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罪无可恕，宦官情有可原

Posted 2023-01-05 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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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罪无可恕，宦官情有可原

康熙皇帝从自己的见闻与立场出发，以异于当时士大夫的标准，构建出明朝君臣两类截然不同的政治形象:开创者的英名和末世君臣的无能与自私，并把这种评价贯彻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之中，将其作为构建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及抑制文官集团、强化皇权的话语权力。康熙这一评价及其意图对有清一代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实为明清易代中至为重要的环节。

1644年，清朝入关，定鼎燕京后，最为重大的政治议题无疑是如何迅速、顺利地承接明代的统治，实现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这一客观形势决定了清初统治者在评论明代时必然采取颂扬与批判的双重政治话语。顺治朝是清统治者使用这一策略的开始。康熙亲政后，更是以明亡为鉴，对明朝二百七十余年的统治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检讨，并将此策略发挥到了极至。本文即通过勾勒康熙眼中明朝君臣的形象，来具体考察康熙帝吸取明亡教训的方式和策略，并以此窥探评鉴前朝对有清一代政治走向的影响。

史学界往往以清承明制来概括明清两代的传承关系，也有具体的研究探讨了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对明朝的继承与变革。这些研究从制度沿革的角度言之，自有其道理。然而，清初君主如何吸取明亡教训，赋予亡国的明朝何种喻义，它们对清代政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一系列关涉清代统治合法性以及政治走向的重大问题，虽然已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但尚未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不揣浅陋，拟对其作一番专门的考察，以就教于大家。

一、康熙眼中的明朝君臣

（一）明朝君主的两幅形象

康熙对明朝的总体评价甚高，曾谕《明史》纂修官曰:有明二百余年，其流风善政，诚不可枚举。但揆诸史料，我们会发现康熙眼中的明代君主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

1·推崇有加:明初君主

康熙对明太祖褒扬有加，六次南巡中，有五次亲奠其陵，并作祭文:维帝天锡勇智，奋起布衣，统一寰区，周详制作，鸿谟伟烈，前代莫伦。且毫不讳言，以其所创制度为自己施政的重要蓝本，皇明祖训一书，萃列后之谟，兼众智之美，至于去邪纳谏之规，勤政慎刑之诫，内而宫闱之礼教，外而朝堂之政令胥尽于斯焉……朕披览之际心焉景慕，常以为鉴。

但事实上，康熙并不认为明初君主完美无缺，曾谕户部苏松浮粮乃明太祖苛政，又暗指明仁、宣二帝过于宽仁。但就熊赐履对所修《明史》中洪武与宣德的訾议，他却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朕思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虽运会不同，事迹攸殊，然皆励精著于一时，谟烈垂诸奕世，为君事业，各克殚尽。康熙如此评论洪武、宣德，既是出于对他们的理解，也是以防后人訾议自己，故明确指出:朕亦一代之主也，锐意图治，朝夕罔懈，综理万几，孳孳懋勉，期登郅隆。若将前代贤君搜求其间隙，议论其是非，朕不惟本无此德，本无此才，亦实无此意也。朕自返厥躬，于古之圣君，既不能逮，何敢轻议前代之令主耶？

明清之际顾、黄、王三位思想家对明初君主的批评无须赘言，康熙中后期有道学之称的李光地对朱元璋也多有指责。今人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即深刻地阐述了明清之际士人的这一群体现象。可见，康熙帝这一立场鲜明的表态，与其说是针对熊赐履一人，还不如说是应其时士大夫对明初政治的诸多批判所发。

这显示了康熙与士大夫立场的不同及其欲主导舆论、规范士人思想的意图。作为皇帝，他更看重明初君主所创制度的持久效用及其治下的国泰民安，对其暴政并不过分追问，甚至认为适当的残酷是政治统治的需要。

2·批判对象:明末诸帝

相形之下，康熙眼中的明末诸帝则完全是另外一副形象，怠惰、奢靡、庸懦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明祖训一书萃列后之谟，兼众智之美……迨其后世子孙渐至于陵替者，岂其贻谋之未藏欤？由不能善守之故也。

康熙多次提到明末皇帝不勤政、不读书，以至于上下之情壅塞不通，民生状况懵然无知。四十二年（1703），谕曰:明时之太监，朕皆及见之，所以彼时之事，朕知之甚悉……明末之君，多有不识字者，遇讲书则垂幔听之，诸事皆任太监办理，所以生杀之权，尽归此辈也。四十八年（1709），又指出明季诸帝俱不甚谙经史。是年，再次提及天启呼魏忠贤为老伴，凡事委之，已竟不与。直至晚年，仍不忘明末君主的荒怠。朕闻其（明末）君常处深宫，不与臣下相见，而惟与宦相处，既不读书，亦不勤政。

