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文武百官为何都自称为奴才

Posted 2023-01-05 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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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文武百官为何都自称为奴才

清代官员常自称“奴才”，既见于官方文件、奏章之中，也常常出现在官员觐见皇帝之时。今天人们对此似乎难以理解，但在清代，却是情理中之事。

奴才一词，亦作“奴财”，“驽才”，在中国北方各地，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中，是一个常见词汇。魏晋以降，常常作为贱称、卑称或詈骂之词，出现于历史记载之中。《晋书》卷101《载记第一・刘元海》：“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同书卷103《刘曜载记》：田崧骂杨难敌曰：“若贼氐奴才，安敢欲希觊非分，吾宁为国家鬼，岂可为汝臣，何不速杀我”。《魏书》、《北史》及《通志》等书《尔朱荣传》：“葛荣之徒，本是奴才”。《旧五代史》卷70，姚洪责骂董璋：“尔本奴才，则无耻，吾忠义之士，不不忍为也”。《资治通鉴》卷102《晋记二十四》：“慕容评，真奴才，虽亿兆之众不足畏，况数十万乎?”至明清时期，宫内宦官常常自称为奴才，也被人骂作奴才，如《明史》卷244《杨涟传》：“涟大骂：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

另一方面，在北方民族中，臣与奴才本属一意，并无多少分别。如《宋书》卷74《鲁爽传》：“虏群下于其主称奴，犹中国称臣也”。《通志》卷136同此：“北方群下言于其主称奴，如中国称臣也”。《隋书》卷84《北狄》：“沙钵略谓其属曰：何名为臣?报曰：隋国称臣，犹此称奴耳。”(《北史》、《通志》同此说)臣与奴才二词通假，起自于北方，由来已久。清入关以前，奴才一词已出现于官方文献中，《清稗类钞・称谓类》：“当未入关以前，满洲曾贡献于高丽，其表文，自称‘后金国奴才’。可见奴才二字之来历，实为对于上国所通用，其后逐相沿成习耳。”可见，满洲旧俗，以奴才与臣相等，并不以为有辱国体。

清廷起于北方，满语中有阿哈(Aha)，汉语意译为“奴才”。沿其旧俗，奴才一词在社会上也得以广泛使用，当时及后世各种小说中也常有反映。《红楼梦》33回：贾政说宝玉“该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读书罢了”。32回：“这会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们奴才了。”第9回：“李贵等一面掸衣裳，一面说道：哥儿可听见了?先要揭我们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赚些个体面，我们这些奴才白陪着挨打受骂的。”第39回，袭人笑道：“拿着我们的钱，你们主子奴才赚利钱，哄的我们呆呆的等着。”《儿女英雄传》第3回：“咱们这个当奴才的，主子就是一层天，除了主子家的全得靠后。”清・孔尚任《桃花扇・听稗》：“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队，都做了高节清风大英雄!”《儒林外史》第27回：“被他妈一顿臭骂道：倒运的奴才，没福气的奴才。”《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公子暗想：“在这奴才手里讨针线，好不爽利，索性将皮箱搬到院里，自家便当。”在很多时候，奴才及其衍生词语都是贱称和含有贬意的，如《红楼梦》第45回，赖嬷嬷转述斥责自己儿子的话：“你一个奴才秧子，仔细折了福!”

入关后，这类词语有时也出现在正式官方文献中和煌煌上谕之中，如雍正五年十一月，雍正帝上谕中有“此等卑污之习，皆始自包衣下贱奴才”之语在此种背景下，称谓用语中出现“奴才”一词，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了。那么，清代官场及官方文献中何时开始正式规范“奴才”这一称谓，并逐渐形成一代制度呢?

