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曲求全：李鸿章签《马关条约》挨骂冤不冤

Posted 2023-01-05 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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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曲求全：李鸿章签《马关条约》挨骂冤不冤

马关，日本的一个小镇，日人又称为下关。清光绪廿一年二月廿八日（公元1895年3月24日），这个过去默默无闻无闻的小镇突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一天，因甲午战败，奉清政府之命前来马关议和的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下塌的旅馆门口遇到了狙击手。当时弹伤颊骨，血流满面。立即成为全球特大新闻。

这一枪对时年73岁的李鸿章来说，有点像无妄之灾，因为在他之前，清廷已经另外委任了议和大臣。但是当清廷派出的谈判人选被日本拒绝后，他却像过去这个衰朽的王朝多次发生过的事情那样，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为什么日本人拒绝另外的谈判对手？为什么李鸿章必须到马关？狙击手是谁？他为何要行刺李鸿章？凶手是否为日本政要所指使？除了这起轰动一时的行刺案，当年在马关还发生了什么？马关议和给李鸿章、日本人乃至晚清政局和社会又带来了什么？……在李鸿章赴日前两个月，受命前往马关议和的是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与代理湖南巡抚邵友濂。两位相当于今日之省部级的官员，却被日本谈判代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挡了回来，通常都说日本人嫌这两位名望不彰，非清王朝中重量级人物，也许日本人的确有这个小九九，但摆在台面上的理由却极其正当：事关战争与和平的谈判，中国的代表未得到皇帝授予的充分权力，不合国际公法。陆奥宗光后来在口述回忆录《蹇蹇录》中甚至说，他和伊藤博文对此早有准备，因为清国予其使臣之所谓全权，往往有不符国际公权上之例规，他和伊藤博文决定，首先审察彼等所携全权委任状形式如何，如缺国际公法普遍之例规，未进入正式媾和谈判之前，立刻拒绝与其继续谈判，后来果如吾侪所意料，发现清国使臣未带国际公法上普通之全权委任状。彼等首先提出其所谓国书，此只为一种信任状，决非全权委任状。作为新兴强国的日本，处处搬弄所谓国际惯例，有些让中国人恼恨，但也因此保证了其看似无礼，却并未在外交上失分。

伊藤博文一方面把张、邵二代表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又在私下里请中国代表的随员转致我对李中堂最诚实之口信，希望中国任命有正当资格之全权使臣，实际上已经显示，日本人愿意以时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清廷位高权重且有国际声望的李鸿章作为谈判对手。

李鸿章之所以不得不来马关，除了日本人的器重，当然还因为他在清廷眼里，应该为甲午之战的失败负起责任。甲午之战前，李鸿章因平太平军、剿捻等军功和兴办洋务的实业，被西方观察家认为是足以和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比美的东方伟人。如果没有日本，有理由相信，李鸿章会戴着这顶帽子进入历史。也许他该感叹一句：日本啊日本……李鸿章与日本晚清的人们震惊于欧风美雨，日本之崛起实未进入国人视线，一句蕞尔岛国将轻慢之情显露无遗。平心而论，李鸿章倒是睁眼看日本的先驱，他最早意识到，崛起的日本是中国的一大隐患，不能等闲视之。

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时年50岁，已经接替曾国藩，升为直隶总督这一地方官员之首的李鸿章，为中日订立商约，和日本人刚刚打过交道，即在给朋友的私信中，一方面对日本表示不满，指责日本议约甫定，忽又派人来津商改，狡黠可恶。另一方面，对其维新图强又与中国比邻深以为忧，认为该国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机器、枪炮、战舰、铁路，事事取法英美，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积弱至此，而强邻日逼，我将何术以处之？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肩负北洋海军建设重任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朝廷奏报：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因上一年朝鲜内乱，与朝鲜关系特殊的中日两国在天津商讨解决办法，中方代表是李鸿章，日方代表即伊藤博文，会议的成果是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彼此出兵先行文知照，事定即撤回。此款无异于承认中日共同保护朝鲜，均有出兵之权利，种下甲午之战的祸根。本次谈判让李鸿章对日本和伊藤博文有了更切近的认识，签约次日，他在给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的书信中通报谈判情况时说：伊藤大使在津两旬，会议七次，始将条约订妥画押。……伊欲鄙人奉特派赴日，便可相让，法事未了，碍难分身。伊藤治国才猷精敏，如银行铁路章程，望时与探讨，详示为盼！同时又向总理衙门密奏，称许伊藤博文是治国之大才，认定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国之远患，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这是甲午之战的前一年，李鸿章在给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的信中，表示日本海军的实力实在我军之上，他说：东洋蕞尔小邦而能岁增铁舰，闻所制造专与华局比较，我铁舰行十五海里，彼则行十六海里，……盖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故能如此，其国未可量也。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李鸿章认为这就是日本海军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而我们呢？则正以全国之力筹备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当然不敢发牢骚，不但不敢，在挪用海军军费以娱太后的问题上，他还表现得很会来事儿，颇受后人斥责。然而不这样，他如何保住北洋大臣的官位？即使李鸿章不惜乌纱，换一个北洋大臣，还能扛下去吗？

