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晚年时因何事感慨“都是纸糊的老虎”

Posted 2023-01-05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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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晚年时因何事感慨“都是纸糊的老虎”

李鸿章等人在借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领略了铁甲洋炮的厉害，也看到了世界在变。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的大变局也。在李鸿章看来，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因此要变，变则通。

那么，如何变？洋务运动应运而生，坚持中体西用，通过大办洋务，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路，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基础，建立了近代海军和海防。但洋务运动旨在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腐朽的专制统治，是以不触及封建制度为原则的技治主义。另外，洋务运动的官方买办，在腐败的体制上又增加了买办利益，挟洋自重，以外国势力作为利益博弈的筹码，从而加重了国家腐败进程。不顾时势，安于现状，愚昧无知，民智不开。当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大碰撞所产生的大错位、大变化后，李鸿章及清政府所认识之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仅是器物之变，徒有虚名罢了。因此，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败在大变局中落后的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封闭狭隘的封建思想上。

清廷坚持以华夏变夷，岂能以夷变夏，对日本维新所带来的巨变不屑一顾，认为是改变风俗、荒唐无稽。1876年，李鸿章在会见日驻清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时的谈话可见对变革的巨大偏见。李鸿章说：阁下赞赏模仿欧风，废弃旧来服制，犹如将自国的独立委身于欧洲的制度，岂不是遭人唾弃，羞耻之事？我国决然不会进行如此变革，只是不得不在武器、铁道、电信等机械方面，积极吸收西洋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正是那些国家最优秀之处。

洋务领袖的认识尚且如此，可以想见权贵大臣、八旗子弟和无知百姓的认识了。难怪在进入蒸汽机应用的时代，中国人却发明一种进化的马抬轿子和马拉火车的交通工具。

到甲午大清彻底战败，马关乞和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话进一步揭示了两国对变革的认识。伊藤博文说：数年前与阁下在天津相会时，敝人曾进言：贵国之现状，实有改进之必要，想阁下尚能记忆此事。但尔后贵国晏然依旧，不图改进，以至今日，实深感遗憾。李鸿章回答：实感遗憾……迩来虽常以素志未伸为憾，但夙愿未能一日或忘。唯限于时势积弊，以致虚度岁月至今。李鸿章清醒认识到，日本国之如此长足进步，可以促使我国觉醒。我国人之长夜酣梦，已因贵国之打击而破灭，从此可以觉醒……相信敝国有识之士，鉴于今日之惨败，他日必有所觉醒。

李鸿章晚年被罢官僦居贤良寺，对晚清和自己的一生溢于言表，认为所做的事，都是纸糊的老虎，李鸿章痛斥言官制度误国害事，认为制度如此，实亦无可如何之事也。李鸿章从青年时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的豪迈，变作了晚年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悲凉，这位晚清重臣自嘲是大清帝国的裱糊匠，一语中的，大清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滔滔之势，岂能禁遏、岂能不漏。

早在鸦片战争后，马克思、恩格斯就曾预言，中国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甲午战争刚开战，恩格斯站在人类社会文明演变的历史高度，适时地做出了精辟的判断：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

历史应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如今，三千年的大变局结束了吗？当今世界已进入后工业的信息化、大数据时代，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能不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历史课题。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没有硝烟的国际货币战、贸易战、信息战、空间站、舆论战、精神战、超限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唯有认清国际大趋势，与世同舞，审时度势，以全球视野，对中国在国际格局变化与发展中进行战略运筹，才能在国际竞争的丛林中不迷失方向，圆梦中华。

