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晚清重臣:左宗棠为何会瞧不起曾国藩

Posted 2023-01-05 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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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晚清重臣:左宗棠为何会瞧不起曾国藩

曾左两人都以“刚强”闻名。左宗棠的刚是竣烈严厉、锋芒毕露之刚，他曾自谓：“丈夫事业，非刚莫济”。而曾国藩的刚虽然是外柔内刚，但强度丝毫也不逊于左氏。他说自己：“素有忿很不顾气习，偏于刚恶。”两刚相遇，必有一伤。在长沙他对左宗棠虽然表面上一直笑脸相迎，但是越谦虚的人其实自尊心往往越强，在和左宗棠相处的过程中，他已经忍足了一肚子恶气，现在左宗棠如此不礼貌，他再也不想忍气吞声、虚与委蛇了。

一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墨出山，这一天赶到长沙。

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长。张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划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觉得不舒服。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此次会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对曾国藩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绍过这位“湖南诸葛亮”是如何卓绝特出。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款要，确实令曾国藩颇为叹服。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写道：

（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第111页。]

其实，何止曾国藩一见倾心。在会见曾国藩之前，这个小小的乡下举人早已经名满湖湘，令好几位大人物“一见即惊”了。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见到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村青年左宗棠，即为其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他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道光十七年，回到老家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二十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道光二十九年，云贵总督林则徐回家途中，也因为闻听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第29、34页，岳麓书社，1999年。]。

令这些阅人无数的官场大僚不约而同地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华横溢可想而知。太平军起之际，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把他请出了山，通省要务，概以任之。虽然身份仅为一名师爷，却实际负担起全省军政要务，在湖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张亮基反倒成了一块牌位：

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票启，皆我一手批答。[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转引自沈传经：《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曾国藩虽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开辟一番事业，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毕竟是在籍官员，而不是实任官员。现官不如现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员不大力配合他，无职无权的他寸步难行。因此，对这个小小举人，曾国藩极为尊重，言必称兄。不论大小事情，无不虚心请教。他相信，有这位明敏强毅的师爷帮忙，他在湖南办理团练，一定会相当顺利。

二

然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有一点复杂。

作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声誉最好的湖南籍官员，曾国藩早已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在见面以前，左宗棠也听许多朋友夸赞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见面，左宗棠并没有失望。人言曾国藩“向无大僚尊贵之习”，此言确实不虚。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着简朴，神态谦逊，一脸书生之气。

而曾国藩言谈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担当意识，更让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滔滔，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在这种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曾国藩以清新方正之姿进入左宗棠的视野，如同鲍鱼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风，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因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

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这个第一印象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其中的这样一句话：“才具稍欠开展。”初次接谈，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这句评价奠定他对曾国藩一生轻视态度的基础。

在别人眼里雄才大略的曾国藩，何以在左宗棠眼里却“才具稍欠开展”呢？

三

曾国藩确实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即惊”的人。乍一接触，你不但会觉得他并无什么出众之处，甚至还会认为他有点笨头笨脑。许多人一见到曾国藩，都觉得有点失望。方宗诚见到晚年的曾国藩，觉得他不像一位总督和将领，而像一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而后来英国人戈登见到曾国藩时，也大感失望：“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

如果测智商的话，曾国藩肯定不如左宗棠。曾国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身上没有一点“天才范儿”。

另外，曾国藩是典型的粘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谨慎内向，凡事只肯说三分话。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周腾虎曾经说曾国藩“儒缓不及事”。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病在“儒缓”：“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他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说“余亦深以舒缓自愧”，“驽缓多病，百无一成”。这种性格特点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气，面上无果决之容。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划天下之时，他只是默默倾听，认真思考，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贡献出什么高明的见解。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开展”的第一印象。

四

曾左二人的首次合作却是十分顺利的。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曾国藩俯察天下大势，判定清王朝正规军队已经彻底腐败，要想平定太平天国，必须赤地立新，编练一支全新的武装。所以到长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后来被认为是湘军成立之标志的奏折：

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

但人们很少注意到，就在曾国藩上这道著名的折子前三天，湖南巡抚张亮基也上过一道内容相似的折子，提出：

委明干官绅，选募……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 张基亮：《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

也就是说，委任明达干练之人，仿效戚继光练兵之法，练成一支精兵。所费既省，一遇缓急，又比从外省调来的“客兵”管用。

我们知道，所谓张亮基的折子，其实就是左宗棠的折子。两道折子思路、措施乃至用词（“仿前明戚继光”）如此相似，说明“湘军”的发明权不能由曾国藩独占，应该是曾左二人充分磋商后的产物。

