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八旗制度是如何从兴起走向衰弱的

Posted 2023-01-05 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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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八旗制度是如何从兴起走向衰弱的

禁卫军制清朝定都北京以后，绝大部分八旗兵丁屯驻在北京附近，戍卫京师的八旗则按其方位驻守，称驻京八旗，俗称京旗。另抽出一部分旗兵派驻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称驻防八旗。驻京八旗负责皇宫和京师的安全，实即禁军。清禁卫军制大类有二，即郎卫和兵卫。郎卫即指御前近卫，专门负责皇帝及后妃等的警卫与服务，其内部又根据具体任务的不同，设置侍卫处、銮仪卫、善扑营等不同的机构。侍卫处初选上三旗子弟中才武出众者分班入值，掌上三旗侍卫亲军之政令，供宿卫扈从之需。銮仪卫亦系侍从武职，掌管帝、后车驾仪仗等机构。宣统元年避溥仪名讳，改为銮舆卫。善扑营，顺治初年曾设善射鹄、善强弓、善扑等侍卫，各有专管，统在三旗额内。康熙八年为惩治鳌拜专横乱政，选侍卫中一部分年少有力者练习扑击之戏，鳌拜入见时，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于是有善扑营之设。该营专习掼交、射箭、赛马等技艺，供皇帝游玩宴乐时表演。兵卫即指京师及宫禁的警卫，也根据不同的任务及防卫的需要，分设前锋、护军、步兵等不同的营制。

八旗的驻防入关以前，已有八旗驻防之设。清统治全国以后，分为畿辅驻防、满洲驻防和各直省驻防。畿辅驻防为守卫京师附近地区，包括保定、张家口、热河、察哈尔及木兰围场等地。各省驻防多为省会或重镇。八旗驻地及兵额，视各代而有增损、裁并，但变化不是太大。清末全国驻防共有817个佐领。

八旗在全国各地驻防，一般不设都统。在重要地区如盛京、吉林、黑龙江、江宁、杭州、福州、广州、荆州、西安、成都、绥远等处设将军。凡设将军处下设副都统。将军为该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但不理民政。后热河、察哈尔由副都统升为都统后，即为该地区长官。

八旗的旗务管理无论满洲、蒙古或汉军，均由固山额真管理。顺治十七年，固山额真一律改称都统。各旗均设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雍正元年，设八旗都统衙门，由上述各旗都统二十四人及副都统四十八人组成，掌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之政令，稽其户口，经其教养，序其官爵，简其军赋。凡八旗之方位，京师及各地之驻防，陵寝守卫，壮丁编审，选子弟充执事，选送秀女，以授地之法定八旗世业，奴仆管理，田租定额，房产购置，红白赏恤，选送俊秀入官学出具考试名册，会选旗营官员，功过劝惩，世职袭废，稽户丁，定兵额，选马甲等等，无不统一管理。

八旗的兴衰八旗制度建立在“兵民合一”的基础上，入关前没有兵饷规定。天聪四年皇太极说：“满洲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当时，兴京（今辽宁新宾）内城居宗室勋戚，外城居宿卫亲兵万余。此外远近十余万户，散处辽河东西，无事耕猎，有事征调，征调时所发行粮也很有限。清统治全国以后，八旗兵饷的主要形式是坐粮，包括钱、粮两部分，从征时发给部分行粮。八旗兵丁按其兵种可分为亲军、前锋、护军、领催、马甲、步兵、炮甲、养育兵、匠役等，其兵饷的数量亦有所差别，且时有增损。

清军入关，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为了安置八旗官兵和闲散人口的生活，从顺治元年底至康熙四年清政府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见图地令），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兵三次共分得旗地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七晌零九亩。八旗兵丁的份地为五晌（一晌约六亩），终清没有大的变化。兵丁份地大多数靠本人带同家属从事耕种，后迫于生计被典押出去。清初规定旗民不交产，几经反复，直到光绪三十一年才最后取消禁令。

清统治全国以后，由于八旗制度的严重束缚，八旗兵丁生计日渐拮据。八旗生计问题主要是北京正身旗人的生活问题。康熙、雍正时业已出现，乾隆初更趋严重，从而引起清统治集团的严重关注。康熙、雍正时曾先后赏赐银两数次，但不久即罄尽无余，于是增加兵额，扩大食饷面。雍正二年始设教养兵，后改称养育兵，给予钱米。光绪时养育兵共计27408人，清末达到29407人。乾隆时曾准许京城和各省驻防汉军八旗出旗为民，令其各得生计。但直至清末，八旗生计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而且陷于贫困的境地。

