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为何大骂孙中山“鼠窃狗偷”

Posted 2023-01-05 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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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为何大骂孙中山“鼠窃狗偷”

1905年同盟会成立大会上，某“心怀首鼠而昧于孙文之为人”的台下听众突然起身诘问正在演讲的孙中山：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请明以告我！

此言既出，全场皆惊。演说正酣畅淋漓的孙中山听后“忽然如裂帛中止”，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事急之时，宋教仁的好友、会议组织者程家柽出面解围：革命者国家之公事，孙先生何能为民主君主。吾人之心中无慕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惟研求清廷之当否革除，不当问帝王民主。

辛亥革命是一场共和革命，革命者自然无帝王之念想――事实上也完全做不到。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据南社社员徐宗鉴描述，当时前去迎接的，“商界仅王一亭，政界仅李平书，其余仅英士（即陈其美）与余两人”。这等场面，与主流历史所描写的“万众欢呼”、“夹道欢迎”相去甚远，堪称冷落。外媒对此倒是反应灵敏，“西报记者、日本记者却有十余人”前来捧场，不过他们感兴趣的，却是孙先生究竟带了多少款子回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赴南京就任总统，上海火车站送行的也只有于右任、蔡元培、陈其美、沈翔云数人，另有军乐一队、卫兵一连，仅此而已。以上场面，均为徐宗鉴亲眼所见，似为可信。

1月3日，代理临时参议院（前身即“各省代表会”）再次进行选举，黎元洪不出意料地当选为临时副总统，但在表决孙中山所提出的各部总长人选时，其中有3人遭否决，几占名单的三分之一。

孙中山流亡海外多年，国内情况不甚熟悉，名单主要由黄兴拟定，人选如下：黄兴自任陆军总长、黄钟英任海军总长、王宠惠任外交总长、伍廷芳任司法总长、陈锦涛任财政总长、宋教仁任内务总长、章太炎任教育总长、张謇任实业总长、汤寿潜任交通总长。

被否决的3人分别为宋教仁、王宠惠与章太炎，参议员们的反对理由是，章太炎脾气怪诞、性格孤傲，宋教仁心高气盛、年纪太轻，王宠惠海外归来、阅历尚浅，均不合适担当重任。孙中山来时原本兴致盎然，不料第一次开会即受此难堪，最后只得默然退场。事后，黄兴多方协调，新名单以程德全换下宋教仁、用蔡元培换下章太炎，这才勉强通过。

人选名单出炉后，不满者不在少数。首先是湖北首义派，他们在总、次长的十八人大名单中竟无一人上榜，这未免有些说不过去。陕西革命党人、《民立报》的主持者于右任曾向黄兴提醒，名单酝酿时应考虑容纳武昌首义的革命同志，但“首义派”最后还是颗粒无收。

从潜意识说，这恐怕与名单主拟人黄兴在武昌的不愉快经历相关。黄兴的用人有私心，谭人凤也曾责怪说：“其于同辈中能力胜己者，虽明知而不愿用。以故南政府之组织，如宋教仁者则仅以法制局敷衍之，而汤化龙、汤芗铭、刘冠雄辈反特邀拔擢。”

事实上，孙武曾前来运动陆军次长一职，但已任陆军总长的黄兴显然不想用他做副手，孙武最终失望而去。张振武对南京临时政府也极其不满，每次见面，张都要撸起袖子、挥动胳膊，嚷嚷着说黄兴办事不公平。名单公布后，张振武更是在报纸上公开辱骂：“你们这些人碌碌无为，依靠别人成功了，权力却都被你们拿去了！”由此，湖北首义派走上与同盟会相对立的道路。

至于财政总长，黄兴原主张用名声在外的同乡熊希龄，但孙中山坚持用留美博士陈锦涛。外交总长的人选也争议颇大，按说应由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出任，但孙中山最终选择了王宠惠。王、伍两人都是法学博士出身，但王宠惠年仅31岁，资历、经验远不如伍廷芳。为此，王宠惠最初不敢受命，但孙中山却给他打气：“吾人正当破除所谓官僚资格，外交问题吾自决之，勿怯也”。

伍廷芳的反应倒还算豁达：“予视两者（指外交与司法总长职位）无甚差异，无所好亦无所恶”。但数年后，伍廷芳却隐约表达了自己的积怨，称孙中山当年任用留学生“不加甄别”，“委以总次长之要津，或专成之重寄。”

章太炎将袁世凯与蔡锷孙中山并称为“民国五豪”

近年来一些研究显示，黎元洪是一个“有武人外形的文人雅士”：他学贯中西，常常手不释卷，并以其厚重有神的书法作品与学界频繁交流。按“民国祢衡”章太炎的说法，黎元洪属于“仁柔”型总统。1913年5月初，章太炎辞去袁氏政府的东北筹边使之职来到武昌，想策动黎元洪出面竞选正式总统，以与袁世凯抗衡。黎对章礼敬有加，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为表示对其学术和人品的敬重，黎还特书“东南朴学”横轴相赠。章不禁握着黎督粗壮的双手说：“今时有声望者，首推黎公。……可作共和国总统。”

后来，章太炎以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黄兴、蔡锷为“五豪”，撰《民国五豪赞》其中对黎的赞词云：

黄陂长者，爱国若性。

承彼乐推，徂以求定。

人皆贪邪，我独廉正。

不援朋党，胪言兼听。

仁而不武，陵夷为病。

黎元洪的儒雅风范，也为洋人所青睐。因黎元洪曾三赴日本留学或考察，回国后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他主持制定了中国陆军改革的第一个法规《湖北练兵要义（十条）》，编练湖北新军，一跃成为“南洋名将”。德、法军事观察家来武汉考察时，黎以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之交流，洋人在张之洞与慈禧面前称赞黎为“知兵之将”。首义期间，第一个在战地采访黎氏的英国记者、长期在中国从事传教工作的传教士、出版商、作家与旅行家埃德温・丁格尔，在《中国革命记：1911-1912》中这样写：“黎元洪将军具有中国人特有的儒雅，用英语跟我谈话。……他像一个伟大的国家木匠，正根据目的和用途打造粗糙的木料。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不仅如此，他还不拘一格地让入伍的秀才因才得职，并推动选拔人才走出国门，使湖北的留学人数约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

黎任清廷湖北新军旅长（协统）时，军中正在教唱张之洞填词的军歌，颂扬清朝“仁政”。投笔从戎的知识青年潘康时，觉得歌词是睁眼说瞎话，就将歌词中的“大清深仁厚泽十余朝，列圣相承无异舜与尧”，修改为“大清篡窃已历十余朝，列代相承无异金与辽”。有人告发到黎处，这在当时可是杀头的大罪，可是到了黎大人那里，居然逢凶化吉：不仅未给他加罪，反而认为他人才难得，调到身边当文书。后逐步提拔为排长和连长。接下来，潘成为辛亥革命中湖北队官（连长）革命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