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大兴普陀山

Posted 2023-01-05 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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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大兴普陀山

历史故事：康熙帝大兴普陀山

　　众所周知，普陀山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名山，历经唐、宋、元、明、清五朝多位帝王恩宠，以其深厚的佛教文化氛围，告知世人神佛的存在。本文叙述的是清圣祖康熙大帝在普陀山大兴佛法的故事。康熙与普陀山的关系非常特殊而深厚，是历朝帝王中对普陀山佛教兴盛贡献最多最大者。

　　据《浙江通志》记载，眀末清初时期，东南沿海一带战争频繁，普陀山也未能幸免。顺治八年，普济寺前身「宝陀禅寺」被烧毁，只剩下大殿。康熙初年，荷兰人洗劫了普陀山，全山除普济寺大殿外，其余寺院均被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寺庙人员的安全，康熙下旨将普陀山剩余僧众迁徙到内地。

　　战争结束后，海疆彻底宁静，重振普陀山的机缘已到。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第一次南巡，便给普陀山带来福音。这年十月二十五日，众僧归山。二十六年康熙准臣之请，敕建定海县，普陀山也因「僧复故业」。

　　康熙二十八年，第二次南巡。一日康熙大帝从会稽山祭祀大禹后返还，御舟经过一桥时，只见一老妇人，头插一朵红花，独驾小舟来到御舟前，神态自若，毫无避让之意。见此奇事，康熙便令定海总兵黄大来上龙舟询问舟山情况。黄大来向皇上汇报了海防情况，同时详细讲述了普陀山百废待兴等事项。晚上，康熙细想白天所遇的老妇人和黄大来所奏普陀山废状，感到好生奇怪，省悟这奇异的老妇人定是观音菩萨化身显现。于是决定重建大圆通殿，并拨帑金。重建佛殿圣令一传出，八方信众纷纷解囊，共襄胜举。

　　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南巡到杭州，又赐给帑金五百两修饰普陀山佛寺。同时，康熙还御赐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像一尊，银制吉庆阿哥一尊，宝印一颗，渗金佛像三尊，《金刚经》一部，《佛塔心经》、《金字心经》各一部，临米芾书单条一幅，御书「普济群灵」、「潮音洞」、「皓月禅心」匾额；至今「普济群灵」一匾还悬挂在普济寺主殿的正中梁上。同年，又御书「天花法雨」、「修持净业」诸匾额，康熙还下诏拆了南京明故宫一座九龙宫殿，搬迁到法雨寺重建为佛殿，同时在法雨寺刻石立碑。

　　康熙四十二年又御书「大圆通殿」、「狮子窟」二额；四十三年御制南海普陀山普济禅寺碑文，勒石寺中，并御书「宣布声闻」四字；御制南海普陀法雨寺碑文，勒石寺中。四十四年三月，康熙第五次南巡，驻苏州，四月，命织造府将御书两寺碑文送至普陀，又赐普济寺住持绎堂心明御书《心经》一函和《心经塔》一轴，定海总兵施世骠亦得御书。

　　康熙帝最后一次南巡，驻苏州。又赐两寺住持人参瓜果，并赐心明和尚「栴檀林」，定海知县缪燧，亦蒙赐御书黄庭坚诗一首。次年，内造自在观音和绿度母一尊，诏令内务府曹宜和杭州织造孙文成分送两寺供奉，舟抵扬州，苏州江宁两织造府亲迎相送。而后，两寺住持热河召对赐紫，副都御史劳之辨渡海祝禧，朝廷下旨全山免征粮赋，普陀一时风起云涌。康熙五十九年，还御书「海月常辉」等赐普陀山。

　　另外，康熙六十大寿时，被重新起用任工部尚书的王鸿绪以「特绣万寿龙帐」作为寿礼。皇帝看了，表示：太漂亮了，如此巨幅龙帐，即使我的太和殿也容不下，我看还是悬挂在普陀山吧！当这顶特绣万寿龙帐被送到普陀山息耒院，「由是梵宫即为帝宇。其制益恢，其名益大，其徒益众」，万寿殿就此产生，日渐兴盛。

　　由上述康熙大帝种种敬佛善举，可见清代及近代普陀山繁荣兴旺的景象，是康熙大帝亲自一手促成的。康熙对普陀山的关注，几乎可以与他所关心的重大国务相提并论，几十年如一日，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对普陀山之佛教可谓再造再生之无量恩德。其实康熙大帝一生不仅对普陀山佛教热心，对当时中国各地佛教兴盛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可谓中华帝王中敬佛兴佛的代表人物。清朝也正是因为有了康熙大帝所积下的巨大功德，才可能出现康干盛世的繁华。由康熙的敬佛兴佛，由历朝历代帝王对普陀山的重视，也可见历代中华王朝、中华帝王都是以崇拜神佛，敬天爱民为绝对之主流、正统，中华正统文化是一个敬仰佛道神的文化。反观当今的中共以无神论起家，执政以来对民众强制无神论洗脑，和中华文明彻底的背道而驰，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的是完全的破环作用，必将把中国民众导向灾难的深渊。未来的历史将会证明：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中共被历史淘汰后，中国民众必将恢复敬佛兴佛的传统。那时的人民也必将更深刻的认识到康熙大帝的伟大。