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几乎葬送了李鸿章大半生辛苦积攒的声名。甲午一败，李鸿章该不该负责，究竟该负多大的责任？围绕这一问题，历来史家众说纷纭。笔者的粗浅看法是，对此不能混一而谈，首先应该分清哪些问题李鸿章无法负责，哪些问题又是李鸿章理应负责的。

有些东西，李鸿章的确没法负责。他和伊藤博文一样，人称相国，但伊藤是君主立宪政体下的相国，事事按章法施行则可，而他却连海军的军费都无法保证；后人不知历史，常常夸大李鸿章在清王朝中的能量，实则因朝中派系林立，即如李鸿章，也受到多重牵制，稍有不慎就会被人参上一本。他因此多次对部下感叹：疆臣竭力以为其难，文吏持刀笔而议其后，任事不易，思之慨然。清人日记记载，李鸿章进京公干，凡来拜会的京官，不论大小，均有今日之红包相送。以李之声势，为什么对品阶很低的一些京官也要敷衍？就是为了消除对他任何不利的隐患。当然，这一目的既可以用于公，也可以用于私；在那个时代，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相当稀薄，一场国家对国家的战争，不少人竟视其为日本和李鸿章之私事！所以，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对当时的众人之毁，李鸿章自己肯定是不服气的。当打了败仗的坏消息刚刚传到北京时，原来一心想借战争立威的光绪皇帝派自己的师傅、管理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和到天津，质询李鸿章。胡思敬《国闻备乘》对二人的见面描写得甚为生动：

同和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而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和曰：‘计臣（指管理财政的大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指御史言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李鸿章在败仗之后还如此气势逼人，或许夸张了点，但多少代表了他真实的想法。战后他在给新疆巡抚陶模的信中谈甲午战争，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李鸿章签完《辛丑条约》后大口吐血，胃血管破裂

导读：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文件上，李鸿章将李鸿章三个字签成了肃字的模样，这三个字挤在一起，即虚弱无力，又辛酸悲苦……悲恸欲绝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晚清重臣李鸿章，以其风云变幻的一生成为晚清时期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本书透射李鸿章的内心世界，写他的宏图大志、精明狡猾，写他的委曲求全、铁腕毒辣，写他的风光得意、孤独脆弱;把一个时代的推动者，也是一个时代最大绊脚石的人生传奇写得酣畅淋漓。这不仅仅是一部传记，更是将李鸿章作为一个符号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

锲而不舍，力促铁路在中国修建

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他所面临的，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断力，各种各样的阻碍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软肋。

李鸿章修铁路的事情，可以说明洋务运动的艰难，也可以说明李鸿章的苦心孤诣以及坚忍不拔。

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它是人类改变生活观念的一个标志，是集人类想像力、创造力和挑战自然雄心为一体的里程碑。早在1863年，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就收到上海27家英法洋行老板的联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洋人们说，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李鸿章把这个建议报告给了朝廷，朝廷根本就不予答复。但李鸿章一直锲而不舍，1874年清廷组织著名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再次提出要修建铁路，那本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就曾阐述了应该修铁路的理由。见朝廷一直无声无息，只好阳奉阴违，准备在唐山的煤矿区修一条十来里长的铁路。就这条短短的铁路，也费了李鸿章九牛二虎之力。

1881年6月9日，这条十多里长的铁路终于完工了。这一天，也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李鸿章特地选定这一天来剪彩，真是用心良苦。很快，流言蜚语来了，说火车行驶震动东陵，而且喷出的黑烟有伤庄稼。结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的车皮再次被驴马替代———中国第一条铁轨上出现了咄咄怪事，一大群驴拉着重重的车厢在铁轨上奔跑。

这一耽误，又是好几年过去了。1880年，李鸿章的老部下刘铭传就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在任上，刘铭传上了一道《请筹造铁路折》，要求在台湾以及国内大兴铁路。刘铭传的奏折，是李鸿章的授意。这在清廷中重新激起轩然大波———赞成修铁路的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臣，比如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反对势力主要来自朝中官员，尤其是满族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来到了京城，面见慈禧时，李鸿章送了慈禧一件小玩意———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李鸿章真是用心良苦，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于朝廷决策者的一次铁路交通的启蒙教育。不久，一条长1500米的微型铁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6节车厢的小火车，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园内绕了一个大圈，比乘马车坐轿子更稳健快捷。经过这一次切身体验，慈禧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5个月之后，清廷终于发布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

这一年，距李鸿章首次上书倡导修建铁路，整整过了14年。在这14年中，李鸿章锲而不舍，力促铁路在中国的实施。这样的耐心和执著不由让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