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

Posted 2023-01-05 北洋

篇首语：知识分子优于文盲，如同活人优于死人。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大清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大清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

2、大清全民腐败

大清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认为，大清之败，乃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而我朝野则盈廷虚骄，均以为杀一李鸿章，万事皆了。梁氏更是痛责，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若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则只能曰狂吠而已。

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这幅对子，虽不工整，却极为著名。这“李二先生”，指的就是李鸿章，李氏在家行二。

上联之“杨三”，据说乃京师之苏昆名丑。甲午战争后，在演那《白蛇传》时，对李鸿章极尽嘲讽之能事，正好李鸿章家人在座，气愤不过，上台劈了其几记耳光，致其自杀。亦有说其为慈禧皇太后在宫中供奉演戏，因不愤李鸿章在马关“卖国”，而自杀尸谏。亦有说此名角并非“杨三”，而是“刘赶三”，但“赶三已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就改成了杨三。

“杨三”之事，虽是野叟村言，无稽之谈，但李鸿章之“汉奸”罪名，自马关签约，却是人言汹汹，俨然板上钉钉。

“屈迎回鹘马，羞引汉龙旗”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风云际会间，扶摇而上，诸事顺利。及至中日甲午之争，陆战痛失朝鲜，海战痛失北洋，狼烟燃于盛京之龙兴之野，倭患及于曲阜之圣人宗庙。随即匹马渡海，以此老残之躯深入虎穴，忍辱负重。

及至马关街头遇刺，辗转病榻之上，李鸿章时思感激此刺客，经此一劫，李鸿章之报国之心、办事之难或可为国人略知也;李鸿章亦时思痛恨此刺客，何以不能一枪致命，或可一了百了。倘或就此毙命马关，于李鸿章一己而言，实是幸事。后人思及李鸿章，或可敬为身死前敌之烈士，令名得以保全。人云“千古艰难唯一死”，其实，死并不难，难的是断臂求生、忍辱负重，唯有肩负李鸿章般不可承受之重担者，方能明了。

《马关条约》，实非丧权辱国之因，乃是丧权辱国之果。即令李鸿章身死东瀛、马关之约胎死腹中，莫非便可“权不丧”而“国不辱”？舍此城下之盟，倭寇必将攻占北京、饮马黄河，而列强之虎视眈眈者，为免倭人独吞，必将一哄而上，瓜分豆剖，则我大清帝国固将雨打风吹而去，泱泱五千年之中华或亦将自此陆沉。

马关议和，实乃无奈之举，即令好为清谈、口水抗日如翁同者，也不得不赞同此议。翁师傅心知肚明，口水难挡倭刀、清谈不可救国，只是君子虽好肉食、却不愿近庖厨。他们是断不肯委屈自己，为国为君为民来肩负这忍辱之角色。只有李鸿章这般的“戆大”，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甚至还不怕“脏”，春帆楼（马关和谈之地）内随狼共舞、与虎谋皮，明知不可为、不能为而勉力为之，内心之焦灼、凄惶，无以名状。自污如此，李鸿章一生之事业，自然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奈何，奈何！

甲午之役，李鸿章作为军事之主帅、外交之档手，固然罪无可绾。但是，自李鸿章于同治十年（1871年）首订《中日修好条规》，三十余载，无时无刻不告诫朝野上下应警惕日本，未雨绸缪，却都如对牛弹琴。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却向何处宣说？

洪杨（太平军）乱平之际，李鸿章就曾建言，此乃吾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非幡然变革无以自强。其时之日本，君臣一心，学西法、兴洋务，卧薪尝胆，日渐崛起。以当时之情势，如吾中华有以自立，日本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如吾中华无以自强，日本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之崛起，绝不在我之掌控之中，我所能做的，无非因势利导，自强则可合彼之力，共谋当世生存之一席之地，不自强则必受其噬。

其实，外交之道，首在实力，所谓“以夷制夷”，无非权宜之手段而已，绝非根本，不可指望敌手身上还能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李鸿章当国日久，周旋豺狼虎豹之间，岂能不知本末？如吾中国不能自强，因循虚饰，自坏根本，内患已增，则处处皆我敌国，又何分东洋、西洋？弱国外交只能因势利导，以变应变，根子里惟有自强二字，此所以李鸿章力倡韬光养晦之因。

及至日人夺我琉球、进窥台湾，而俄人占我新疆、进窥西北，虎狼遥相呼应，海、陆烽烟并起，东、西警钟齐鸣。权衡轻重缓急，朝廷乃以西北为重，遂有左宗棠西征之事，终致南疆底定、西北安宁，其代价却是琉球之失（见《中国经营报》2009年10月12日第1829期D1-D2版“西域狂沙东海浪”）。

自北洋建军，艰难曲折，乃至练成大洋劲旅，其假想敌始终都是日本。李鸿章无时敢忘，日本贫而多贪，诈而鲜信，通晓我中国典章，其力不为弱，其志不在小，祸在咫尺，诚为我中国永远大患，远非西洋诸国居七万里以外可比。往不可谏，来犹可追，卧榻之侧，已有劲敌酣睡，我中国惟有卧薪尝胆，力求自强，方能生于忧患，而免死于安乐。

“存亡国家泪，凄绝病床时”