雍正大兴文字狱

雍正终于当上了皇帝，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兴文字狱。严政雍正当上皇帝几年之内，就将皇权归于一身，不容外戚勋臣染指，加上密折制度使他在管理臣民方面更是游刃有余，一扫康熙皇帝时的“宽仁”政治，而是实行自己的“严猛”统治。
对于雍正的严猛，有他本人的话为证。雍正在批奏折时写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合。”虽然他也讲了“宽”，但归根结底是要“严”。雍正即位之初就在养心殿西暖阁写了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这就是他君权至上思想的表露，这才是他真正的思想。而制造文字狱则是他对反对派极端报复的首选手段。雍正六年发生的曾静授书案，最终导致了耸人听闻的吕留良文字狱。
案发曾静，湖南秀才，经过仔细地思考，他觉得汉人出身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封疆大吏，认为借岳钟琪的势力反清是一件有可能的事。于是，曾静派张熙前去投书岳钟琪，而岳当时被朝臣同僚所诽谤，心中惶惧不安，正愁没有向雍正表明忠心的机会，便马上上奏雍正，同时对张熙动刑拷问。张熙则是“拷打昏厥，坚不吐口”，岳钟琪于是改变对策，礼待张熙，表示自己愿意与他联合反清。张熙信以为真，供出实情。
由此为线，雍正得知曾静等人为他定的十大罪状，即“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盛怒中的雍正沉住气，极力安抚岳钟琪。同时派刑部侍郎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到湖南审理曾静一案。曾静供出他的思想来源于浙江已故文人吕留良的观点，这一下子，雍正的精力便集中在这件案子上了。
这案中涉及的人牵一挂五，拉三携四，他们的受到株连的人多达几万人，牵涉的地域之广也无它可比。而雍正的大臣们认为“若非由内及外，由满而汉，谁能以影响天下之言论为可信?”他们认为这些民间的传说来自官场，其本源必定在宫廷大内——就是雍正的对立面。结果是什么人都受到怀疑，就连流放的犯人也成了传播这些隐秘的嫌疑犯。由于曾静特别推崇吕留良，而吕留良是顺治十年即１６５３年中的秀才，后因悔恨猎取清朝功名，在康熙五年即１６６６年弃掉功名。康熙十八年，当时的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他，他誓死不就。
第二年吕留良又被人举荐，他仍旧不理睬，因此名气很大，享有“东海夫子”之称。吕留良对清朝不满，尤其不以效忠夷狄政权为荣，他还开办学堂，教育自己的弟子站稳华夏的民族立场。因为吕留良这个坚定的立场，又因为他的理学家声望，所以当时有许多人投拜到他门下，大有“穷穷晚进有志之士，风闻而兴者甚众”之势。一个早就作古的顽固文人还有这么大的影响，由不得雍正用猛刑对待吕留良一案。
雍正八年即１７３０年十二月刑部提出结案的议文，雍正将此议文交给各个省讨论，并下令焚尽吕留良的所有著书。雍正又命大学士米轼等人批驳吕留良的著书讲义、语录。猛刑雍正十年，这个案子才正式定案，判决将吕留良及其儿子、当时已故进士吕葆中、已故吕留良学生严鸿逵戮尸枭示；而将吕留良活着的儿子吕毅中、学生沈在宽斩首示众；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孙辈遣送到黑龙江宁古塔给披甲人戍边士兵为奴，女的为军妓，男的为杂役。案中被牵连的黄补庵已死，妻妾子女给人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三千里。
而为吕留良著作刻书印刷的人车鼎臣、车鼎贲，以及于吕留良交往人的，收藏吕留良书籍的人，均被处死。吕的门人有的被革去举人、监生、秀才功名的，有的妻子被流放千里之外，吕留良学生的学生，吕留良的同乡也丢官的丢官，丧命的丧命。当时引发此案的曾静，张熙二人一直在家候旨，还幻想着为雍正洗清罪名，被雍正重用，哪里想到雍正想都不想，便杀了这两个人。
莫谈国事由此开始文字狱一起接一起，许多人家的家规，只要有清、满等字，就有可能被人挑刺，告状。朝廷官员之间更是相互蓄积陷害、报复。父亲一句诗招来“戮尸枭示”的大祸，子女被流放边疆的事屡屡发生。刑部尚书的儿子因做诗文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结果按大不敬律斩首。还有的拍马屁没拍到点上，反而成了文字狱的受害者，福建汀州范世杰批曾静，赞雍正，不想被雍正误会了，而被说成造言生事，受到“若再多事，即治罪”的警告。
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