对明末诸帝的奢靡，康熙也有不少论述，曾谕大学士等曰: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紫禁城内砌地砖，横竖七层，一切工作俱派民间……明季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明季宫中用马口柴、红螺炭，以数千万计，俱取诸昌平等州县。晚年仍提到:古大臣进言于君，皆云垦荒积谷，节用爱民。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银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挈金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大抵明代帑金，流寇之难三分已失其一，又于达赖喇嘛处费用无算，凡制造器皿等物亦繁费不赀。

在才能与性格上，康熙则认为明末诸帝更是庸懦不堪，难当大器。表现之一，即是他们毫无定见，任由臣僚变更制度，以至朝令夕改。十八年（1679），谕大学士等曰: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因革损益，期于尽善，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至于制度既定，事可遵行，不宜议论纷纭，朝更夕改……且明末一切事例，游移不定，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以致沦亡。三十余年后，在勾决死囚时，他仍调侃崇祯处事草率及其臣下的尴尬。其时（明朝）秋决之囚亦甚多。崇祯时，偶遣内侍往觇有鸣冤者否。俄有一人鸣冤，即归奏闻，乃遣太监袁本清传谕，将此人暂停处决。时禁城不许乘马，而袁本清习于安佚（逸），两人扶掖，逾时方至。其人已典刑矣。袁本清不得已，将应决人犯尽释。崇祯怒，杖袁本清，臀肉俱尽。表现之二，则是他们不识时务，唯以人言是畏，毫无担当责任的勇气。就明清议和之事，康熙指出:陈新甲所议，本受指于崇祯，及科道交章弹劾，崇祯反畏人言，归咎于陈新甲，实非其罪也。并且认为崇祯殉国也只因一念恐受辱于贼。在他看来，崇祯的自杀是对明朝社稷的不负责任，并以宋高宗不雪父仇为题专门撰文告诫后世子孙切不可因名忘身，致使国家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这些末世君主在康熙眼中是明朝的罪人，不能与其祖宗同享血食。他曾就明朝诸帝入祀历代帝王庙一事，特谕:万历、泰昌、天启实不应入崇祀之内。明朝君主这两类截然不同的形象清晰地显示出康熙在评论明朝政治得失时所采用的颂扬与批判的双重话语。将其置于清初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考虑，我们不难体会到它所包含的意蕴。推崇明初诸帝，既是康熙尊重汉人礼仪秩序的最好表达，也是在向汉人宣示大清是继明朝之后的唯一正统;而对明末皇帝的批判，则无异于向汉人指明明朝的亡国是咎由自取的结果。可知，在这套一褒一贬的双重话语中，康熙帝不仅将明亡归咎于明太祖子孙没有锲而不舍、义无反顾地沿着祖训指明的强化皇权、躬理万机的方向走下去，而且以此作为自己建构清朝统治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重要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对崇祯评价的独特性。在屡屡讥讽崇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的同时，又极力为其辩诬有明天下，皆坏于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愍帝即位，未尝不励精图治，而所值事势，无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认为愍帝不应与亡国之君同论。康熙之所以如此评价崇祯绝非出于对他的厚爱，实有其特殊的政治意图。

无疑，崇祯的勤政有别于历代亡国之君，但对康熙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凸显崇祯励精图治的政治形象，则能将明亡的罪责诿诸明末官僚，可以义正词严地指责明亡皆由其臣子背公徇私，私处言路者，变易是非，淆乱可否所致，作为自己整肃官僚，强化皇权的重要理由。

（二）明朝官僚的形象

在康熙眼中，明朝官僚的形象没有其皇帝那么丰富与生动。康熙对明初功臣的评论甚少，唯有六十一年（1722）提过:明之徐达不过一草莽武夫，刘基系元之进士，遭遇成功，遂以元勋配享耳。但这足以表明康熙对明初功臣的态度，也彰显了他的帝王立场，即臣僚即使有盖世的功勋也不能超越皇权的伟大。对明末官僚，康熙评价稍多，但他们的形象较之明末诸帝更为丑陋。