除此之外，二人还在另一个问题上不谋而合，那就是要加强湖南防卫，应该从扫清湖南境内的土匪入手。这样，如果太平军再次进入湖南，才不会得到湖南本省土匪的呼应。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曾左计议已定，具体事务由曾国藩来操作，而左宗棠则在调人用兵和办公经费多方协助。曾国藩初涉军事领域，两眼漆黑，幸亏左宗棠向他推荐了满族军官塔齐布作为帮手。塔氏为人忠勇，做事负责，后来成为湘军名将，他的帮助对曾国藩在军事上的迅速成功至关重要。对于这一切，曾国藩十分感激。这段时间，曾左往来信函极多，曾国藩探讨军务的信件干脆不再寄给巡抚张亮基，而是直接写给左宗棠，对左的称呼也从客气的“尊兄”变成了亲切的“仁弟”，显示出两人关系的日益亲密。

不过，这种良好关系建立在一种有点特别的交往形态上。按理，曾国藩科名既早，年龄又长，又是二品大员之身。当然应该是曾国藩发号施令，小小布衣举人左宗棠只有毕恭毕敬、小心建言的份儿。然而事实却是掉了个个儿。左宗棠在曾国藩面前毫不客气，对曾国藩动辄指手划脚，指示训诫，毫不客气。我们可以参考左宗棠在湘军成军之后写给胡林翼的信中生动描绘的场景，来想象一下曾左最初的合作状态：

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伊却肯听话，所以诸事尚有几分。近来外人亦不尽以书憨嘲之。伊却自笑云：坏了几分矣。以后若再好几分，恐又行不去也。

那意思是说，曾国藩才能短浅，书呆气重，又没其他人相帮，所以全赖他处处出主意。好在曾国藩毕竟为人老实，“肯听话”，在他的指导下，诸事还算颇有起色。湖南官员们终于不再嘲笑曾国藩是书呆子了。

左宗棠的高已卑人、当仁不让之态在信中一览无余。这种做派在传统官场绝无仅有。

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国藩可谓截然相反。他是典型的多血质，这种人的优点是反应迅速，做事果断，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定下策略。缺点则是过分自信或者说自大，性情过于张扬外露。左师爷的傲慢，和他的才气一样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气更为有名。在巡抚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对曾国藩，他更毫不客气。一般来说，多血质人格者和那种做事缓慢，反应迟钝，过于谨慎的同事通常很难合得来。而曾国藩恰恰是这种人。再加上刚刚出山办事之时，曾国藩远非后来的“老奸巨猾”，而是一个“官场愣头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书生气重，拘执生硬，令左宗棠看着着急，忍不住经常加以“指导”。好在曾国藩和张亮基一样好脾气，对左宗棠俯首听命，从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这段难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这段蜜月为期过短。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这两个人一走，曾国藩在湖南马上就寸步难行，处处碰壁。那些湖南官员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权，此时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小鞋穿。曾国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阳，想脱离湖南官场，独力创建湘军。这个想法看起来解气痛快，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刚刚来到衡阳曾国藩势单力孤，形只影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处境十分困难。恰在此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

在长沙数月，曾国藩自觉与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认为，在庸官遍地的湖南官场，只有左宗棠和他是以天下为已任的英雄。别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自讨苦吃自练军队，左宗棠一定能理解。别人不支持他“赤地立新”，左宗棠一定会出来支持他。

因为深知左氏的性骄气傲，所以他给左宗棠的这封邀请信写得异常客气：

弟智虑短浅，独立难扌耆，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也，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

意思是说，我请您做一个高级顾问，不敢让您承担那些琐碎的俗务，只要居傍指点指点我就可以了。

令曾国藩万万不想到的是，左宗棠回给曾国藩一封极为冷淡的信，明确拒绝，“文字似敬实疏，态度似谦实傲，与曾国藩之火热心肠、尊奉情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王澧华：《论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往及其关系》，《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

不仅如此，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还语含讥讽：

涤公正人，其将略未知何如。弟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万无以赞高深。前书代致拳拳，有感而已。

很显然，左宗棠不愿做曾国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对曾国藩的“将略”评价颇低。在长沙期间的短暂合作，并没有扭转他对曾国藩才能的评价。况且当时曾氏以在籍侍郎练兵，非官非绅，地位尴尬，没权没钱，左宗棠不认为他是能大有作为的靠山。

