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孙中山为何感叹“民初不如晚清”

Posted 2023-01-05 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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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孙中山为何感叹“民初不如晚清”

1911年10月的武昌首义推倒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民国时代。让位于袁世凯的孙中山，本想专心致志于实业建设，岂料中国旋即陷入武人乱政、旧官僚横行霸道之局面。民国建立十年有余，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人常有“民初不如晚清”之慨叹。这就要求国人必须面对和思考辛亥革命成败的问题。作为民国缔造者的孙中山，首负其责，对革命建国受挫的原因进行了反省。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之毒害

在孙中山看来，经过他长期的努力，已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再加上“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本以为，“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不料，“党人即起异议”，说他“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此议“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这就是“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的表面原因。其后果则是“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至于深层原因，孙中山认为领导个人与革命同志均有责任。但从他的分析来看，革命同志的责任尤大。为何如此？“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究竟是什么“思想错误”导致革命同志懈志殆气？“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该错误思想源远流长、影响至深，“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以致“建设计画，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孙中山提出“行易知难”说，冀图以此破国民“心理之大敌”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从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真正信仰其说，从而“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其自信、乐观溢于言表。

孙中山为了使国民尤其是革命同志信服他所主张的“行易知难”说，分别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事予以佐证，这样就可从根本上推翻“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如此不厌其烦的论证能否推翻“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可以存而不论，然而他的动机是值得钦佩的：“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至于说“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以及自信“能知必能行”，委实值得商榷。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舆论之影响

孙中山为北伐战争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在梧州面对国民党员时，他提出了如下问题：“当初革命目的本欲将国家政治改良，现在民国已经成立十年，试问十年来革命事业曾做了几件？”他的看法是：“实则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亦未达到。”到底是何缘故造成的？孙中山认为是“因中国人思想幼稚，见革命初次成功之时，轰轰烈烈，咸以为革命宗旨甚易达到。”把革命任务之达成视为轻而易举的事。实则“早有一班满清官僚及武人投诚入党，入党之后将活动于政治的少数革命党尽数倾陷”。更有甚者，“那班官僚又乘势造成一种假舆论，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当时的党员咸误信之，不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实系官僚所假造的”。这种舆论使得“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而革命党名义取消，中华民国即为官僚武人所摧残。十年来名虽民国，实为官僚国，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及后卒至酿成袁世凯帝制自为、宣统复辟、武人专政种种恶现象”。

从孙中山的分析来看，要对付反革命就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要建造新国家就必须有具有革命精神的党和军队。而要使国民党和革命军奋斗的目标一致，党自己必须牢牢地掌握军队，也就是他说的：“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还以俄国为例：“设无此庞大之党军，苏俄之势力必无今日之盛。”正是由于当时的革命党并未完全驾驭军队，民国建造这一问题还有待继续解决，所以以前主张“以党治国”在当时“还是太早。此刻的国家还是大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革命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要完成建国这个任务，他认为必须着手进行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换言之，在“以党治国”之前，必须致力于“以党建国”之重任。

各自为战，疏于组织和纪律

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会词中，孙中山分析了辛亥革命后革命受挫之最大的原因。他认为革命没有成功的最大的原因，“不知道革命何时可以成功，并不想到成功以后究竟用一个什么通盘计画去建设国家，只由各人的良心所驱使，不管成败，各凭各的力量去为国奋斗，推翻满清。这种奋斗，所谓各自为战，没有集合，没有纪律”。实事求是地说，辛亥革命之前已经有“通盘计画”，这就是1908年改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他的这种看法，只能说明革命的“计画”没有很好地宣传或者说不为诸多同志接受。这种各自为战的奋斗，一方面是由于武昌首义成功之太过突然，另一方面确实如孙中山说的是“没有集合，没有纪律”。

革命党没有集合，没有纪律，其后果就是全党的团结力非常涣散，反映的问题正是孙中山说的“党中缺乏组织”。为何革命党缺乏组织？他认为是“由于当日革命党人多属留学生，自由平等之见深入脑中，以为党员当绝对自由，一切联络维系之法弃而不讲，其缺点即在于此”。革命党的组织涣散、纪律性差，正是由于“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故也”。今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牺牲个人之自由，以蕲国家之安全、党务之发展”。

