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日记》显示，拍集体照是清末民初上海的时尚
Posted 郑孝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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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日记》显示，拍集体照是清末民初上海的时尚
照相自19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作为一种西方新兴科技产物，渐渐融入中国社会。不过，最初几十年，照相只是小圈子游戏，社会名流、达官显贵才能玩得起。直到清末民初，上海照相业才完成市场化，变成寻常人可以日常消费的东西。
12月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葛涛，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开讲清末沪上名士的影像生活。“上海是照相最早传入中国的口岸之一，是照相业非常发达的地方。1912年上海就有照相馆29家，并且形成了数家声誉卓著的品牌照相馆。”葛涛以《郑孝胥日记》所载文字为例，展示郑孝胥这位伪满洲国总理大臣于清末上海的照相记忆。
?除了个人照片，当时的沪上名士对集体照情有独钟。“集体摄影成为他们表达共同志向、亲切情感、紧密联谊的一种时尚方式。在社会名流之间，这种风尚尤为弥漫。”葛涛对早报记者分析，当时上海名流喜爱拍摄集体照的原因在于清末新政时期民间自由结社蔚然成风，而文人结社、名士聚首为古来之习气。在这种背景之下，志趣相投者集会、结社，互相交流意见、抒发感慨，也成为一时风尚。“而集体照是共同志趣与情谊的纪念，表现了集体成员之间的连带感，体现了对集体身份的认同。”
去照相馆拍照是上流社交的一种方式
郑孝胥是中国近代的政治人物、著名书法家。辛亥革命后，他以遗老自居。1932年他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1897年6月26日，郑孝胥由宁抵沪并在上海停留了约一年。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年里旅沪岁月中的四次拍照经历。
第一次照相是在1897年9月15日，地点位于虹口英华照相馆。那日，郑孝胥前往虹口看房，发现性价比极高，一时高兴即独自前往英华照相馆拍照。之后，在1897年9月15日至1898年6月11日这一年，郑孝胥还有三次与友人的合照。根据郑孝胥1898年4月2日的日记，“午后，赴旭庄之约于一品香（四马路上的菜馆），在席者仲|、叔颂、芸阁、仲鲁、叔蕴、伯斧、叔海、司直。过公司，又遇书衡。旭庄与书衡约至张园照相，候仲|不至。”张园是十九世纪末沪上著名的公共活动与社交场所，照相渐渐充当了为前来游园的红男绿女们提供余兴的角色。1898年4月28日，郑孝胥记下：“晨，约梅生、季直同至耀华照相。”
1898年6月11日，郑孝胥又与林琴南前往宝记照相合影。“耀华、宝记都是当时上海著名的照相馆，可见在19世纪末叶的上海，友人、同道相约前往照相馆合影，既是一种时尚的交际方式，也用以纪念友情、体现共同的志向与情趣。”葛涛说。
1898年8月23日，郑孝胥登轮北上，宦海沉浮数年，于1905年11月中旬再次抵沪。此后直至民国肇始，他也未离开，而是以“遗民”自居，做起了“寓公”。“尽管他以遗民自居，但这不代表他对西方事物的态度。他对由西方传入的照相非常开明。”葛涛说，郑孝胥此时虽已是在野之身，却积极地在上海开展相应的政治、经济活动。作为立宪运动的干将，郑孝胥于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此外，他还积极投身于新政所提倡的实业、教育、出版等事业。因为是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他交游甚广，依然喜欢与亲友同志共赴相馆。