1·不容宽恕的文官

结党营私是康熙眼中明末文官的最大特征。二十三年（1684），康熙谕曰:万历以后，政事渐弛。宦寺朋党，交相构陷。门户日分，而士气浇薄。三十年（1691），又谕吏部曰:夫谗谮嫉（妒忌）之害，历代皆有，而明末为甚。公家之事置若罔闻，而分树党援，飞诬排陷，迄无虚日，以致酿祸既久，上延国家。次年，再次议论道: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晚年仍鉴于明朝国事，全为言官所坏，对大学士等曰:言路不可不开，亦不可太杂。并且认为明末文武关系势同水火，也主要由文官所造成。四十八年（1709），康熙就赵申乔弹劾武官一事指出:武官与文官不同，即尔等文官能一无所取乎？……故抑武人，乃明代陋习……大凡治天下之道，当以和平为贵也。以上可知，在康熙内心深处文官的整体形象究竟如何，应为明朝亡国负何等罪责。

2·情有可原的宦官

自明中期以后，宦官逐渐在中枢决策中取得了独特的权位，其政治作用丝毫不亚于外朝文官，但他们在士人眼中始终都是邪恶势力的代表，是朝政日趋腐败的根源。加之天启年间魏忠贤的倒行逆施，更加败坏了他们的形象。

康熙对他们也并无好感，曾说:朕宫中所用太监，止令供洒扫奔走之役，一（颦）一笑从不假借，所以数十年以来，太监皆极贫乏，有不能自给者。并就太监钱文才殴死民人徐二一案，对大学士等说:凡太监犯罪，断不可宥，尤宜加等治罪。又指出:古来太监，善良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渐，慎之于始。而且也认为太监对明朝亡国有重大的责任。

但他不赞成将明亡罪责完全诿诸太监，且认为太监弄权，文官也难逃干系。明朝典故，朕所悉知。其奏疏多用排偶芜词，甚或一二千言，每日积满几案，人主讵能尽览，势必委之中官，中官复委于门客……此皆文字冗秽，以至此极也。

宦官虽然可恶，但较之文官，康熙却认为他们尚有几分忠诚，在议论明清争战时指出，明朝群臣嚣嚷决战，痛斥和议，但贼至京城，文武逃散，无一死于难者。后又说追随崇祯殉难的唯有太监王承恩，世祖章皇帝曾以其忠诚，著文致祭，有碑碣为证，且崇祯暴尸东华门桥上时，无一官收葬，后太监慈有芳觅棺殡敛，汉官不过成服而已。

可见，在康熙眼中，宦官应为明亡负责，但因其身体残毁，稍有贪黩之性，也情有可原，且危难之中尚不失忠诚之义;武将出生入死，虽粗鄙贪婪，也属情理之内;唯有文官满口道德，却朋比为奸、结党营私，置国家社稷于不顾，唯以私仇、门户为念，无疑是明亡的罪魁祸首，理应受到道德和历史的谴责。康熙以铁一般的事实，将自以为握有戒尺的士大夫置于冰冷的道德拷问之中，对他们手中无形的道德权力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

然而，康熙对明末文官无一人殉节的评论显然有违史实。曾身在京师，亲历甲申之变的杨士聪记有:北都殉节，几二十人，可谓盛矣。时人朱尊彝也得知:甲申前后，士大夫殉难者，不下数百人，大都半出科第;而新城王氏，科第最盛，尽节死者亦最多。此类记载甚多，虽不全为确论，但明亡之际有文官殉国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康熙对文官评价的失实，恰好凸现出他用明史来推行自己意志的政治意图。

但这有意的失实或许蕴含着康熙对明末士人救国无术的指责，即他们即使有殉国之举，也无益于事，也不足为道。这一思想倒是与其时士大夫对明末士人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批评相契合。可见，康熙对明季士人的评价既有其独立性，又与士大夫的反思有所契合，或许正是有此共通之处，康熙的批评才能为时人接受，其意志才得以全面地推行。

二、明亡阴影下的清代政治

明朝二百七十余年的统治在顷刻之间坍塌。这无疑犹如利剑时刻悬于继之而起的清统治者的头顶之上。透过康熙这位集继承与开创于一身且统治时间长达六十一年的清初皇帝对明朝君臣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到明亡阴影如何影响了有清一代的政治发展。康熙对明朝创业之君与末世之主的褒贬、对明末文官的谴责，实际上是其政治立场、态度与理念的最好表达。