收到了左氏的回信，曾国藩才发现自己原来在左宗棠心目中原来如此无足轻重。这令他深觉伤心。

不过如果能预知后来左宗棠加给他的种种难堪和伤害，曾国藩就会发现这次回绝实在已经是太客气了。

五

如果说初次见面，左宗棠认为曾国藩缺乏才干是因为对曾氏缺乏了解，那么，合作数月后，左宗棠应该充分认识到曾国藩刚健有为、英明强干的一面。然而他却对曾国藩的评价却仍然这样低。这就不仅仅是“恃才傲物”所能解释的了。

在曾左关系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心理因素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左宗棠的科举情结。

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誉，读书一目十行，举一反三。他那颇有眼光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说，他的两个哥哥将来只能做教书先生，他却有万里封侯的希望。

左宗棠自我期许亦极高，他终生最崇拜的人是诸葛亮，与朋友通信，动辄自署“今亮”（当今诸葛亮）、“老亮”。还在学生时期，他就“好大言，每成一艺，辄先自诧”。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己惊诧一番：怎么写得这么好啊！难道真的是我写的吗？成年之后，他更是恃才傲物，爱吹牛，爱自夸，“喜为壮语惊众”[ 《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九・左宗棠》。]。平平常常的吹捧他听来根本不过瘾，最喜欢听过头的吹捧，把他比作神仙圣人他听起也不刺耳。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晚年他曾对幕僚赵烈文说：“左季高喜出格恭维。凡人能屈体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赏。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自视如此之高，现实却不给他面子。左宗棠一生有一个触不得的痛点，那就是科举。他中举之后，本以为取进士如探囊取物。不想一个举人却成为他功名的顶点。在这之后，六年之间三次会试，都名落孙山。这对本来一帆风顺的他是一个极大打击，一怒之下，他当众发誓此生再不应考。

然而，在传统时代，像左宗棠这样不中进士，又不肯走捐官之类的歪门邪道的人，基本上就宣告了与官场绝缘，也实际上就等于断送了他的“孔明再世”之梦。腹中再多韬略诗书，也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家贫，他早年入赘到妻子家中，这在传统时代，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极为尴尬的事。他本来以为自己能早早科名发达，摆脱这一屈辱的身份，不料天不遂人愿，这种倒插门生活一连过了许多年。“自命不凡”、“口多大言”却伴着“赘婿身份”、“连年落第”，左宗棠的性格因此集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于一体。

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飞黄腾达之人，左宗棠下意识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在他后来的家书中，经常能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见得庸下。”换句话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而曾国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衬。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年龄只差一岁，一个四十一，一个四十。又同为湖南人，一为湘乡，一为湘阴。家境也相当，都出身小地主家庭。只因科举运气不同，如今命运迥异。曾国藩中举之后，科举路上极为顺利，中进士，点翰林，在翰林院中仅凭写写文章，弄弄笔头，十年中间，七次升迁，到太平军起之时，这两个人，一个是朝中的副部级侍郎，一个却是白衣的举人，身份相悬，如同天地。左宗棠自认为是国中无二的人才，比曾国藩高明百倍，却进身无门，只好靠当师爷来过过权力瘾。而曾国藩虽然才智平平，仅仅因为科名运气好，办什么事都能直通九重。曾国藩的存在，简直就是上天用来衬托左宗棠命运的坎坷。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中有一种莫名的反感。他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想让他左宗棠来做曾国藩的幕僚，这实在有点难。

六

咸丰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为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高参。而此后不久，湘军宣布练成，开驻长沙，准备进行长沙保卫战。曾左二人自然再次开始打交道。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亲率湘军首次出师，进攻驻扎于靖港的太平军。曾国藩对这一战寄予极大希望，以为自己费尽心血打造出的这支劲旅肯定会旗开得胜，不料结果却是大败而归。曾国藩沮丧羞愤之下，投水自尽，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后，曾国藩仍然寻找机会自杀，“其志仍在必死”。湖南官员闻此消息，无不幸灾乐祸，唯左宗棠闻讯立即从长沙缒城而出，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国藩。

虽然下意识地对曾国藩反感嫉妒，但左宗棠毕竟是一个奇男子，伟丈夫。虽然对曾国藩的才干不以为然，但他很清楚，像曾国藩这样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罕见，这支新练成的湘军已经是大清天下为数不多的希望，曾国藩的生命安危已经关乎天下大局。所以，在曾国藩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曾左两人具体聊了些什么，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我们见到的最直接的资料是光绪八年左宗棠所作的《铜官感旧图序》。左宗棠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追忆此事道：

其晨，余缒城出，省公舟中，气息仅属，所著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闭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