资料表明，清入关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对奏章中称奴才或称臣进行统一规定。沿袭入关前满洲旧俗，旗人面见皇帝及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有用臣的，也有自称奴才的。顺治、康熙时期，并无相关规定。《钦定八旗通志》卷首之九：雍正元年八月，清廷试图统一相关称谓：“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特谕。”(亦见：《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2与此同)虽然如此，我们看到，雍正时期的奏章中，仍然是两称并存，同为旗籍官员，既有称臣的，也有称奴才的。汉文文献如此，满文文献也如此。如满文文献中，雍正四年四月，“宁夏将军席伯等奏报严管驻防边塞满洲兵丁折”，后附署名为“将军臣席伯、副都统臣苏图、副都统臣苏穆尔济”，虽为旗籍官员，奏折中署名自称为“臣”。而同为驻防将军，雍正四年十月，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折中，自称“荆州将军奴才吴纳哈谨奏：为奏闻事”，正文开头即称“窃奴才看得”云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1407页)，雍正帝亦并未因自称“奴才”、“臣”而表示批评或斥责，而是照常批以“知道了”等语。

直到乾隆前期，此种两称并存的情况仍然可以见到。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见到，乾隆十年，镶黄旗官员策楞奏折中自称为“两广总督臣策楞，谨奏为请旨事”，而同为高官，乾隆十三年，安徽巡抚讷敏在奏折中通篇自称奴才，“安徽巡抚，奴才纳敏，跪奏为奏明仰祈睿鉴事：奴才蒙皇上天恩，补授安徽巡抚”云云。同为旗员，称臣与奴才均有，且不分文武，两称并存。

然而，乾隆前期，旗员称呼问题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一个典型事例是，乾隆六年，贵州官员张广泗上奏请求将长子留在自己身边，按制外放官员成年子女不得留于任所，以免造成以“衙内”身份扰乱地方的情况出现，但有特殊情况可以提出将子女一二人留于身边。这一奏折本身并无什么问题，但张氏奏折中，自称为臣，而将儿子称为奴才，乾隆帝为此专门下旨，对张进行训斥：“张广泗奏请将伊子随任一摺，据称仰恳天恩。俯准臣长子奴才张极暂留任所等语。张广泗系汉军，请将伊子随任，原为一已私事，折内应写奴才。乃自写臣，伊子写奴才，殊属不合，可寄信训饬之。”乾隆谕旨中特地提出张氏为汉军旗人，私事折内自称为臣，而将儿子张极称为奴才，“殊属不合”，指出正确的作法是私事奏请，“折内应写奴才”。这表明，虽然旗籍官员奏章中仍然两称并存，但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清廷的注意，对于旗下官员私事折，已经开始要求称“奴才”，以维护满洲旧俗。

至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对官员自称进行规范。不过，这一次与雍正元的要示统一自称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公事与私事分开办理：“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摺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

至此，清代官场称谓中，奴才与臣的称呼规矩基本确定。《清稗类钞・称谓类》记载了奴才称呼运用的基本情况：“不独满洲也，蒙古、汉军亦同此称，惟与汉人会衔之章奏，则一律称臣。”同时，“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称奴才，虽与督抚会衔，而称奴才如故，不能与督抚一律称臣也。王公府邸之属员奴仆，对于其主，亦自称奴才。”

