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变的是人变的是历史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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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是人变的是历史的笔
李鸿章,一八二三年生,安徽合肥人,世人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
一九○○年秋,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携光绪帝西逃,失踪一段时间后复出,命洋务大臣李鸿章与列强代表议和。谈判结束后,中方与联方共同举行记者会。忽然间,“倭瓜国”(日本)钦差大臣小村寿太郎使出一个损招,用汉字来炫耀武力,意在羞辱清廷。这个钦差得意洋洋地说:“日本一楹联大师早就出了一片上联,向公众诚征下联,然久久而不得,今天只好求教于楹联发祥国的大师了。”他随即对李鸿章说:“大人乃当今国学名士,恳盼赐联。”之后即亮出一张白绢,上面用汉字写着:“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单戈独战!”
这是片拆字联,意思为:日本驾神马,张满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光“大王”就有八个,且个个举世无双,单戈匹马就能踏平中国!
李鸿章用斜光瞥了一下这二十一个字,怒不可遏,但强压怒火,思忖片刻就令人端出文房四宝,又命这个日本钦差研墨铺绢,旋即带着一副鄙视神态,大笔落素绢,一气呵成,回敬了这样二十一个大字:“倭人委,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合手擒拿!”
此下联也是片拆字联,与上联针锋相对,接得严丝合缝:日本萎靡不振,却欲抢我大清龙衣,其实不过是“魑魅魍魉”四种小鬼。这些东洋鬼子屡屡犯边,如斗胆进犯我中原,即合手将其擒拿!李鸿章的文才、急才,其爱国情怀,跃然绢上。在场的中国人见此奇联,无不拍手称绝,深感中堂大人为他们出了一口恶气!日本钦差“偷鸡不成蚀把米”,欲羞辱大清国,反而招致倭人国被怒斥,只好悻悻走开。
李鸿章
“近代中国改革第一人”
李鸿章其人其事,我这一生粗粗读过四遍,前三次在高中、大学和研究生班,上中国近代史课之时,“李鸿章”三个字是“刽子手”、“卖国贼”的代名词。他对内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外与列强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二三十个丧权辱国条约,可谓罪莫大焉!看了著名演员李默然出演的影片甲午风云后,这种负面感受就更为浓烈了。
第四次读李鸿章,则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地文史界对李鸿章的评价,越来越呈多元化趋势,而且主要着笔于对这位洋务大臣及其恩师曾国藩的正面描述:推行新政,以图实业救国;办水师,创建近代海军。“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这番宏论是李鸿章一百二三十年前说的,今天读起来,现代意识扑面而来。有论者甚至称赞这位中堂大人为“近代中国改革第一人”。对李鸿章与列强代表议和,报章亦爆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史料。有两件往事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一八九四年夏,日军突袭北洋舰队,次年春又侵占山东威海。清廷无心与其战,遂派直隶总督李鸿章前往马关,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议和。有一次,我在报上偶尔看到过两人会谈的日方记录。我不懂日文,不过,在一段段平假名、片假名中,夹杂着不少汉字,多处我懂其意。一开始,伊藤博文就对中国固有领土台湾垂涎三尺,欲填日本明治维新后向西扩张之贪婪胃口。李鸿章明知慈禧已下旨割让,仍采取拖延战术,说“容再思一月”,以望转圜。伊藤心急如焚,不允,为即刻夺取台湾,从嘴里竟吐出“|甚”两个字。“|甚”二字让我如受电击:对于掠夺达三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日本竟到了比如“|”似渴更“甚”的地步,欲即“吞”之而后快!人世间之厚颜无耻,大概莫过于此了。早在一八七一年,李鸿章与日本代表商签《中日修好条规》时,就已看出日本的狼子野心,“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三年过后,日本便出兵侵台。