就是说，左氏来到船上，看到刚被捞上来的曾国藩气息奄奄，神情狼藉，衣服上还沾着河里的泥沙。左宗棠责备曾国藩此举糊涂，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刚刚失败一次就自寻短见，你怎么对得起皇上的信任，怎么对得起天下百姓？

曾国藩尴尬羞愧，只能闭目不语。等左宗棠说够了，才睁开眼睛，让人拿来纸，写出所剩军火的数量，请左宗棠帮他查点一下。

应该说，左宗棠的指责是有道理的。胜败兵家常事。初遇失败就要自杀，这实在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有的心理素质。左宗棠挺身而出来看曾国藩，是情;大义凛然责备曾国藩，是义。这样看来，左氏此举，诚可谓情义交至。

但是左宗棠的表现其实并不是这样恰当而完美，他的回忆其实有所避讳。李详《药裹慵谈》中说，左宗棠在这次会面中，曾当面嘲笑曾国藩为“猪子”，也就是湖南话笨蛋之意。如果说《药裹慵谈》是孤证的话，那么王运的那句“左生狂笑骂猪耶”则可作为旁证。左宗棠对曾国藩，不但责以“大义”，还曾冷笑讥嘲，破口痛骂。骂他这么点小事都转不过脑筋来，实在笨得像猪。

原来左宗棠对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朋友，就是这样“安慰”的。乍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不过细想一下，倒也符合左宗棠的天生炮筒子脾气。与以后左宗棠多次对曾国藩的无理谩骂相比，这一骂毕竟光明正大，目的是想骂醒曾国藩。只是遇事一根筋的曾国藩被骂之后，似乎一时并未猛醒，还是默默准备着再找机会自杀。幸亏此时湘潭大捷消息传来，另一路湘军取得了大胜。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这一消息立刻使曾国藩转悲为喜，从床上跳了下来。

湘潭大捷确立了湘军的声望。曾国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转，应骆秉章之请，重新搬回长沙办公。曾国藩与左宗棠同处长沙，两人过从甚密，“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骆秉章的高参，也成了曾国藩的高参。

然而性格上的冲突却导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

湘潭大捷后，湘军又连获武昌、半壁山、田家镇三处大捷。在官兵处处望风溃逃、不堪一击之际，湘军却一枝独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国藩因此难免踌躇满志，露出不可一世之态，以为太平军可举手而平。而一直冷眼旁观的左宗棠却认为，连胜之后的湘军全军上下都已经显出骄态。将士皆骄，是军事之大忌，也是由盛转衰之机。所以他致书曾国藩，批评他存在轻敌思想，说湘军此时“将士之气渐骄，将帅之谋渐乱”，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闪失。

左宗棠的出发点当然十分良好。但问题是他的书信风格一贯是满纸批评，“书辞傲诞”，把曾国藩置于比白痴强不了多少的角色上加以批头盖脸的训斥。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今昔对比，不再是被湖南通省官员看不起的灰溜溜的“落水狗”，而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他修养再好，此刻也不免“颇露骄愎之气”。况且壮年时的曾国藩脾气其实也很暴烈，内心深处的骄傲一点也不亚于左宗棠。曾左两人都以“刚强”闻名。左宗棠的刚是竣烈严厉、锋芒毕露之刚，他曾自谓：“丈夫事业，非刚莫济”。而曾国藩的刚虽然是外柔内刚，但强度丝毫也不逊于左氏。他说自己：“素有忿很不顾气习，偏于刚恶。”（晚年他还说自己“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可见他脾气暴烈的一面。）两刚相遇，必有一伤。在长沙他对左宗棠虽然表面上一直笑脸相迎，但是越谦虚的人其实自尊心往往越强，在和左宗棠相处的过程中，他已经忍足了一肚子恶气，现在左宗棠如此不礼貌，他再也不想忍气吞声、虚与委蛇了。

所以对左宗棠的几次居高临下式的指点，他一字未回。

刚开始，左宗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继续去信指点曾国藩。及至四五封信都没有接到回音，他才明白，曾国藩生气了。

左宗棠已经习惯了曾国藩的宽厚和包容，他似乎从没有想到过，曾国藩也会生气。因此，发现曾国藩真的不理他之后，也感觉有些后悔。不过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仍然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

弟数与书而不一答，盖嫌其太直也。……诸君以狂直目我，冤哉冤哉。

然而问题是，左宗棠的脾气极差，眼光却是极其高明的，不久，曾国藩的湘军于咸丰四年年底果然大败于江西湖口。太平军烧毁湘军水师战船百余艘，冲上曾国藩座船，杀死他的管驾、监印等官，尽获其文牍。曾国藩仓皇逃跑，“呼救无从”，又一次试图投水自尽。太平军湖口之战的胜利，一举扭转了西征的整个战局。至此，曾国藩沿江东下的攻势被瓦解，迅速占领江西的计划也被粉碎了。