大体上说，官方文件及正式场合称奴才的，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满洲等旗下官员，觐见皇帝、皇后时，自称奴才。在奏折中也使用奴才这一自称，无论官职尊卑，甚至官居大学士、尚书之职，仍然自称为奴才。而汉族官员无论在觐见还是奏章中，都自称为臣。这时称奴才，显示出清自乾隆以后，对满洲旧俗的极力维护。其背后，则是这一时期，旗人集团受到汉俗影响的加剧。乾隆时期，一些旗籍贵胄与高官，对汉文化的熟练掌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乾隆本人也是汉文化的践行者，但为了扼止这种趋向，朝廷对“国语骑射”的强调也较前加强。正因为如此，乾隆时统一旗员对上称谓时，一反雍正初年的态度，规定除公事折以外，一律回归旧时的“奴才”称呼。同时，这一称呼也体现出旗人与皇家的一种亲近关系。其中包括八旗汉军人员，也视同满洲人员，觐见或上折时均称奴才。这也说明，在八旗中，虽然汉军地位、待遇都低于八旗中的满、蒙旗人，但清廷从未把他们完全等同于汉人，比如，八旗选秀女时，汉军从来都是列入备选序列的，也说明了身份上的一致性。区别称谓，一方面保存了满洲旧习，另方面也体现出正式场合中，满汉官员一体。其原则是区分公与私，公事称臣，其他事项则仍可称奴才。皇帝对于奏折中称谓不合要求的情况，曾专门下谕申斥，如乾隆三十八年，御史天保、马人龙二人会衔上奏，报告监考教习情形，因旗人天保在前，所以折中二人一体称奴才。乾隆对此大为不满，专门进行纠正：公事奏折，满汉官员均应称臣，“今天保、马人龙此折，朕所不取”，强调：今后满汉会奏公事折，要一体称臣。但是，嘉庆以后，旗下官员渐渐恢复旧俗，常常是无论公事私事，均自称奴才，只有与汉臣一同会衔上奏时才一体称臣。

第二种情形：清制中，武职官员对皇帝，也自称为奴才，虽然与督抚大员会衔上奏，都自称为奴才。究其初制，或有深意，但行之既久，则视为习惯。乾隆三十八年，凉州镇总兵乔照在升职后的谢恩折中自称为臣，既违背了武职人员称奴才的惯例，也违背了谢恩折称奴才的制度，遭到乾隆帝严斥：“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乔照岂容不知?虽臣仆本属一体，称谓原无重轻，但乔照甫加总兵，即如此妄行无忌，足见其器小易盈，着传旨严行申饬。”皇上的意思，无非是说乔照这人器量太小，刚一升了个总兵，就志得意满，以大臣自居。乾隆三十九年，福建提督甘国宝奏请陛见，请安折内自称为“臣”，受到乾隆申饬，“此皆无知寡识所为”，并再次重申：“向来武职具折，例称奴才，”“著传谕各督抚、即行知照各提镇，一体恪遵，毋致违舛。”

此种规矩为后世所沿用，道光六年，副都统兼西宁办事大臣穆兰岱在奏折中自称为臣，遭到道光帝严斥，此前你一个武职人员，因为与汉员会同奏事，所以称臣，这次你单独上奏，竟也称臣，“仿效文职，殊属非是”。道光帝在上谕中还强调说：“此际各省将军都统等奏摺，并无一缮写臣字者”(《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103)，可见，武职人员一概称奴才而不称臣，已成惯例。

至咸丰二年，将武职称奴才之规矩推广至武科举人，令“嗣后中式武举引见。俱一律奏称奴才。如再有错误。即将该提调等奏参。”

清末，反满浪潮迭起，人们对旗员与汉官的不同称谓多有议论，清廷宣布：“我朝满汉文武诸臣，有称臣、称奴才之分。因系旧习相沿，以致名称各异。……当此豫备立宪时代，尤宜化除成见，悉泯异同。嗣后内外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著一律称臣，以昭画一而示大同，将此通谕知之。”(《大清宣统政纪》卷30)推行不久，清王朝即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土崩瓦解了。

清自乾隆时确定此制，并与整个清王朝相始终。其初制，本意在维护旗下旧俗，提示旗籍与武职人员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保持所谓“国语骑射“，随时准备效忠于王朝统治，这也推动了这一称呼在社会上的广泛使用。客观上，这一称谓也区别了旗人与汉臣的身份，“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鲁迅先生说“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这当然是排满浪潮影响下对“奴才”一词的理解，却也道出了清代旗人与民人身份的不同。