另外一件往事是几年前,内地某电视台曾播放过一部长篇连续剧,说的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苦难辉煌。剧中第一主角名为孙中山,实则李鸿章。这位洋务大臣痛感国家“患贫”“积弱”,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结论。剧中详细介绍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践行“实业兴,则国兴”这一信条,为创办诸多“中国近代第一”而殚精竭虑:修建第一条铁路,第一个钢铁厂、机械厂、电报局、洋枪局、轮船局、招商局;第一所近代军校、第一支近代舰队。正因此,李鸿章被皇权派斥“丢祖宗之法”。这位洋务大臣还上呈过一份奏折,对蒸气动力的原理及运转过程,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堪称一篇百年前的科普读物。有论者认为,这部电视剧是为李鸿章“翻案之作”,有如郭沫若当年写《蔡文姬》为曹操翻案一样。令人意外的是,此剧播放过半后,李鸿章突然从荧屏上消失了,有一种戛然而止之感。为此,“负面李鸿章”又见诸于报端。有知情者透露,这源自“有影响人物”的干预,其称电视剧中的李鸿章形象过于“离谱”,不让他在荧屏上“继续闹腾”。对此,有位友人向我叹道:李鸿章并没有变,变的是史学家的笔,而且,再往深究,所变者,乃政治家之嘴。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青年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李鸿章是船,清政府是水,舟大而水浅,李鸿章这艘船在水里无法航行,施展不开。”梁启超也说:“吾悲李鸿章之遇。”风烛残年的李鸿章,回眸近八十载坎坷,不胜唏嘘:皆奉旨行事,“舟”因“水”缚,无奈无为,潸然泪下:“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凭实而论,在中法之战、中日甲午之战、中国与八个列强之战及战后议和中,李鸿章不是没有自己想法的,但正如青年毛泽东所言,他只不过是“舟”,清廷才是“水”,行舟靠水,水推则进,水阻则退。正因为如此,有论者认为,洋务大臣李鸿章屡屡之“败”,已经是损失最小的“败”了。
有两个反差很大的情节,亦值一提。孙中山曾派员诚邀李鸿章参加革命,但被他婉绝。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派使者往访这位洋务大臣,称“诸国军舰百余艘,拥公为帝,可乎?”李鸿章笑道:“予今年七十有九,明年八十,且死尔!观吾子,有似乎当皇帝者耶?”
身后任人评说
对于李鸿章其人,西方人多有推崇,把他与伊藤博文、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并列为“世界三杰”。李鸿章的老对手伊藤博文也不得不承认,大清国这位洋务大臣大有过人之处,称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则正反两面都说:此人“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他是晚清“庸中的杰士”,但“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一八九五年春一天,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会谈后返回寓所途中,突遭日本浪人袭击,“流血过多,遂成眩晕”。六年过后,这位洋务大臣积劳成疾,“喀(今为“咯”)血碗余”,“饮食不进”。一九○一年十一月七日,李鸿章因胃血管破裂谢世,终年七十九岁。他于油尽灯枯之际,写出这样一首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梁启超敬献李鸿章挽联一副:“太息斯人去,萧条得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逝者学生严复在挽联中写道:“使当日尽用公言,成功必不至此;若晚节无此自见,士论又当如何。”
李鸿章去世一百一十一年了,回顾对这位晚清重臣以及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胜唏嘘:留于青史的名人,不管是美名还是臭名,其功过是非,盖棺未必就能论定。
全国关帝庙高达30万座 关羽为何能成万能之神的
中国的神,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人造的,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等;另一种是人变的,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关羽、岳飞。人造的神,高高在上,安享人间香火。人变的神,离人间很近,人间冷暖,世道沧桑,都会影响到他的神性与神位。过去的封建帝王,在位时个个都是“真龙天子”,连上界的诸神都要听其差遣、为他们服务。一旦王朝覆亡,立即便跌下神坛,还原为人,甚至还会被大泼赃水。
中国老百姓也习惯于崇神拜仙,虽然近年来进行了民族反思,把许多神话打破了。但是就在这个反英雄的时代,人们看似热衷于毁神,实际却更渴望能有真神出来救世,不然9米高的孔子塑像,怎会突然矗立于天安门对面?引起轰动和争论后又悄声挪了个地方。中国邮政即将隆重推出首套关羽特种邮票;由甄子丹、姜文、孙俪联袂主演的电影《关云长》公映后,媒体报道还将有4部关羽题材的影片陆续出炉。还有一说:审查部门嫌关羽题材太多太热,想砍掉一些……一文一武、一圣一帝,无论是放是禁,都已经说明问题了。
老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公映许多年来,在片中扮演关羽的青岛演员陆树铭,一直大受社会欢迎,走到哪里都被当做“关老爷般地敬奉”,这甚至因此而改变了他的戏路和生活,他自觉胸中平添了一股忠义之气,“关老爷”仿佛就站在他身后,敢于出头做好事,很长时间不能接演其他角色,更绝无可能再演反派人物。一个角色竟然对演员具备这样的影响力,不也是颇为神奇吗?