不料，北洋成军之后，堂皇颇有规模。朝中衮衮诸公洋洋自得，以为凭此世界第八之海军，便可高枕无忧。翁同执掌度支（财政），凡遇北洋水师更新用款，无不驳诘刁难，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甚至将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致令我舰队徒有庞然之外表，吨位虽重、炮径虽大，却无快舰、快炮，行动迟缓，开战后处处受制于人。

甲午战前，翁同为搏个人虚名，并陷李鸿章于进退维谷，乃高调主战，“俗不拉几”（合肥话，没有实力却爱表现）。李鸿章曾怒目相视，责问其平时缩减军费，临战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竟答称北洋军费如果紧急重要，李鸿章何以不再三申请，其错居然亦在李鸿章。翁之门生王伯恭亦曾坦言，翁曾亲口所言，中日之战无论胜败，都有把柄好整治李某人了（《蜷庐随笔》）。因私废公，误国不浅，恭王临终告诫皇上（光绪），翁同主战而又不备战，既失外交之良机，又令实已落伍之陆海两军陷入险地，“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恭王薨后，皇上乾纲独断，将翁逐回原籍。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皇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李鸿章及翁同二人，何人误国至深，皇上、太后等知情者自有明断。

倒是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能一窥李鸿章当家之苦、之难。其在呈交天皇之《对华迩言》中说：“中国实属不明日本之真相，虽识者亦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独李鸿章一人能知日本之大体，又有对付日本之策。彼往年上书朝廷，请整顿海防，文中曰：‘日本阴柔有大志，宜阳与之结好，阴为之备’云云。彼确实期望兵备完成之时，再对日本有所行动。故彼至今为止，以所谓阳交阴备对待我国。此意见亦非李氏一人之意见，如已故之彭玉麟、左宗棠、丁日昌等，亦同有此意见。故可视为中国对日本之政略也。”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虽是敌手，却亦为李鸿章辩护，论及甲午战前李鸿章早有增兵朝鲜计划，却被翁同等否决，设若及早增兵，中日之战局究竟如何或未可知。“北京政府竟徒呈党争，对李竟加以如此儿戏般的谴责，清政府也可说是自杀的政策……李鸿章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之下，终能支撑中日交战的局面，日夜孜孜从事于外交和军事上的活动，其处心亦甚可悯了。”

甲午战后，陆奥对其同胞得胜后的骄态，颇多批评：“对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观的判断，丝毫不作客观的分析研究：只重内而不顾外，只知进而不知止”，“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目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不能不忍气吞声，闭门蛰居。”此一逆耳忠言，于我朝野也实能振聋发聩。

宗方小太郎更有惊人之语，认为大清之败，乃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而我朝野则盈廷虚骄，均以为杀一李鸿章，万事皆了。那些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自以为气吞东海，舌撼三山，后人梁启超斥其为“虚骄嚣张之徒”，立于他人之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不思解决之道，“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梁氏更是痛责，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若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则只能曰狂吠而已。

诚哉斯言！

今日名词之滥用，未有如“汉奸”二字者也。不顾势禁形格、不察来龙去脉、不问细节情由，动辄冠人以“汉奸”之大帽者，令办事人逡巡不敢向前，其貌似爱国，实乃误国、亡国，倒颇类似“汉奸”之所为……

大清全民腐败

“大清全民都腐败” 1889年4月，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这份报告认为，清国的“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而中日两国“唇齿相保、辅车相依”，在列强虎视眈眈下，清国一旦不保，日本势将进退维谷。因此，“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本要先发制人。此后由驻华间谍们提供的一连串大势报告中，最鲜明的就是强调中国的全民腐败，而不只是官场腐败，然后强调日本必须先改造中国，才能团结中国对抗西方。

在这方面，分析最为深刻的，是宗方小太郎。甲午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作者注：清廷在1893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万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当时中国最着名的改革者和国务活动家李鸿章就自嘲为“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两人有共同语言。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来，政府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朝纲解钮时的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仅为40万两，足足增加了24倍（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会奏）。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等更是层出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广照奏）。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宗方小太郎叹息，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宗方小太郎眼中的中国“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与李鸿章自嘲为“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如出一辙。道，但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腐败更导致上下隔阂，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在“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的晚清，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倒在客观上减少甚至基本杜绝了这一领域原先泛滥成灾的贪腐现象，如此结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的吊诡之处。如，将海关税务交洋员团队（其最着名的领导人是赫德）管理，无疑是主权旁落，但洋员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机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Martin）认为，洋员管海关本是“叛乱（指太平天国运动）的私生子”，乃权宜之计，但正是廉政延长了这一怪胎的生命。他记述了在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担任首任总税务司的几年内，上海道台多次设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当两条商船一起到达口岸时，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双方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但始终不能得手。丁韪良说，浮士绘：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图为当年日军的宣传画：抓获携款潜逃的清军军官。海关洋员们的廉洁因此成为中国道台的眼中之沙，从而对这一税收体制怀有深深的敌意。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政府却因惯性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这样的分析，出自一个间谍之手，也可见日本的间谍实在并非只是战术层面的，而是战略层面的。吊诡的是，大清皇室宗亲庆王奕匡卖力地为太后祝寿大搞形象工程时，洋员赫德（上图）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