八旗制度从正式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覆灭，共存在296年。它是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曾在中国历史上起过积极和进步的作用，为发展和巩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为保卫边疆防止外来侵略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满族社会的发展，更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嬗变，八旗制度中落后的一面也日益明显，严重地束缚了满族人民的发展，在征战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小。八旗制度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过了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整个历史过程。

清朝是什么时候开始走向衰弱的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清朝是什么时候开始走向衰弱的?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一时期的清朝，在经济上，奖励垦荒、更名田、兴修水利、禁止圈地、捐免田赋以及改革赋役等，使得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都得到了繁荣与发展;政治上，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君主，励精图治、事必躬亲，加强中央集权，使得政局基本稳定;军事上，击退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平定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等。这一切表现，足以展示清王朝的强大。

在18世纪，正值康乾盛世期间，来往于中国和欧洲的传教士们，将当时的中国地图描述给当时的欧洲人，引来了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向往。在当时的欧洲出现了长达百余年的“中国热”。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另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个被伏尔泰盛誉，被欧洲人所追捧被后来历史学家称为“High Qing”(盛清)的国家，却在18世纪结束后的四十年时间里，走向了衰落，被曾经轻视的欧洲人所击败，开启了近代百余年的屈辱史。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曾位于世界之巅的国家为什么那么快就成了只能被动挨打的“东亚病夫”呢?笔者认为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角度去进行分析。

首先，从经济上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换句话说，经济是基础，而生产力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那么我们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上来分析就会发现，虽然在康乾盛世时期的清朝，国力鼎盛，人口众多，GDP的总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横向对比，我们会发现，早在18世纪之前，虽然欧洲的经济总量还远无法和中国相比，但是，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却远超中国。

15世纪末，为了绕过地中海的传统航道(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占据)，欧洲以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人为代表的航海家们，在政府的支持下，扬帆出海，寻找新的通往东方的航道。由此，欧洲进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新航路的开辟所带来的财富与劳动力，伴随着罪恶的三角贸易(又称黑奴贸易)，为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这些资本的积累，催生了后来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

18世纪中后期，欧洲的生产力不断发展，为了更高的效率，一批改变世界的技术革新面世，而其中就包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瓦特改良蒸汽机。蒸汽机的面世，为生产提供了可靠的动力来源，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也使得近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车、汽船随之而诞生。欧洲的生产力得以解放，经济飞速发展。而当时的中国，依然是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为主导，重农抑商的政策影响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在18世纪伴着康乾盛世发展到顶峰时，而西方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当然，民主与专制与否，并不是当时的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更为主要的是发展到顶峰的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在之后走向了腐朽，各种来自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开始浮现，皇帝的权力达到了顶峰，而与此同时却缺乏对于皇权的约束。这就导致在乾隆晚期，贪腐问题成风，而处理与否大部分情况下却根据皇帝的一己之见。而在乾隆晚期，乾隆皇帝对于贪腐的惩戒已远没有继位之初的时候那么坚决。有些贪官的贪腐甚至有乾隆故意放纵的原因，如和珅等人。

而西方在经过民主革命或改革后，步入了近代民主代议制，其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这一过程使得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取代了以人治作为主要特点的封建制度，统治阶级的集体意志代替了君主的个人意志，使得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得以下降，也使得君主无法通过个人的情绪影响整个国家的前进方向。法律的完善和法制建设，则使得整个社会以法律作为行为准则，官僚也更多地是以法律来行政而不是想着讨好君主。

第三，则是在文化层面上的专制、封闭。在18世纪，中国的文化领域虽然也出现了《四库全书》这样的对过往的文化典籍进行总结的集大成之作，也出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文化领域却为文字狱所困，大量的知识分子被清廷迫害处死，这一情况在康乾盛世时期极为突出，出现了诸如明史案、南山集案、查嗣庭试题案等牵连多人的案件。

而文化的封闭导致的是对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不论是新航路的开放还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革新，都没有影响到这个东方的古老帝国。让它得以继续以“天朝上国”自居，并鄙夷世界其他文化。但同时期的欧洲却迎来了启蒙运动，一批影响深远的启蒙思想家不断涌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绘制了未来的蓝图，其中的“社会契约”、“三权分立”等思想影响持续至今。

由此可见，清朝从曾经的“天朝上国”走向衰落，被列强肆意凌辱，并不是在那短短的四十年里就造成的结果。乾隆之后统治者的无能。以及官僚集团逐渐腐化等内部原因只是一部分，更主要的是清朝在更早以前就已经落后于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