因此一败，曾国藩内心更推重左宗棠，而左宗棠更看不起曾国藩。不久，曾国藩移兵江西，步入危地，又与江西官员相处不睦，处境极为困难。左宗棠在与朋友的书信中，一直不忘津津有味地讥评曾国藩的表现。咸丰六年十―月十四日致胡林翼信中说;“涤公方略本不甚长，而事机亦实不顺利。闻有西安将军衔命来江之说，恐此后日益为难。见与江西大僚构衅已深，倾之者多。将来恐同归于糟而已。”又说：“涤公（曾因藩）年来意兴索然，于人材罕所罗致，所部杰出者颇少。”此外还有“乡曲气太重”、“才亦太缺”、“于兵事终鲜悟处”（皆致胡林信中语）等恶评。说到极处，左宗棠更认为曾氏用兵呆滞，“非办贼之人”，以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国，要拯救大清王朝，还需要别人出手。

骂归骂，左宗棠的大局观却一直非常清晰。他十分清楚如果曾国藩彻底失败，天下大势将更不可为，所以一边讥评曾国藩，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对湘军加以救助。当石达开突入江西后，左宗棠担心江西全局因此而溃，祸及湖南，他说：“吾为涤公（曾国藩）危，亦为吾乡危”，因此向湖南巡抚骆秉章建议迅速支援江西：“以时局论，固无有急于援江西者。”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派出刘长佑速带援军于咸丰六年初赶往江西，救曾国藩于危难之中。后来又陆继派刘腾鸿、曾国荃、周凤山、王珍等军东援江西，并在接济军饷方面给了曾国藩以慷慨帮助。两人的关系因此又多云转晴，重修旧好。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反驳或者辩白。他把这些话默默地咽了下去，对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咸丰六年，曾国藩老弟曾国荃在湖南募兵，写信给哥哥讨教用兵方法。曾国藩写信给他，让他多听左宗棠意见：“一听骆中堂，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可见他对左宗棠才干的绝对信任。

七

曾国藩把左宗棠那些刻薄入骨的话全部默默咽下，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过人的修养，另一方面，是因为左宗棠对曾国藩军事指挥才能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

毫无疑问，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流的军事家。他用兵的长处在于大局观好，老成持重。曾国藩做人以拙为本，在军事上，也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他打仗第一要求是“稳”，在行军、扎营、接仗等各个环节，都力求先立于不败之地。《孙子兵法・形篇》强调：“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曾氏深得此旨之妙，他力戒浪战，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行军打仗数十年，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没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于此。

但凡事过犹不及，脚踏实地固然是做事的基本原则，但是兵者诡道也，有一些特殊情势下，也需要敢于冒险，大踏步前进。在这样的时候，曾国藩身上的弱点就显露出来了。他从来不敢出奇兵，用奇谋，因此错失过许多好机会，许多时候事倍功半。

比如后来在咸丰十年初，李秀成再破江南大营，苏州常州失陷的时候，本来曾国藩有迅速扩张势力，一举包围天京的可能。当时苏浙两省大部都已经沦陷。胡林翼写信给曾国藩，替他出主意，劝他不要再围攻安庆，而是趁苏省残破，旧有的文武大员下落不明之时，直接以能干任事的李元度、沈葆桢、李鸿章、刘蓉等人分领苏赣浙三省的巡抚等职位，利用这些地方的丰厚饷源供养军队，分南北西三路跳过长江中游，直接向南京展开包围。应该说，这是一步奇招，多少有点冒险，却也有七成以上的胜算。左宗棠对这个建议也双手赞成，认为江南大营的溃灭，给了湘军以大发展的极好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果曾国藩听从胡林翼的建议，也许苏常沦陷以后的江南大局，不必要三年之后方能逐渐改观。

然而曾国藩对平定太平天国，有自己的一定之规，那就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先取上游，再规下游”。从长江上游向下打起，一个一个城市拔钉子，直到攻下天京。不管胡林翼如何激劝，曾国藩就是不为所动。这令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扼腕长叹。

曾国藩平生长于自省，因此对自己用兵的长与短，心里也很清楚。同治五年，曾国藩剿捻欠效，在《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摺》中就这样谈到自己的用兵问题：

臣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阵。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此臣之所短也。