1905年11月郑孝胥刚抵沪，不过几日便“与金子昌同至丽芳照相”；1906年2月28日，他分别与罗开轩、张骞在丽芳、宝记有两次合影。1906年3月11日，“与柽弟（胞弟郑孝柽）、梦旦（时任商务国文部部长高梦旦）照相于丽芳”；1906年8月19日，他“与段少沧共宴袁海观、季直、久香于辛家园，呼宝记照相”……
据葛涛统计，郑孝胥于20世纪初清末各年的拍照次数为1905年1次、1906年6次、1907年9次、1908年4次、1909年4次、1910年4次、1911年1次，共计29次。其中，合影23次，独照6次；摄于上海23次，南京3次，天津2次，北京1次。“照相成为他社交生活的一种重要工具，其作用与游张园、愚园，去一品香吃大菜等交际手段不相上下。”
人们会把合照作为珍贵礼物赠与亲友在葛涛看来，郑孝胥在清末的拍照有四大意涵。首先，相片在私交领域用以联络感情，加深交谊。其次，除了私交，照相在公共场合同样发挥了留念或留证的作用，具有特殊的宣示意义，如立宪公会会议前全体与会者的合影，中国公学“到学礼”上的三百人大合影等。“举行仪式、典礼或重要公共活动之际，集体合影往往不可或缺，由此看来这种惯例的形成可上溯至清末，绵延至今。这种特定场合下拍摄的、较大规模的集体合影，一般意味着对于某一特定事件、时刻共同参与的集体记忆。”此外，还有突出亲情的家族合影和在某种情形之下能表达心境的独照。
由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照相还不是普通人所能日常消费的，比如张园照相明码标价：“四寸六角、六寸一元、八寸二元、十二寸四元”，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并不便宜。所以照相的社会功能相对集中于社会上层。对于这个价格，葛涛提供了一个参照：郑孝胥在虹口寿春里的房租是一个月二十二元。“
且由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认识、接受西方事物需要一个过程，在清末能对照相之类持坦然态度的多为生活于如上海等条约口岸的相对开明之士。”葛涛表示，郑孝胥可谓此类人物的典型，这类人善于学习西方事物，并擅长将之与中国传统相结合，进而创造出一种中西结合的新型生活方式。他告诉早报记者，清末沪上名士中，除郑孝胥之外，如何桂笙、吴昌硕、张元济、当时尚在中国公学求学的胡适等都喜爱留影。比如张元济在1910年出发去环球旅行之前拍照留念。“
清末是中国社会步入现代的初始阶段，也是照相堪称珍贵的年代。”葛涛向早报记者表示，也因此集体照的意涵在清末与现代是有区别的“在社会身份多样化、影像泛滥的今天，集体照的纪念意义、所表现的连带感、对集体身份的认同作用等，都大为弱化。”曾经，人们会把合照作为赠送好友的珍贵礼物，如今却也是少见了。
历史人物 民国历史上与民国为敌的大清遗老郑孝胥
郑孝胥。福建闽侯人。清亡后，以遗老自居，寓居上海，近代诗人和书法家。资料图片1923年8月22日，一辆马车匆匆驶入紫禁城神武门。车中的客人先来到内务府朝房，与几位 遗老见了面，正午时分，他来到养心殿，看见了那位自己朝思暮想的年轻人。很快，静谧的宫城中隐约传来一个老人的哭声。这是溥仪第一次见到郑孝胥。年轻的逊位皇帝后来回忆到：「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 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唾星乱飞，说到激昂慷慨处，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 郑孝胥同样心绪难平。这个对 念念不忘的老人在几天后的日记中慨叹，自从他辛亥年离开京城，到此时重返，十三年时光悠忽而过，「自念生逢世乱，穷老无所就」。诚如此言，如果不是辛亥年的「世乱」，他的人生也许会大不一样。十三年前。郑孝胥站在一艘南下的游轮上，瞩望远方，只见海波汹涌，与长烟落日融合于天际，顿时心旷神怡。