偏于军队奋斗，疏于主义宣传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进行国民党改组的动员演说中，回顾并分析党的奋斗史：“吾党革命未成功以前，党人多肯奋斗，及成功后则遽行停止，转而全靠军队来奋斗。”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来看，“党人奋斗始能为最后成功”。所谓“党人奋斗”，是指“党员能为主义的奋斗”。再看中国，“今日有民国之名而仍然失败者，何以故？则由于党人不为主义奋斗之故”。在这里，孙中山详细分析“军队奋斗”的特点以及将其改造的问题。所谓“军队奋斗”，“系为升官发财起见，非如昔日党员专为主义的奋斗也”。所以希望“靠今日之军队单独以达革命之成功，则希望甚微”。

孙中山之所以认为单靠军队奋斗不能使革命完全成功，是因为他明确认识到：“建国方法有二，一曰军队之力量，二曰主义之力量。”两者的效力是不一样的：“枪炮能有效力者，因其能杀人，故大军一到，敌人即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则与之相反，其效力为生人。”既如此，革命为何要用军队呢？他如是解释说：“革命是救人的事，战争则为杀人的事;军队奋斗是出而杀人，党员奋斗是出而救人。然革命须用军队之故，乃以之为手段，以杀人为救人。”由此可见，党员奋斗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党员奋斗的效力之所以异于军队奋斗，关键在于“吾党员奋斗之武器，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也”。党员要掌握此武器，“必须自己先受训练，然后出而能感化他人”。也就是说，党员自己必须理解并信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然后以此为宣传之内容，使之晓喻军队，晓喻多数人。正如孙中山指出的那样：“苟我党员能尽其聪明能力，说之使明，则当无不受其感化者。大众能想出良法，使多数人明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则可不待军力革命而亦告成功。”就目前来看，宣传主义就成为第一要务，“为此之故，我党须每日均学习宣传方法，时时训练，训练成熟，然后能战胜一切”。

对于“宣传”的巨大功效，孙中山是信服无疑的。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宣传的内容对宣传的效果也会起到制约作用。孙中山一直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作为其最重要的内容。为了保证该内容的权威性，他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不能怀疑，“须知政党以主义而成立，党中主义，无论是总理与党员均须绝对服从，不能稍有一点怀疑”;二是必须依从他的解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本为吾之所倡始所发明，其解释须一依我之解释，然后方不至误解误讲”。

农民未被动员组织

早年的孙中山，虽然认识到，“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是在先养而后教，此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也”，但是，权贵们根本无暇理会他的“为生民请命”之义举，晚清中国面临的情势正如孙中山自己所描述的那样：“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心之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改变中国乃至自身命运的革命风潮随之而起。他又岂能置身事外？因此，要改变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良苦用心只好束之高阁。

孙中山再次注意农民问题，应是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由他批准施行的《农民协会章程》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农民协会为本三民主义解放劳动阶级之志意，合全国受压迫之贫苦农民而组织之。其目的在谋农民之自卫，并实行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在广州与苏联顾问的谈话中，他明确提出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他说：“对于中国革命，我向来认为，中国强大的民族革命运动和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应当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去进行，首先是依靠农民。”所谓的“向来认为”未必可信，不过他确实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也很早就关注到中国的农民问题。但是，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迄今我和国民党都还没有能够同农民建立联系，这是国民运动中的一大疏忽”。其“主要原因在于本党党员的成分”。具体而言，“我本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我们党的多数党员是学生、城市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些商人。所以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并在那里扎根”。

不管农民是否愿意加入到国民革命的阵营中来，但是孙中山确实意识到这是一股必须动员起来作为革命的基础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来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农民来做基础。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就是大家的责任。”从对革命成功的莫大渴望来看，他是急切地希望农民在最快的时间内觉悟并被组织起来。基于革命根据地广东实际上掌握在陈炯明手中，孙中山不得不应付与之的关系，这种渴望随时都会变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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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为何敢批20万的军饷？民国国库只有10元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由国外赶回中国，唐德刚在《袁氏当国》里记述：中山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闹穷，当时谣传他带回华侨所捐巨款，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问，孙中山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胡汉民自传》则记录了另一则事实：当孙中山大总统宣誓就职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20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10枚。

袁世凯也未必好多少。交战期间，袁给清廷的一道奏折上说：“库空如洗，军饷无着，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随后袁又奏清廷，要求皇宫上下、亲贵大臣们，将所有存款取回，以接济军中。结果，隆裕太后下令发库银8万两充作军费，而亲贵们只有奕劻拿出10万两，还有少数人3万、2万两而已。袁也求款到驻京公使团，在公使团聚会上，莫理循记录日本人伊集院的发言：“我岳父(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献给事业。他被暗杀时所有的财产还不到50元。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他们的国家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物，但他们什么也没干，他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钱是真的没有了。无论袁世凯之兵，还是革命军，仗是不太容易打下去了。