百余年以来，中国人对曾国藩不断进行神化，把他塑造成了事事完美无缺的圣人。事实上，曾国藩凡事都追求最扎实、最彻底，固然把风险降到了最低，却也大大影响了效率。左宗棠却总是在寻找效率最高的途径，在适当的时候，他绝不害怕冒险。因此，两个人的军事思想经常发生冲突。左宗棠批评“涤相于兵机每苦钝滞”，确有七分道理。

本文《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张宏杰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左宗棠为何看不起曾国藩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关系

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官场恩怨

左宗棠、曾国藩是晚清咸同时期一代豪杰，都为同治中兴立下不朽功勋，此二人与彭玉麟并称大清三杰，又与胡林翼、彭玉麟并称大清“中兴四大名臣”，还与李鸿章共称为“曾左李”。左宗棠、曾国藩二人共事十余年，交情甚厚，曾国藩对左宗棠还多有提携与相助之恩。然而自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天京后，二人割袍断义，再无书信往来，令世人为之惋惜。清末李伯元所著《南亭笔记》中对二人绝交经过有所记述。曾左二人的全集、年谱、传记中，也流露了两人由知己到交恶的原委。

左宗棠生性颖悟，5岁时就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1827年（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他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地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甚感兴趣。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湘水校经堂。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1832年，他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中第。但好运也就此结束了，此后的6年中，他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

左宗棠是有大志的人，他并没有在京试的失意中走向人生的沉沦，也没有像有些落第文人那样从此寄情山水了此一生，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大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正如他后来所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

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重。早在1830年，年仅18岁的左宗棠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时，贺长龄即“以国士见待”。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以明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1837年的春天，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

陶澍看了对联后很开心，他接下来走进县公馆，只见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其意即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自己的知己！陶澍无法不激动。这位60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

作者正是左宗棠，时任渌江书院山长。陶澍决定推迟归期，与素昧平生的左宗棠彻夜长谈，共议时政。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公爱才，欣然应允。于是，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陶澍还以封疆大吏之尊，提出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惟一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对左宗棠十分器重，1849年，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老家读书的左宗棠。两人曾在长沙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宗棠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后来左宗棠征战新疆，带的就是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此番会见临别时，林则徐还写了一副对联相赠左宗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此联遂成千古绝唱。林则徐临终前还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

是蛟龙总会腾渊，是猛虎总会出山。当时国家一直处于内忧外患、危急存亡之中，左宗棠是不可能长期退隐深山袖手旁观的。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终于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左宗棠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前来投奔，巡抚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从此“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张亮基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3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

曾国藩和左宗棠是湖南同乡，自从咸丰二年，曾国藩丁母忧在湖南原籍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当时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僚，因公务而书信往来不绝，交情日厚。曾国藩对左宗棠，尤有提携之恩，这是后话。

1854年3月，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之久。其时，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苦农民，连连举事，此起伏彼起。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其它各项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

左宗棠出佐湘幕，屡建功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赞语，一些高官显贵在皇帝面前竞相举荐，咸丰皇帝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谤，特别是湖南水州镇总兵樊燮的构陷，险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好友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仗义执言，潘祖荫、肃顺等大臣的披沥上陈，才使左宗棠转危为安，躲过一劫。

曾国藩后来因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地位显赫，督两江，领四省，由他推荐而受提拔的不在少数，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曾国藩素来知人善任，网罗人才；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的才学，此时已名满天下。曾国藩军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左宗棠在咸丰十年被曾国藩聘为幕僚。

此时前线吃紧，满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曾国藩正当用人之际，于是便特意向清廷上折推荐左宗棠。折中曾国藩盛赞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并称当非常用人之际，应破格录用，对时局大有好处。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推荐，左宗棠被清朝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的头衔，随后被曾国藩派往湖南招募湘勇。从此以后，左宗棠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将领，须臾不可或缺。后清政府曾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征求曾国藩意见，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思力精专，识量远大，勇敢任事，可以独当一面。但曾国藩正当用人之际，突然调走左宗棠，无异于断其臂膀，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从中可见曾国藩对左宗棠多么器重。

湘军收复安庆后，为完成对天京的包围，进一步牵制天京外围的太平军，曾国藩决定对浙江出兵，那么选谁为统兵将领呢？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青云直上，他在对浙用兵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和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共称为“曾左李”。此时曾国藩对左宗棠的信赖已是无以复加。往来书信中处处对左宗棠以兄相称，而自谦为弟。二人的关系也相当默契，曾国藩对左宗棠十分信赖，左也摸透了曾的秉性，二人配合，相得益彰。一天曾国藩出营巡察湘军，在途中忽觉有要事需上奏朝廷，晚了怕误事，正在踌躇时，忽闻营中炮声隆隆，回营后问属僚，回答说：“左师爷写了上奏的折子，正在祭拜。”（按：清制度规定督抚上奏朝廷的奏折需祭拜后方可送出。）曾国藩急忙让左宗棠取来奏折查看，左宗棠所写的正是他要上奏的，于是两人捋髯大笑。

