先祖的追忆

2、《民国服制》公布

李鸿章曾认为服制不可改:是对先祖的追忆

李鸿章（资料图）

李鸿章：近来贵国的变化实在令人刮目相看值得赞誉，然有一点不敢苟同，就是贵国盲目模仿欧国风习改变自古来的服制。

森有礼：改变服制其实道理非常简单……面对今日时势的进步，则感传承服制多有不便，故改变旧式服装用新式洋服代之。我国人民自愿改变服制的意向显然利大于弊，对国家而言更是益处良多。

――选自《李文忠公全书》

1876年1月，甲午战争发生之前的18年，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前来北京赴任，经过天津，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特意接见了森有礼，二人有过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不简单，它是两个正在进行变革的潜在的强国之间的一次对话，也是关于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一次高级别对话。这次对话当时有记录，而且连翻译的话也有录入，特摘要梳理如下。

寒暄一番，李鸿章就把话题上升到文化高度，他问森有礼对中西文化的看法。森有礼的回答让李鸿章大跌眼镜：“我们日本觉得西方的学问十分有用，可是贵国的学问只有三分有用，其他七分实在是太陈旧了，没什么用途。”

李鸿章有点不服气，讽刺式地问：“那阁下认为你们学习西方文化，学到了七成吗？”森有礼说：“只学到了五成。”李鸿章步步紧逼：“只有五成吗？你们连服装都变了，哪里只有五成？”言下之意你们把自己最根本的都丢掉了，数典忘祖。森有礼倒觉得没所谓：“学他们的服装倒没所谓，只是本领还没有完全学到。”森有礼的没所谓，代表了日本上下的一种心态，当时连日本天皇夫妇都穿西服，至于伊藤博文那一帮明治维新的干将，更早就是西装革履了。

李鸿章认为，服装不能轻易改变，这是对先祖的追忆、尊重，要万世传承才对。森有礼则说，日本是个善于模仿的民族，如今我们学习模仿西方的文化，也跟当年我们祖先学习大唐文化的意义是一样的。森有礼又说了一句让李鸿章刺痛的话：你们大清王朝的辫子和服装不是在刺刀威逼之下形成的吗？作为清朝的大臣，李鸿章只好顾左右言他。

双方又谈到与西方的条约问题。森有礼的态度是：和西方国家的和约是没什么用的。这反映了当时日本对欧美的不满，不过，也看出了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善于撕毁和约的看家本领。罗斯福总统如果了解这段对话，珍珠港事变就可能不会得逞了。

李鸿章则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怎么说没用呢？森有礼的回答暴露了日本人的野心：如果是通商，当然凭条约办事。但国家要“举事”，就看谁强大，而不是靠条约。

李鸿章对此嗤之以鼻：“此乃谬论。”并且指着桌上的一杯酒对翻译说：人的心如同这杯酒，条约就是“和气”，如同这个杯子，如果没有杯子约束，酒就会溢出来。森有礼也不以为然：所谓的“和气”，无孔不入，有缝就会漏，杯子哪里拦得住。

李鸿章听了这番话，对日本整个国家的品质都不放心了，他对翻译说：森大使年轻气盛（当时30岁），我们马上要和日本签订关于朝鲜的条约，要提防点。接着谈到高丽问题，森有礼说：高丽对我们日本很不友好。李鸿章又讽刺道：自从你们的丰臣秀吉去过之后，他们还敢跟你们友好吗？而且你们衣服也改了，文字也改了，他们都不认识你们了，怎么跟你们友好呢？