（一）励精图治政治形象的树立

明末诸帝的怠惰、奢靡、庸懦与江山易代、国破家亡的遭遇，无疑是警示康熙的明镜，既让其看到励精图治在政务处理中的必要，也让其觉察到树立良好政治形象对于维护皇权的重要性。或许正是在这一政治思想的指导之下，康熙的勤政、节俭与果敢恰好与明末诸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鉴于明末诸帝的怠惰所造成的君臣隔越，以致四方疾苦，生民利弊，无由上闻的恶果，康熙曾谕诸臣:君臣谊均一体，分势虽悬，而情意不隔，安危欣戚无不可相告语者，堂陛之义固宜如是也。并撰文论述道:昔人谓天下犹一身，君为元首，大臣为心腹，其次为股肱，又其次为耳目，又其次为爪牙。天下之疲癃残疾，则沉疴疾痛举切吾身者也，而况于君臣之际乎？其中特别强调有明之世，君臣阔绝，至有辅弼之臣经年不一见颜色者，凡出纳之命皆假于宦竖之手，相沿不变，以至于亡。而我朝列圣相承，上下一心，志气感孚，罔不周浃。正因有此番认识，所以康熙自亲政以来，始终坚持御门听政，从不无故中辍，遂使之成为有清一代的定制。

康熙不仅能持之以恒地坚持听政，而且曾令有关官员不得以成例阻挡言路。三十四年（1695），谕曰:闻向来御门日期，奏事处人员遇各衙门及科道封口奏章，概不转递。此乃伊等拘泥旧例，甚属无谓。并指出:前明朝政废弛，君上每不乐亲为听览，臣下望风希旨，往往借故稽留，以售其蒙蔽之术。因此，嗣后御门日期，凡有封奏事件，俱着一体接收呈览。

康熙的兢兢业业无疑是出于实际政务的需要，但其背后的政治意图也不容忽视。事实上，他认为御门不过片刻，似乎并不看重其在政务处理中的具体作用。个中的微妙应在于他敏锐地觉察到励精图治的正面形象对于皇帝行使权力的重要。纵观康熙一生，其精勤犹如与文官赛跑，并在这场比赛中，成功地迫使自以为据有最高道德权力的文官俯首认输。二十一年（1682），诸臣因过于劳苦难以堪命，请求康熙推迟御门听政的时间。后又以明朝洪武、永乐等几位令主尚且仅定期御门为由，要求改为定期视事，并颂扬他的勤政远迈历代圣王，堪称人君典范。在听到如此赞颂时，康熙表现得异乎寻常地平静，最后只接受推迟御门的建议，对定期之请坚决不允，不让文官在勤政问题上抓有任何把柄的可能。