然而两人在表面友善的背后，并非毫无矛盾。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恃才傲物，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又始终铩羽而还，长期的郁郁不得志和寄人篱下，使他又具有特别敏感的禀性，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左宗棠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令人不快。曾国藩曾因此说左宗棠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字样客套，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左宗棠的此言传到曾国藩耳里，曾国藩自然心生不快。

左宗棠与曾国藩的首次闹掰，缘于曾国藩“夺情事”。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父亲过世，按封建丁忧制度，曾国藩当应回家奔丧，然而此时战事吃紧，按照清政府对丁忧制度的“补充规定”：督、抚、司、道等军务在身的要员，如钦命不准离职，则不得擅离职守。曾国藩此时在江西战场，朝廷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既要曾国藩到全国各地去打仗，又不给他调动全国各地的权力，弄得他左支右绌，狼狈不堪，正是满肚子怨气，早想甩担子了，替父奔丧，是个最好不过的机会，所以，他一方面上书朝廷，请丧假；另一方面，不待朝廷回复，他先斩后奏回到了湖南老家。

曾国藩觉得有义务也有必要向朋友们介绍这次拒绝夺情的情况。于是，回去不久，他写了一封信给左宗棠，说，所以要拒绝夺情，有三个理由，第一，当然是父子情深，身为人子，必须尽孝，必须尽礼，所以我回来了，这叫人子之道。第二，我出山以来，功劳少，错误多，我的能力不足以改变江西的局面；这就有点牢骚了，表面上说自己不行，其实是说各方的支援不力。第三，目前大局，比我在江西的时候要好，即算我不回江西，各位朋友同事也能把事情办成功。

左宗棠毫不体恤曾国藩的用心与苦衷，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谴责曾国藩：“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诿之……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说曾国藩这种临阵脱逃是不忠之举，是不礼之举，是不义之举，将曾国藩骂了个狗血喷头。在此信中，左宗棠还说：“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知也”；意思是，你最终是听我的话再回江西，还是不听我的话赖在湖南，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我也没指望你真能听我的，但是，这个道理我的告诉你。接下来，又说：“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意思是你若真听了我的话，再回江西，那是件好事，但是，回去之后，事情能不能办好，局面会不会有转机，这我不知道。“非所敢知”比“非我所知”的语气更强，更具否定性。曾国藩看信后自然是气坏了，于是对左宗棠置之不理，以无言来强烈抗议。一年之后，两人才又“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此时曾国藩和左宗棠二人虽然关系上有裂痕，但还只表现在个性的差异上，在大敌当前之时，都可以包容，这些不和谐的插曲并未真正影响他们的深厚友谊。然而，彻底决裂的一天还是到来了：克复天京后，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福填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了笔墨官司。

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突显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不料想几乎在同时，左宗棠也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福填于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朝廷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认为曾国藩奏洪福填积薪自焚茫无实据，而且天京的太平军已被斩杀净尽的说法也不可靠，清廷让曾国藩从重参办防范不力的湘军将士。

左宗棠的这一唱对台戏的奏折，无疑是刺向曾国藩的一把利剑。曾国藩平生自诩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这是曾国藩万万不能容忍的。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福填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左宗棠所称天京城破后，洪福填率三千人逃出，不足为据。而且声言当初左宗棠攻克杭州，有太平军十万之众全数逃出，尚且不被查办，这次逃出几百人也应暂缓参办。言外之意指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

左宗棠看到此奏后，怎肯善罢甘休，于是又上书数万言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虽然左宗棠口口声声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但二人的私交已恩断义绝，从此再无往来，两人十几年的交情因各自之名利而烟消云散了。