他在日记中满怀豪情地写道：「余既出任世事，当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损我哉！」此时是1911年7月，郑孝胥51岁。一个月前，他刚刚接到朝廷的任命，被授以湖南布政使一职，他发誓要干出一番成绩。> 儒家讲求内圣而外王，立德立言之外，亦须立功。郑孝胥的仕进之路亦从青年时期开始，他于1882年中举，历任李鸿章、张之洞的幕僚，清政府的驻日领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等职，仕途不可谓不顺畅。但是，对于一向自视甚高的他，这一切都远远不够。1905年，时任广西边防督办的郑孝胥在龙州宴客演戏，在座中外客人百余位，观众上千人，军民欢呼，烟火漫天。目睹盛况，郑孝胥飘飘然对人说道：「我固有呼风唤雨之手段，翻江倒海之神通者也。」这一年，他给朝廷的辞呈获得了批准，回到上海寓居。后来他对妻子透露心迹道「从此以后，若中国迄无振兴之日，则终老山林，不失为洁身去乱之士；倘竟有豪杰再起，必将求我」。显然，郑孝胥试图待价而沽，并一举登上一个更大的舞台。用他后来一句更加直白的话说：「吾欲行其志，非疆吏不为。」> 在这种微妙的心态下，1906年，随着立宪运动的高涨，郑孝胥与张謇、汤寿潜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自任会长。然而当各省咨议局兴起，公会影响力降低，郑孝胥也逐渐失去了踪影，他开始把更多精力投入实业救国、借债筑路了。一个笑话便是从此时开始流传的，据说，在清廷1907年举办的一次宪政讲座上，有人曾问郑孝胥，中国如何才能富强？郑曰：「只两字便足。」问是哪两字，曰：「借款。」问借款如何能使国家富强？曰：「我们借了外国人的款，外国人便穷了，我们便富了。安得不强？」众人愕然。当然，在这件事上，郑孝胥不仅只会说空言高论而已，1910年春节，热情高涨的郑孝胥受到东三省总督锡良邀请，亲赴东北，参与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的签订。此事后来被舆论誉为维护国家利益的「良言良行」。这一切，无疑都被朝廷看在了眼里。1911年6月20日，郑孝胥被朝廷授予湖南布政使一职。就在一个月前，朝廷刚端出了旨在借债修路的「铁路国有」政策，并被舆论解读为「与民争利」，再加上「皇族内阁」的出台，清政府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 当时的《申报》曾一针见血地分析道，此刻湖南的保路运动愈演愈烈，当地官员毫无办法。而郑孝胥既是借债修路的鼓吹者，又曾经担任广西边防督办，对付会党起义卓有成效，无疑是绥靖祸乱的上佳人选。文章还分析，日后郑孝胥还会获得更重要的任命。受命之后的第二天，郑孝胥进宫面见载沣，前前后后只说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借债修路」之国策决不可动摇，说得这位摄政王频频点头，十分高兴。后来，郑孝胥得意地翻开日记，转载了英国《泰晤士报》对这次会晤的一段评价，文中说，中国的直省大员，能够以政治家的高度办事或建言者，几乎已经绝迹，如今能达到此标准的，唯有新任湘藩郑孝胥。这话听上去真是令人受用极了。在立宪派们纷纷与清廷决裂之时，曾经的立宪运动领袖，却摇身变为清廷能吏。吊诡的一幕背后，郑孝胥终于即将如愿以偿，登上自己梦想中的大舞台。可是，这个舞台早已危如累卵。> 当时的《申报》曾一针见血地分析道，此刻湖南的保路运动愈演愈烈，当地官员毫无办法。而郑孝胥既是借债修路的鼓吹者，又曾经担任广西边防督办，对付会党起义卓有成效，无疑是绥靖祸乱的上佳人选。文章还分析，日后郑孝胥还会获得更重要的任命。受命之后的第二天，郑孝胥进宫面见载沣，前前后后只说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借债修路」之国策决不可动摇，说得这位摄政王频频点头，十分高兴。后来，郑孝胥得意地翻开日记，转载了英国《泰晤士报》对这次会晤的一段评价，文中说，中国的直省大员，能够以政治家的高度办事或建言者，几乎已经绝迹，如今能达到此标准的，唯有新任湘藩郑孝胥。