《民国服制》公布

服饰 1912年10月3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向全国公布参议院决议通过的《民国服制》，该服制附有图式。《民国服制》规定：男子礼服分为大礼服、党礼服2种。其中大礼服分书用、夜用2种：书用大礼服为西式大氅式；夜用大礼服类似燕尾服，但后摆呈圆形，裤用西式长裤。常礼服也分2种：一为西式，一为袍褂式，均为黑色，衣料采用国产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女子礼服则只有1款：上用长与膝齐的对襟长衫，下用长裙；衫裙均加绣饰。穿着礼服出席丧礼时，男子要在左腕缠上黑纱，女子则在胸前缀以黑纱结。《民国服制》还对礼帽、礼靴等作了具体规定。公元1912年，建立民国。依中国历史的传统，改元易服，乃天经地义。而在这一年民初制定的服制法令颇具意义，使洋服正式步入中国人的衣生活，这无疑在中国服饰历史书写了重要一笔。耐人寻味的是，辛亥的民主革命不甚彻底，但其服饰的革命倒颇为坚决。民初建国，仿效西方民主政体，在建立法制制度上体现出十分的果敢。尚处于激烈的政治角力和武装争斗中的民国初期，民国政府即毫不迟疑地颁发了一系列法令，其中除了极为重要的政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等，还包括一批有关服饰礼仪的法令。民国元年（1912年），迁到北京不久的民国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颁发了第一个正式的服饰法令，即《服制》（民国元年十月初三）。该法令对民国男女正式礼服的样式、颜色、用料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第一章男子礼服第一条男子礼服。分为大礼服、常礼服二种。第二条大礼服式如第一图。料用本国丝织品。色用黑。第三条常礼服分二种。一甲种式如第二图。料用本国丝织品，或棉织品，或麻线品。色用黑。二乙种褂袍式如第三图。 ……（在此不赘）在这个服制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用西洋服饰作为礼服。尤其是大礼服的选择，基本上照搬了西洋服装，完全是英国绅士式，即欧洲燕尾服样式，头戴硬胎圆筒黑色礼帽，衣领系活动的折角硬领及黑色西裤。男子常礼服采用中西两式，即《服制》中所指的甲乙两种；其中甲种西式常礼服又分昼夜两式，昼式礼服“长与膝齐，袖与手脉齐，前对襟，后下端开”。晚常礼服“长过胯，前对襟，后下端开叉”。两者都是西装式装束；乙种常礼服是中式长袍马褂再加西式礼帽。《服制》规定的女子礼服较简单：“长与膝齐”的中式绣衣加褶裥裙。从此，那种中西麇集、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风格，成了民国初年的特有标志。在民国初年的政要活动中，爱德华风格的英式燕尾服、圆筒帽成为政界的独特景观。1915年《礼拜六》第59期上的一篇文章描写道：“语时闻履声橐橐，冠高冠衣燕尾服者数十辈自远而至，盖是时参众两议院方成立，政争正剧，某政党假园中开谈话会也。”1918年《新申报》对徐世昌总统就职典礼的报道中，专门用粗一号的铅字强调新总统“着燕尾服佩带勋章”云云。 1912至1919年间，民国政府又颁布发了十余项服制，发人深省的是，民初服制的选样，基本上采用西洋服式为主。虽然，其中不乏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组合，但这种将西式服饰“拿来”的举措无疑是大胆并具革命意义的。新政权文武官员换上新装，意味着满清帝国顶戴花翎的终结。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服饰纳入维护宗法社会制度的礼法规范之中，从周公开始，就把商代已经存在的服饰等级的差别加以制度化、系统化，使之健全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制度。中国历代的《舆服志》、《礼仪志》，便是各朝各代服制的记载。服制是我国历朝立国的重要举措之一。民国初年颁布的服制，其意义不仅仅是易服改元之举，而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的方式将西洋服饰直接地、自上而下地引入中国，并以此为社会政治变革的手段之一。可以说，民初的《服制》更是一份革命檄文。易服，意味着革命，意味着对新时代所取的态度。当时的上海、天津、北京、南京等城市的政界、知识界率先剪辫易服，商贾亦为之推波助澜，机敏的商家则抓住了改元易服这一商机。民国元年北京《大自由报》刊登此类广告：易服者注意：启者民国共和告成国民剪发易服以壮我国气象一新。本主人有鉴于此故由上海特聘高等裁剪名师专做西式各种改良便服并各国维新便帽无不完备。敝局非图渔利实因鼓吹易服起见，凡士商各界请一试之方知予言不谬。民国政府之所以选择现代洋服作为新时代的象征绝非偶然。社会文明的进步，必然要影响到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及衣饰行为。任何国家从农耕文明步入工业文明都同样经历过服装革新，传统繁琐的长袍长裙必然让位于现代简洁的短装短裙。显而易见，快速高效的机器生产无法与“长裾雅步”相融。也许民初国会在制定洋服作为礼服时，对中国传统服饰的猛烈冲击和前所未有的改革意义始料未及。在具有两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度里，人们通常害怕变化，依赖习惯，更畏惧权威。而民初的服制，恰是运用革命、法律的权威来实现社会变革，强制地使国人接纳新的政体和现代文明。当时，西式服饰正是历史的选择，因华夏服饰未能自觉步入工业时代，成形于农耕文明的服饰形态让位于先入工业文明的西方服装也是理所当然。何况革命党人正是以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为榜样，以西方民主政体为摹本。因此，民初服式的西化正是历史的必然，也从此改变了中国服饰传统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