此后左宗棠在出任陕甘总督过湖北遇见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时，曾谈到他和曾国藩绝交的原因，说到过错在曾文正者七八，而己亦居其二三。这话不无道理，曾国藩太看重自己的名声，而左宗棠一贯语无遮拦，这是他们关系破裂的根由。但同为一代名臣，终不会因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对方。左宗棠督陕甘建功西域时，对友人说：“我和曾国藩不和，如今他总督两江，恐他在饷源上卡我脖子，坏了我的功业。”然而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因此后人评论说：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也。说得不无道理。而左宗棠始终不承认这一点。他每每和部下聊起来，必骂曾国藩。而诸将多为曾国藩旧部，听了自然不舒服，出来后都愤愤地说：“你个人和老曾不睦，跟我们罗嗦这些干什么，耳朵都被磨出茧子了！听了半天，也没觉得你有什么理，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曾国藩在以后的所作所为上显然要比左宗棠显得更大度一些。曾国藩去世前不久，左宗棠将要西征，曾国藩与常州吕庭芷之间有一段对话，曾说：“你对左宗棠怎么看？平心论之。”吕答：“他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左公之所为，今日朝廷无两矣。”这时曾国藩击案起身，双目放光地大声说：“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泉恐亦不能为之继之。君谓之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

左宗棠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收复新疆。在晚清名臣皆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情况下，他率军抵抗外敌，收复新疆，为晚清腐败政治中唯一的亮点，也为中国保住了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因此，梁启超先生说左宗棠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这也是左宗棠至今仍享有的崇高威望，为后人缅怀的主要原因。《阿古柏伯克传》的作者包罗杰说：“中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

而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清廷拟封左宗棠一等公爵。慈禧太后认为从前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封侯。左宗棠是曾国藩所推荐的；而左宗棠在新疆建功所依靠的将领刘松山和湘军又是曾国藩所派遣的，假如左宗棠封了公爵，那么朝廷对曾国藩就太薄了。于是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以示稍亚于曾国藩。所以左宗棠在晚年，更不满于曾国藩，于是逢人便骂曾国藩，经常是喋喋不休。

当1872年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时，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和他们两人关系由衷而做的评价。

左宗棠在西北军营中，一日晚餐后，与幕宾闲谈，左公说：“人们都说曾左，为何不说左曾呢？”众人均无言以对。忽然一少年狂士起身答道：“曾国藩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而左宗棠心目中从来无曾国藩，只此一点，即知天下人何以说曾左而非左曾了！”举座大惊。左公起身拱手谢道：“先生之言是也，曾公生前，我常轻之，曾公死后，我极重之。”曾公生前，左常轻之，有一幅曾、左合作的对联为证：曾出上联———“季子敢言高，任不在朝，隐不在山，与吾意见常相左！”（嵌入左季高即左宗棠名字）。左对下联，“藩臣当卫国，近不能战，退不能守，问君经济有何曾？”（亦巧嵌入曾国藩）。

曾公死后，左极重之，其对曾国藩评价甚高的挽联即可说明之。1872年（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左宗棠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曾侯（曾国藩）的逝去，我非常之悲痛。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寓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不同的意见，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的。对那些心术不正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然而对曾国藩的评价一事上，左宗棠却像个孩子似的出尔反尔。薛福成长期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他记述了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的一些意气事。

据薛福成记载，曾国藩病逝后，左宗棠对死去的曾国藩依然耿耿于怀，只要有机会就不忘贬之。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奉旨入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时，沿途官员设宴迎送，回来后都说，左宗棠在席上喋喋不休，不外两件事，一是自己如何平定新疆叛乱，一是痛骂曾国藩，实在是烦人。1881年夏，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官府设在南京，官员去晋见他，出来后摇头不迭，同样是被左宗棠的聒噪困扰。江苏乡绅潘季玉，以地方上的公事到南京，回来对人说，我拜见老大人后，寒暄了没几句，他就把话头引到西征事上，滔滔不绝，我根本插不上嘴。接下来，就是骂曾文正公，骂得一塌糊涂。我还没来得及禀报下情，差役看时候不早，递给老大人一杯茶，就端茶送客了。第二天，潘季玉再次到都督府，刚一坐定，左宗棠即大骂曾国藩，一直骂到终席，妙语连珠，冷嘲热讽，潘季玉只好撤回。数日后，又去拜见，左宗棠又是先骂曾国藩，再讲西征平叛，连带着把李鸿章也骂了。后来双方起立告别，潘季玉想插嘴请示一下地方上的事，没想到话头又被左宗棠引到西征上，吓得潘季玉赶紧跑出来，再也不敢抱汇报下情的想法了。

晚年的左宗棠逢人便讲西征、骂曾国藩，群僚皆以为苦，颇有怨言。这也是左宗棠被人广为诟病之处。然瑕不掩瑜，其从一个介衣到一品大员，从穷酸书生到柱国奇才的传奇人生，将永远闪耀史册。

同为晚清重臣:左宗棠为何会瞧不起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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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为何看不起曾国藩 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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