宦官也能世代传承

看到这个题目您可能会笑，这宦官连作为男人最基本的生育能力都没有（宦官无后，所以在皇帝看来他们私心要比文官们少得多，所以皇帝会经常把宦官们引入权力场来打击权柄过大的文官集团），这些人还形成家族，还世家大族，没开玩笑吧？（唐朝中后期，这些太监不但成了气候，而且还形成了家族世代传承）您还别笑，在唐朝时期真出现了这么一次反常情况，朝廷上不但出现了绵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宦官家族，而且这些人身兼要职，势力遍及中央和地方，个别牛逼的甚至能够行废立之事！这就很奇怪了，宦官不是不能生孩子么，为什么唐朝的宦官能够做到权力和家庭两者兼得，他们的子孙后代是怎么来的？（宦官一样对家庭充满向往，在唐朝时期宦官可以娶妻，明朝宦官则和宫女结成对食）虽然宦官们身体有残缺，但他们同样也向往着有妻子、孩子的温馨家庭生活，不过现在已经没这个能力了，于是宦官们想出了另一招来曲线救国，妻子照样娶，再通过收养儿女，不也能组成家庭吗？虽然这个家庭是形式上的，双方也并没有血缘关系，但终究也算是个家庭吧，自己好歹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了！（赵高竟然有女婿，说明他应该也有收养女儿）其实从秦汉时期开始，宦官养儿女就已经见于史册，比如说宦官赵高有女婿阎乐，曹腾收养了同族的曹嵩为子。不过由于曹嵩不是宦官，所以只能继承曹腾的爵位但不能继承其宫廷权力。《魏书·阉宦传》中就多次提到宦官们收养子孙延绵后代的记录，比如说仇洛齐收养仇俨为子；王琚养子早死，他的爵位由自己的孙子王盖海继承；赵黑收养了族弟赵奴的第四个儿子为养子来继承爵位。北魏时期的宦官们极受皇帝看重，所以他们的爵位都极高。上面介绍的这几个都是公爵以上，有两个甚至还是王爵！一般领养人选也在亲戚、族人中选取，而且收养数量有限（一般也就一个），这些养子多数都不是宦官，长大后只能继承宦官们的爵位，但这爵位没有实权，所以不能够形成所谓的宦官世家。（从高力士开始，宦官的地位开始大幅上升）到了风气开放的唐朝，宦官娶妻成了家常便饭的事儿，虽然宦官们也收养子女，但通常数目也就一两个并不泛滥（比如说高力士的父亲高延福就是个宦官，但也只收养他一个儿子）。毕竟这一时期宦官们在朝政上的作用和影响力并不显著，除了高力士这种权势显赫的大宦官，其他宦官不过只是君主面前的弄臣而已，收养这么多孩子反而显得扎眼。（早年的唐德宗倒也想励精图治来着，但藩镇不允许，所以德宗又开始走上了宠幸宦官的老路）但从玄宗后期开始，形势陡然一变，随着宦官地位的上升，他们的养子也多了起来。所以皇帝们看着宦官的养子黑压压一大堆，自己的子嗣则少得可怜，感觉「 ”亚历山大”。你个宦官要这么多儿子干嘛，又不是亲生的！于是唐德宗在贞元七年下了一道圣旨,规定宦官「 ”内侍五品以上,许养一子,仍以同姓者,初养日不得过十岁”。德宗皇帝刚继位时倒也想雄起一把，重振大唐声望，可是被藩镇接二连三的收拾了一顿后，德宗认清了现实，这些藩镇靠不住，于是又转向了重用宦官的老路。所以宦官蓄养子女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加猖獗。不论官职高低，宦官们都收养了许多孩子，比如说大宦官仇士良有五个养子，宦官杨复光有几十个养子，他的兄弟杨复恭甚至有六百个养子！就算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收养几个也应该够了吧，杨复恭你收养六百个想要干嘛？而且这些养子成分还颇有不同，这些人有的是宦官，有的则是武将或文官，这又是个什么情况？（不得不说，晚唐的宦官权势的确巨大，他们不但掌握了中央政权，甚至还控制了禁军）首先宦官收养宦官，这种养父子关系构建了无血缘、有传承的宦官家族，他们世代掌控宫廷高级职位，这些宦官家族往往能够维系三代以上。咱们随便数数就是一大堆：杨延祚、杨志廉、杨钦义、杨玄翼、杨复恭到杨守贞六代人担任枢密使（这是宦官最高政治统帅，相当于是宰相了！），有五人任神策中尉，掌握禁军兵权（这可是宦官最高军事统帅，同时也是唐王朝中央军统帅）。如此赫赫权势简直能和四世三公的袁绍家族相媲美了！除了杨姓家族，还有以仇上客、仇奉诠、仇文晟、仇士良相传承的仇姓家族，一门五代都是宦官，仇士良更是曾经「 ”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连皇帝都拿他没办法。再比如说六朝元老梁守谦，这个老太监掌控朝政长达二十年之久，他也出身于绵延六代的宦官世家。除此之外还有以刘宏规、刘行深、刘遵礼为代表的刘姓家族，以吐突承璀、吐突士哗、吐突士昕为代表的吐突家族，以西门珍、西门去奢、西门季玄、西门匡苑、西门思恭、西门重遂为代表的西门家族。对于宦官们来说，他们要收养孩子比起正常的繁衍后代要快而且方便得多，随手一招呼啦啦都能当养子，所以宦官家族也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如果说收养小宦官是保证宦官家族的权势，勉强还有一些家庭意味，那么收养武将直接导致了宦官家族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鱼朝恩就收了不少地方武将为自己的养子）与收养小宦官不同，宦官的武将养子数量动辄可以达到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想想也对，如果每个大太监都收养几十个小宦官，宫里的宦官也不够分的吧！