这话听上去真是令人受用极了。在立宪派们纷纷与清廷决裂之时，曾经的立宪运动领袖，却摇身变为清廷能吏。吊诡的一幕背后，郑孝胥终于即将如愿以偿，登上自己梦想中的大舞台。可是，这个舞台早已危如累卵。> 郑孝胥是1911年10月11日得到武昌首义的消息的，此时他正在京城参与厘定官制。第二天，接到一个电话后，他急急忙忙赶往京城内的一座府邸，镇国公载泽和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已经在那里等他了。三个人议论起武昌的情况。郑孝胥提出了几点建议，首要的第一条，是以兵舰速攻武昌。盛宣怀则依旧对铁路放心不下，他当场给湖北都督瑞澂打了个电话，让他一定要「力保铁路」。当然，这与郑孝胥不谋而合。然而，郑孝胥很快发现，现在的情形早已不是保铁路那么简单了。当武昌起事的消息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京城上上下下，很快陷入了一种恐慌的气氛中。10月15日，郑孝胥翻开日记时的心情想必是沉重的，他写道，昨天，数万人涌向大清银行挤兑，大清钞票在城中已是废纸一张，买东西只能用银元。又有谣言称京城将有变，居民们相继出城逃难，以至于火车已经坐不下了，内外城随即戒严。五天后，一个日色黯淡的午后，郑孝胥接到了朝廷一纸书写潦草的谕令，让他马上回任湖南。当天下午，他去琉璃厂买了一串朝珠，带在身边，好像全然没有在意老大帝国的末世之象。> 10月26日，郑孝胥再次登上一艘南下的渡轮。不过此时的情景，与数月前他赴任时真是天壤之别。在第二天晚上的日记中，郑孝胥的情绪再也无法克制，他冥想万端，种种悲苦凄凉，一起涌上心头。他写道，政府之失，在于纪纲不振，偷安苟活，但是还算不上暴虐苛政。现在依旧是改革行政的年代，而不是覆灭宗祠的年代。倡言乱事，就是流毒全国，绝非「仁义」。10月29日，渡轮开到上海，郑孝胥得到消息：湖南咨议局已经成立，盛宣怀已被革职永不叙用。时局至此，他自然已经没有必要去上任了。郑孝胥索性在其上海的寓所「海藏楼」住了下来。形势的发展让人眼花缭乱，有些事情，是怀揣孔孟之道的郑孝胥始终无法理解的。当他得知立宪派领袖张謇已经转向支持革命，出离愤怒。他大骂道，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有所谓「失心疯」者，就是如此。遥想当年，张謇筹办大生纱厂最困难的时候，郑孝胥是少数陪着他徜徉于上海马路上、排愁分忧的莫逆之交。> 同时，他也不甘于寂寞，在上海住了一阵子，就开始在日记中抱怨道，现在各省群雄并起，已无净土，只有他袖手旁观于「海藏楼」，这难道是天意不让他进入这摊乱局吗？他觉得，只要让他与闻世事，必有过人之处。「余今日所处之地位，于朝廷无所负，于革党亦无所忤，岂天留我将以为调停之人耶？」事实上，自从革命爆发后，郑孝胥的行事便带有左右逢源的特征。他建议朝廷派海军速攻武昌，然而当萨镇冰率领海军压境时，他又按照东南名绅赵凤昌的意思，给萨镇冰去信，劝他不要使生灵涂炭。12月9日，朝廷谕令，准许人民自由剪发，当天，郑孝胥就带着儿子把辫子剪了。这似乎都说明，他试图积累信用，伺机「用世」。> 但是，这依然是郑孝胥的一厢情愿罢了。就在南北谈判时，一张传单也开始在上海悄然流传，上面绘声绘色地说，最近袁世凯派了人携巨资跑到上海，邀请各报馆主任吃饭，运动他们在报纸上反对共和。席间，郑孝胥最为激烈，他破口大骂革命党人道：「小孩子们何能成大事！」尽管这个秘闻后来被证明是讹传，但由此可见郑孝胥在时人心中的形象。传单散发后，郑孝胥开始频频受到革命党人的威胁，有的甚至说道「三日内必杀汝，今日晚间可至门外试之」。如此，出山「调停」之愿望自然胎死腹中，郑孝胥只能避居海藏楼，坐看花开花落。生于末世运偏消，他早已被时代远远地甩在身后了。1911年11月14日，郑孝胥对昔日部下所说的一段话，大概可以作为其心态的注脚：「世界者，有情之质；人类者，有义之物。吾于君国，不能公然为无情无义之举也。共和者，佳名美事，公等好为之；吾为人臣，惟有以遗老终耳。」