清朝人都可以自称 ”奴才”么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许多的古装剧上，臣下在皇帝面前有的自称臣，也有的自称「 ”奴才”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实际上，在清朝以前的朝廷，大臣在接到圣谕或是向皇帝书写奏章时，往往是自称「 ”臣”的。但是清朝是个例外，不管你是电视上还是你读他们的奏章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都是自称「 ”奴才”的，不管是朝堂上议事还是接到了圣旨，你会发现这些语句：「 ”奴才谨奏”，「 ”奴才跪奏”，「 ”奴才接旨”等等。是所有的人都能对皇帝自称「 ”奴才”吗？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的。康熙剧照「 ”奴才”和「 ”臣”这两个自称，有什么不同么？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那是自然地，也许有人要问：臣自然要比「 ”奴才”高贵些吧？哪有人不愿做高高在上的「 ”臣”，而要去做那低贱的「 ”奴才”？事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我们都知道，清朝是满人建立的一统王朝，为他们打下这一片江山的是他们的「 ”八旗子弟”，所以在这个王朝中，称「 ”奴才”是要具备资质的，那就是只有旗人才能自称「 ”奴才”的，你一个汉人大臣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你想下汉人的地位怎么会比旗人的地位高呢？虽说清朝的统治者也是一再标榜称「 ”臣”和「 ”奴才”是一样的，地位是平等的。乾隆皇帝就说过：盖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朕从不稍存歧视。不过书臣觉字面冠冕耳。初非称奴才即为亲近，而尽敬称臣即为自疏而失礼也。但他说这话是不是有些欲盖弥彰的嫌疑？这无疑是想告诉你，称「 ”奴才”比称「 ”臣”和皇帝会更显得亲近的多。难怪清朝的大臣们会以成为皇帝的奴才为无上的荣耀了。清八旗兵那么是否是说，我做皇帝的奴才比臣会更受人尊敬呢？特别是汉官，他们会不会也争着向皇帝称「 ”奴才”呢？肯定不是这样的。有清史研究专家指出，在清朝如果汉人自称「 ”奴才”是「 ”自贱其身”的，这样汉族人的礼义廉耻和刚正气节都会丢掉。这个评价无疑是十分中肯的。清朝的八旗制度就是一种主奴的体制，而那些包衣、旗下家奴则都是奴才身份，他们是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独立户籍的，并且这样的身份还是世代相传的，除非给你抬籍了，你才有可能摆脱时代为奴的命运。而他们的自称「 ”奴才”就是音译过来的，本来满语叫「 ”阿哈”，在满语里就是奴才的意思。清朝的跪拜奏事旗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依附制度，奴才依附期主，依附家主。而「 ”臣”在汉语中也是表示一种依附关系。《尚书正义》就已经表明了「 ”臣”和「 ”奴才”是一样的意思了：「 ”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 ”臣本俘虏及罪人，给事为奴，故象屈服之形。”而在甲骨文上也有这相似的记载：「 ”臣”意即「 ”奴虏”。从这里看乾隆的那番话也就不无道理了。等到了周代，「 ”臣”就不再是原来的意思了。《说文解字》记载，「 ”臣，事君者也。”在这里是之帮助君王治国安邦的官员了。周昭王但是这时的臣并不是君王的奴仆，他们应该是一种对等的合作关系：君对臣要以礼相待，臣才有向君效忠必要，如果君不以礼相待，我们也就没有了合作的前提了。「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更有甚者「 ”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这些是儒家对君臣的定义。经过孔孟解说，远古时期的私人性主奴关系就变成了此时的儒家说的君臣关系了，此时与其说臣服从君主不如说是服从自己的信仰。现在你要说臣是君皇的奴才，他们是宁可一头撞死也不会承认的。他们自以为「 ”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里的士就是「 ”臣”。宋官自称「 ”臣” 清朝的人向皇帝自称「 ”奴才”是为了与皇帝拉近关系，向他表明，我和您是自己人，我是你的家奴，我会永远效忠您的。有网友认为：这种称谓是种倒退，因为它又从平等的公共性君臣关系又回到了部落时代的人参依附关系了，那是私人性的依附关系，是个完完全全的奴才了。是一种千百年的文明倒退。您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