孙中山就职当天，即根据代表会议做出的决定和黄兴的要求，明确电告袁世凯：“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仗是打不下去了，为什么孙中山先生如此郑重承诺，只需袁顺应民意推倒清王朝，即将总统之位让出？孙中山先生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当然是重要原因。

不过，政治人物的选择，如果失去对其选择时的约束性条件，特别是资源条件的观察与分析，其结论，无论阴谋论还是神圣化指向，皆有失当。只有“革命精神”，无法打仗，亦无法立国。解此困境，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谋求举借外债，拟将汉冶萍公司为抵押，向日本借款。但是，孙中山这一贷款要求，遭致临时参议院和独立、光复各省，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一致反对，实业部长张謇以辞职抗议。针对于此，骆宝善记录：“孙中山于一周之内两次致临时参议院咨文，并写信给章太炎等，说明情况，及有损主权，不顾声誉的不得已之苦衷。最终仍然未获成功。”

南京临时政府向列强的借款尝试，就此结束？没有。仍是骆宝善的精细梳理：汉冶萍公司抵押贷款未成之后，孙中山又转而谋求向日本贷款，表示应允租借满洲，只是未能谈判成功罢了。南京临时政府财政之困窘于此可见。

在既有的也是屈辱的政治结构之下，政治人物之选择，也确实有限。在此背景下再来看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的“非袁莫属”，如果仅仅解释为袁世凯的权谋，失之简单。

武昌起义事发，清政府最初的选择并非袁世凯，而是议定由陆军大臣荫昌督师，率领陆军两镇前往湖北剿办。当时任军咨府第二厅厅长的冯耿光记录：荫昌走进来了，他身穿袍褂，脚下却蹬着一双长筒的军用皮靴。他不仅打扮很奇特，而且走上来时，十足地摆出一副三花脸的姿态……当时在座的人们向他“恭喜”说：“有旨意命您督师到湖北去。”荫昌就有声有色地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去踢呀？”

荫昌当然没有一个人马，北洋新军是袁世凯练出来的。主持《袁世凯全集》编纂与整理的研究员骆宝善统计：在袁“退休”的2年8个月时间，前来拜访会晤的各色人等，有名姓可考者，至少有一百二三十人之多。骆宝善分析说：“罢官固然是仕途一大坎坷，但恰恰是他的这次闲居，坐养了民望。一旦武昌起义爆发，举国上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势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如果不被放逐朝堂，而成为皇族内阁的汉臣权相，武昌起义发生后，至少不会被革命党人视作合作取代清室的理想对象。”

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在武昌起义第二天即宣称：“如果清朝获得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物襄助，叛乱自能平息。”随后，各国驻京公使团一致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要清政府起用袁世凯的建议，由他会见摄政王载沣，转告这一意见。

3年前为报兄仇而将袁世凯扫地出门的摄政王载沣，此刻如何接受这一选择？清政府内阁协理大臣那桐解释不得不选择袁世凯：“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两周后，再发上谕：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路军队，均归袁节制调遣，陆军部不为遥制……清政府与袁世凯的角色关系，由此逆转。

而袁世凯的军队在攻克汉口与汉阳之后，停兵不再进攻武昌，提议议和。这个时候，革命军亦渐起“非袁莫属”之念。当时孙中山旗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汪精卫即宣称：“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凯)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黎元洪也致信袁世凯称：如果袁同意共和，当推他为“第一任中华共和总统”。南京被江浙联军攻克光复后，南方各省代表选举革命军大元帅，而不选总统——唐德刚解释：“实双方之意，均系虚此总统大位，有待袁世凯旦夕之附议，出掌民国之大政。”

看起来，无论宿敌比如载沣以及清廷，还是交战对手革命军，都将希望寄托于袁世凯。那么，袁世凯自己的主张或者说底线是什么呢？

袁世凯派出与革命军谈判的首席代表是唐绍仪，对方则为伍廷芳。唐绍仪所持谈判底线明确：君主立宪。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载：一天，在散朝路上，那位袁罢官时曾去慰抚的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问袁：“大哥，你对这个打算怎么办？”袁肃然答道：“放心，我还是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

但是，这不是为革命军所同意的选择。唐绍仪在第五轮谈判结束后，密电北京：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

情势之变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至此，君主立宪已无任何实行的可行性，袁世凯不得不接受，也必须接受这一现实。之后他的目标变得单纯，说服清帝逊位。

1912年2月12日，皇太后隆裕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发三道诏旨，第一诏即为清帝退位诏。第二天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举袁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打响起义第一枪，之后名为“辛亥革命”，中国历史在此转折——清亡，君主专制制度亦由此而亡。