无论从道义还是现实，他都只能当大清的遗民。12月18日，郑孝胥深夜四点起床，抄写《伯夷列传》。其时，窗外风雨大作。> 1912年2月12日，身在上海的郑孝胥发觉天气骤暖，并已有了早春的气息。同一天，清廷在紫禁城颁布退位诏书，历史就这样平静地翻开了新的一页。郑孝胥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紫禁城，是在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他奉召进京，与圣上对陈国策。乾清宫中，光绪的身形十分瘦弱，说话的声音似乎还不如郑孝胥响亮，当郑孝胥递上自己的折子时，折子还没有触到案台，皇上就已经伸手来接，显得谦逊异常。在几天后的一首诗中，郑孝胥感怀道：「皇帝破资格，不忽一士微。」十年之后，光绪病逝，郑孝胥做了一篇感情真挚的哀辞，他说，自己承蒙皇帝赐予国士的待遇，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报答，真是眼枯心腐！人生世间，知己难得，欲报知遇之恩者，请及时报效——君君臣臣的道义，郑孝胥从未忘记。尽管，他此时身为立宪运动的领袖，正在痛陈专制之弊。> 如今， 建立，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第一次没了皇帝，在郑孝胥眼中，「今之天下，是乱臣贼子而非孔子之天下也」。对于这个把恪守道义看得极重的士子而言，不管他是否还有经世致用之心，他都要如同伯夷叔齐那般不食周粟。他甚至为皇室的不争气哀叹，「闻满洲皇族所争者，优待条款而已，是已甘心亡国，孰能助之，哀哉！」1916年10月10日晚， 第五个国庆日，郑孝胥约朋友在饭馆吃饭，发现百姓休业，街上的学生举行提灯会，喜气洋洋，于是不禁骂道，「真醉生梦死之徒也！」数年间，郑孝胥又回到当初轻世肆志的名士生活，他凭著一手极其出色的书法，鬻字为生，其收入竟然远远超过当时的大学教授。可是，他写诗书字，绝不用 纪年，鬻书求件，凡有「民国」字样者，一律置之不应。彼时，有人为「海军员弁」求书，郑孝胥说，「海军员弁皆民国衔，吾安能书？」民国的官更是不当，段祺瑞欲召其入阁主掌交通，郑孝胥的复电只寥寥数字，曰：「家有小事，弗克应召。」不应召，还要说是因为家有小事，羞辱之意不言自明。他后来曾对人说，「吾与民国乃敌国也」。> 然而，故国何在？这个问题，当他再一次听到紫禁城的召唤时，已经有了答案。1924年2月，也就是那次激动人心的君臣相见之后半年，试图振兴祖业的溥仪正式将郑孝胥封为「懋勤殿行走」，并派为掌管内务府大臣。当经世致用的理想和君臣之道再次合二为一，郑孝胥再一次拾回了当年的激情。在宣统皇帝的回忆中，这个六旬老人说话时，永远是秃头摇晃，唾星四溅，终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他给溥仪讲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他在给溥仪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他未来的「帝国」：「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还有一次，君臣商量康有为赐谥的问题，郑孝胥说：「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好像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矢志复辟的郑孝胥，仿佛已经看见故国在向他招手了。「究竟谁是当家？」事与愿违。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回师北京，迫使溥仪取消帝号，搬出紫禁城。年轻的皇帝先后避入醇亲王府，德国医院，日本使馆，最后出走天津。对于心比天高的小朝廷来说，如此狼狈的境遇，实在是一种讽刺。郑孝胥自然明白，单凭他们这些遗老的力量无法成事。