所以这些宦官的养子们大多数都是武将文官），这样既可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提高自己在宫中的政治地位，又可以通过养子来遥控地方军事。而外藩将领也十分热衷于成为太监养子（因为他们也需要在朝廷中有一个能说得上话的靠山）。比如说鲜卑人尚可狐，他跟随安禄山和史思明造反，随后又归顺朝廷，成为了大太监鱼朝恩的养子。刚刚向大家介绍的有六百个养子的杨复恭，他的养子中为节度使、州刺史的很多，另有养子六百人，在各地担任监军。他的兄弟杨复光养子没有这么多，但也有数十人在地方担任军政长官。（马公度妻王氏墓志铭详细介绍了宦官们是如何联姻的）既然形成了家族，宦官们之间还盛行起了互相联姻。这些阉人不但玩起了世家大族联姻这一套，而且还要更得心应手。这种所谓的联姻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因素，所谓的婚姻并没有爱情的基础，宦官们也并不看重妻子的性格容貌，只不过是贪恋女方家族的权势而已，所以这种联姻只不过是宦官用来维系和扩充家族势力的手段。比如说杨氏家族的第二代杨志廉的老婆，就是大宦官刘守志的养女，杨志廉的哥哥杨惟良的养女又嫁给了大宦官、神策军副使刘润。杨家通过和大宦官们联姻逐渐发迹。仇士良的叔叔仇文义的夫人王氏出身于宦官世家王家。王家一门四代都是高级太监，尤其是王夫人的哥哥王元宥，这个老太监出将入相，在宣宗时期就担任了枢密使,随后又升职为右神策军中尉,掌握禁军兵权,所以史称「 ”惟仇氏、王氏,家声赫弈,枝派蝉联,世嗣忠贞,共建勋绩。”这「 ”世嗣忠贞,共建勋绩”当然是没节操的文人捧臭脚，但仇氏、王氏通过联姻共同扩大影响力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仇文义有六个养女，有五个都嫁给了其他的宦官家族。王元宥的二女儿嫁给了另一个太监马公度，马太监官至左领军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而且在凤翔担任监军。马公度有七个养子，其中六个都是宦官，个个身份地位不凡。所以您看看，这仇家、王家和马家就通过联姻紧密团结在一起，其势力盘根错节，形成了「 ”枝派蝉联”、「 ”亲党胶固”的局面,使宦官的势力更加膨胀,专权擅政。但宦官联姻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真正可怜的是这些无辜的女子，身为宦官的养女，她们的未来就是嫁给其他的宦官，没有疼爱自己的丈夫，更无法生下可爱的孩子，这种联姻制度毫无疑问是对这些健全的，向往爱情的女子的极大摧残。（由于藩镇尾大不掉，皇帝只能寄希望于宦官，他们作为监军前往各地）宦官，作为君主的奴才在历代都是被人看不起的，但到了晚唐时期这些太监们竟然发展成了世家大族，这就和唐朝中后期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玄宗时期宦官迎来了第一次发迹，皇帝给予地方节度使极大的权力，同时也派遣宦官前往地方上充当监军。安史之乱爆发后，藩镇尾大不掉，朝廷为了抑制日渐强大的藩镇势力，更频繁的派遣宦官前去监视。文官武将靠不住，皇帝能够相信的就只有和自己荣辱一体的宦官了，所以宦官们不但被赋予了强大的政治权力。这些宦官还渗透到了中央和地方的军事系统，宦官们掌握了中央禁军，在地方上宦官们通过充当监军或收养养子来掌握军队。在镇压黄巢起义中宦官也起了了重要的作用，太监杨复光成为了唐朝军队的总指挥，他诱反了黄巢手下大将朱温，并收复了长安。（朱温是一个野蛮的破坏者，他在终结大唐的同时也终结了太监们的前途）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宦官们才在晚唐兴风作浪，玩弄朝政，甚至废立皇帝有如儿戏。不过宦官们忘记了他们的权势全都建立在李唐王朝的基础之上，当大唐国运日渐衰退，这些不可一世的太监惊恐的发现他们的掌控力已经越来越小。各地掌握实权者对他们这些阉人不屑一顾，连皇帝说话都不好使了，谁还听你们这些玩意儿？二流子出身的朱温甚至在凤翔城下一口气杀了七百多个宦官。而当李唐王朝走向倒计时，宦官们也只能无奈的跟随着大唐一起陪葬，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能出现所谓的宦官世家。（李克用的义子们，著名的十三太保）不过这种养子之风却影响深远，很多军阀有样学样的收养子女来扩大势力。比如说唐末的王建曾经当过太监田令孜的养子，他自己还收养了四十多个养子。朱温自己有养子朱友文、朱友谦、朱友恭等。最典型的当然是晋王李克用啦，他的养子们号称「 ”十三太保”（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中也颇有体现）。不过这些养子之间毫无手足亲情可言，为了权势他们互相征伐、残杀。平心而论，宦官们收养儿女也是变相的满足对家庭的渴望和需求，能够老了以后有人送终，这点我们理解。但这种「 ”父子之情”在卷入了政治后不断的变化，最终却变成了他们排斥异己，玩弄朝政的工具，真是可悲可叹！作者：胡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