19世纪末，面临列强压迫的清政府，举借外债以求运转，亦希望由内部更张而奋发上进……似乎都在合乎逻辑的结构之下。但是，两次战争所需赔付银两，举外债之外，便是竭泽而渔。十几年时间，国家财政收支竟剧增4倍左右。这当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已使人民无可忍受。与清政府的苛榨对应，大变局时代，中国国民的整体性结构，尤其是先进分子，在现代化的潮流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未果，随即在当年10月——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计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自此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相见之后，孙中山先生曾评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将孙中山评价的“现状”与“将来”，换成“旧”与“新”来定位两个政治人物，亦无不恰。

清既亡，旧的约束性条件与政治结构并未因革命而更张。这个时候，运转国家，急需资金。出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只能重走旧途，向四国银行商借白银8500万两。且在签约之前，要求先垫付3500万两，以解燃眉之急。四国银行团已经答应垫款，但俄国抗议，坚持分润，于是不得已改向六国银行商借。可是新增加的日本与俄国却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可让四国银行介入。而四国银行，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即使借款，也要求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经过复杂异常的运作，这笔善后大借款终于达成协议：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相当于2亿银元)。以盐税、海关税以及直隶等四省的中央税为担保。

借款的谈判最初是秘密进行的，只向国会报告了一个谈判大纲。结果谈定之后，国会和全国舆论一致形成反对借款风潮——国会两次质问袁世凯政府，国会议长亲自出面阻止签字;而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发通电，号召国民党全党“力行设法反对”，并在上海、香港等地多方活动，阻止借款签字。黄兴还联合国民党势力的湘、粤、皖、赣四省都督，向议会通电抗争。

这是政治“名实”结构错位。向列强借款，意味着丧权辱国，在政治上殊不可取，亦不正确，这是“名”。而“实”呢？即使孙中山为着临时政府的运作，在袁世凯政府之前，亦谋求更大幅度主权让渡的借款，只是未成功。若成功，还是否与袁世凯议和也是疑问。当时反对政府举债的独立、光复省份，自己的运作同样循借外债之道，手段也是以路权矿权为抵押。比如江西省就打算以南浔铁路为抵押举借外债，而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则以划拨使用若干份额给中央为条件，批准了他们的举借外债。这项借款亦未获成功。

在南京临时政府难以自存，必须向袁世凯交权之际，为约束袁未来的权力膨胀，迅速制定了一部《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是总统制，大总统有绝对的权力;《临时约法》则规定，中央政府为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向议会负责，大总统的政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这种因人而异制定的法律，能够约束袁世凯吗？

袁世凯选择的政府总理，是在朝鲜时即与他订交的唐绍仪。但是，不出3个月，唐挂印而去。为什么？当时直隶都督空出位置，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王芝祥，唐绍仪签请袁世凯委任，袁也同意。但后来袁改了主意，未经国务总理副署，便径直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兵，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如此执意而为，责任内阁制约总统袁世凯，岂有可能？再以袁世凯向四国银行求款而论，当时的财政总长熊希龄，几乎事事请示袁世凯，责任内阁根本没有话语权……“旧”袁世凯选择的内阁部长，几乎都是他的属下，如此安排下，用一套责任内阁制度来制约，也是想当然。即使如唐绍仪那样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总理，制度给予他的权力与实际他能够拥有的权力，相差何止千里。

西方制度的本土化，尚且需要时日，何况这套本是基于不信任且因人而设的制度。制度崇拜的失败，此为一例。

无论曾经的臣属袁世凯，还是“反对党”孙中山，当权所面临的问题与过去做臣属或“反对党”断然有别。若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角度观察，在中国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况下进入现代化轨道，当国者如何集中权力以筹措并积累资源，是远比政制来得更急迫的挑战。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商谈国是之后，民国元年八月，双方达成“八点共识”，即《协定内政大纲八条》。针对中央政府的资源筹措，其中第六条即称：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中央集权，这算得上双方共识之一。

只是，共识过于脆弱短暂。本来，中央集权与个人独裁之间就界线模糊，至少从结果上看，袁根本没有在乎所谓界线问题——1914年12月29日参政院修正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根据这个选举法，袁世凯不但享有终身职务，而且死后传妻传子，悉听尊便。这时距武昌起义，刚过3年。共和，早被袁弃。

之前，由于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决定“二次革命”，起义讨袁。此次战端但开，历史学家唐德刚评价说：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以全盘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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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为何敢批20万的军饷？ 民国国库只有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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