明朝历史朱元璋晚年即已重用宦官

　　任何事物都有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明代的宦官也是这样。明太祖朱元璋坐上大明王朝的交椅后，“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12],以历史上宦官祸国乱政为鉴戒，曾感慨系之地说：“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13]因此他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朱元璋仍不放心，又特地在一块铁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14]这十几个大字，以示震慑。洪武四年（1371）五月，有个宦官因久侍内廷，仗着老资格，议论政事，结果当天就被朱元璋打发回老家，下令终身永不叙用[15].　　但是，宦官的发展，是不以朱元璋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宦官是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只要封建专制主义存在，皇帝继续搞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治，迟早会走上重用宦官、使刑余之人干政的道路，当然，这是重蹈覆辙的回头路。朱元璋正是这样，特别是当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后，成为空前——当然不是绝后——的封建专制独裁者，对功臣宿将、包括自己的亲侄子与外甥都心怀疑忌，必欲一网打尽、斩尽杀绝而后快。这样以朝夕与共的宦官作为心腹，则显然是意料中事。如果说，洪武初年，朱元璋对宦官严加防范，宦官主要服务于宫廷生活，其活动很难越出森严的宫墙之外，那么，在朱元璋执政的中后期，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宦官就又重新走上政治舞台，扮演着各类干预国家大事的角色了。如：洪武八年（1375）五月，朱元璋派宦官赵成往河州市马。朱元璋知道“西番”向来产马，曾派人去买，但因使用的货币不同，买到的马很少。这次，他让赵成带了很多罗绮绫帛及四川的茶叶去换马，并命令河州守将对番人善加抚慰，“以通互市”，买到的马逐渐多起来[16].洪武十年（1377）三月，户部奏请派宦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到“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一百七十八处”，加以核实，确立定额，朱元璋“从之”[17].这是宦官参与税务的明证。洪武十六年（1383）九月，奉旨去琉球买马的宦官梁珉返京，共买马983匹[18].洪武二十五年（1392）二月，朱元璋派尚膳太监而聂、司礼太监庆童赍敕到陕西、河州等卫，向所属番族宣谕，命令他们卖马，给以茶叶。结果，这次得马10340余匹，交换出去的茶叶达30余万斤。这些马后来被分配给河南、山西、陕西卫所的骑士[19].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早在洪武中，宦官便已被委以重任，如到边疆从事对明代国防至关紧要的茶马贸易。　　不仅如此，宦官还不断被朱元璋派为特使，参与国内、国外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如：洪武十二年（1379）三月，朱元璋派宦官陈景及校尉，向靖江王朱守谦宣读谕旨，告诫他乃父朱文正当年在江西“恣意放纵，视人如草木，作孽无休。其不仁者甚，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事觉，教之不听。未几，谋奔敌国，又觉，而方囚之，然后而殁”[20],要他“再休与一个小人闲戏”，致蹈乃父覆辙，并当场逮捕了朱守谦身边一些为非作歹的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发生蓝玉谋反大案，三月，朱元璋派宦官而聂与驸马梅殷去山西，传旨晋王朱：“说与王，把那三个侯砍碎了，家人、火者、成丁男子都砍了。家财头口交与王府。妇女，王府差内使起解。钦此。”[21]由此可见，宦官已经参与了多么重大的政治机密！至于让宦官飘洋过海，奉使外国，成了外交上的要人，更是屡见不鲜。如：早在洪武二年（1369）四月，即派宦官送高丽流寓之人归国;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派宦官陈能至安南国吊祭国王陈之丧;洪武十六年（1383）正月，派宦官梁民等人至琉球国，赐给中山王察度镀金银印;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二月，派宦官赵达、朱福等使暹罗斛国，祭奠已故国王，并赐给新登大宝的国王文绮四匹，以示祝贺。如此等等，都明确记载于《明太祖实录》中，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在宦官问题上，打破朱元璋种种禁令的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自己。惟其如此，洪武时期宦官的人数，在不断地明显增多。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便“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22],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竟向高丽国要阉人达二百名之多[23],安南国也不断向朱元璋进贡阉人，每次动辄几十人，总数虽无确切数字可查，但为数肯定相当可观。朱元璋还曾亲笔谕安南国王，指出他不允许安南进贡的阉宦回国，是错误的，提出“今后凡有省亲怀旧欲归者”，应当允许他们回安南[24].也正因为宦官人数日益增多，需要加强管理，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才特地更定内官诸监库局品职，设下九监、二库、六局，即：内官监、神宫监、尚宝监、尚衣监、尚膳监、司设监、司礼监、御马监、直殿监;内承运库、司钥库;巾帽局、针工局、织染局、颜料局、司苑局、司牧局，另设宫门承制等官。这就为后来管理宦官的庞大机构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奠定了基础。（注释按惯例引述）

李鸿章晚年时因何事感慨“都是纸糊的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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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历史 朱元璋晚年即已重用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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