他提出，应该引入外国势力襄助，「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必然亡于共管。」只要有国家愿意帮其复辟，将来可以给它以特权，让其开发和经营中国。他和溥仪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回宝座，继续大清的气脉，恢复宗室觉罗、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旧日光景。> 日本人是郑孝胥找来的第一个外援。在他极力撺掇下，1931年11月，溥仪夜色中赶赴白河岸边的一个码头，乘着日本人的汽船，秘密离开天津，奔赴东北，启动复辟计画。然而溥仪很快发现，一切和想像的都截然不同。先是1932年初伪满洲国建立时，日本人许诺给他的「皇上」变成了「执政」，接着，1932年8月18日，郑孝胥拿着一份与日本人商议好的密约来找他。在这份密约中，日本人提出，伪满洲国必须出让大量利益，才能换取他们对称帝的支持。溥仪一看这个协定，就火了。「这是谁叫你签订的？」毫无疑问，一旦他在上面签字，汉奸之名便再也洗刷不掉了。郑孝胥说，这是他早就与日本人商量好的。溥仪顿时大怒道：「究竟是谁当家？是你，是我？」郑孝胥说：「臣不敢。这些协定实在是权宜之计，皇上欲求凭借，岂能不许以条件？」听了这话，溥仪也没有别的选择，他怒气冲冲地注视著郑孝胥带着签字后的密约离开。但是，溥仪或许不知道，郑孝胥此刻内心的挣扎。> 1932年9月15日，郑孝胥作为「满洲国」的国务总理，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籐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有签字仪式现场当事人回忆，他带着议定书走进举行签字仪式的大厅前，在休息室看到，国务总理郑孝胥的面部在痉挛。武籐致辞表示日本决定承认满洲国后，郑孝胥致答辞，但「郑孝胥总理想快一些致答词，可是说不出话来，他的嘴蠕动了半天，面部表情极度紧张，显出一副要哭的神气。时间5秒、10秒、30秒过去了，可这位总理欲发言而不能出声，我可以想像得到他的内心深处一定像波涛起伏，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激情」。「我万分焦急地等待着他的讲话快点结束，我打开议定书暂不填写日期，希望尽快签字。然而，当要一份一份地签字时，郑总理恢复了平静。他好像是刚刚抽完羊角风」。郑孝胥似乎又一次说服了自己。9月末，他告诉法国记者，自己要营建的是一个乐土，行的是「王道」。> 「道」是什么？对这个垂垂老矣的名士而言，或许它包括用世，包括礼义，也包括君臣，然而对于民心、大势，它却总是太过冷酷，而对于郑孝胥本人，又实在太过沉重。但是，终其一生，郑孝胥都没能将它摆脱，哪怕不得不因此倒行逆施。郑孝胥没能看到大清中兴的那一天，当他开始按照既定计画，呼吁其他国家参与「共管」，分享日本人的利益时，其政治生涯也走到了尽头。1935年5月，再也没有利用价值的他，被日本人以需要养老为名相逼，被迫自行辞职，并被软禁在家。1938年，79岁的郑孝胥暴卒于长春，他被埋葬在沈阳东郊天柱山下，努尔哈赤陵附近。最终，郑孝胥只是在大清开国者的坟茔旁，静悄悄诉说著那未完成的故国遗梦。>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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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三郎声明：兵说原创，抄袭必究清末民初乱世，既出英雄豪杰，也出绿林草寇。最有名的巨匪当属张作霖。他出身贫苦，投身绿林，势力壮大被招安。身为清廷武官的张作霖，剿灭杜立三等土匪势力，消除蒙患，地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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