由人变成神,至少要有两个先决条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有口皆碑的丰功伟绩。关羽神勇异常,一生战功赫赫:诛文丑杀颜良、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水淹七军……青龙偃月势挟风雷,美髯飘动绝伦逸群。陈寿在《三国志》中称关羽“威震华夏”。蒋星煜先生考证说:“整部《二十四史》,也未有任何名将有过‘威震华夏’的声势。更值得注意的是‘群盗或遥受羽印号’,这说明除魏、蜀、吴三国公卿百官之外,流落社会上贩夫走卒以及流氓无产阶级也都对关羽心悦诚服,愿意为之驱使。”
只有具备大本事、真本事,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人们才会确信他能护佑大家。所谓“真本事”是不能弄虚作假、编造历史,时间一长若想不露馅是不可能的,一旦被戳穿,便要跌下神坛。关羽从解白马之围获封汉寿亭侯到成神,经受了900余年的漫长考验,经历过许多朝代更迭,他的声望几乎是呈直线上升。公元1102年宋徽宗先封关羽为“忠惠公”,过了6年又觉得不解气,再加封他为“崇宁真君”、“义勇武安王”;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神宗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22年后又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封关羽“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到1879年(光绪五年),关羽的封号又追加成“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诩赞宣德关圣帝君”,简直要把世间好词都加到关羽头上。
如此这般,先后曾有16位皇帝,23次为关羽颁旨加封,且一个比一个高。至清朝中期,“全国就约有关帝庙30余万座,仅北京就有116座”,其数量之多,居各种庙之首(《文史参考》2011年7期)。成神就要有神性、神品,关羽的品行恰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寄托着万千民众的道德精神,日月可鉴,妇孺皆晓,所以被尊为“万世人极”。
关羽的人格魅力首先体现在一个“忠”字上,其次是义、仁、勇、烈……气贯千秋,亘古一人。而且“赤面秉赤心”,内外一致,“隐微处不愧青天”,磊落落、坦荡荡,人前背后都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凡成了神又被推下神坛的,人格上一定有大缺陷,做的那些上愧青天、下负百姓的事一旦曝光,头上的光环便立刻消散,为人民所不耻。
关羽还活着时,就已经跟神差不多了,即使受挫或失败,也能成就千古名句,被传为美谈。如“刮骨疗毒”、“华容道义释曹操”、“大意失荆州”、“走麦城”……如此生得忠勇,死得伟烈,纵然被杀,也令人觉得不馁反雄,不丑反美。而杀他的人反而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孙权就急忙将关羽的首级给曹操送去,想转嫁恐惧和祸患,曹操却将关羽的头颅厚葬于洛阳,孙权随后也以诸侯之礼将关羽的身躯葬于湖北当阳。人死后仍能让曹操、孙权如此敬畏,可见关羽已经具备了强大的神性。然后便在各种民间传说中频频“显灵”、“显圣”,救苦脱危,广济民生,其英灵之威在社会上越传越神。
人变的神,之所以能越来越神,是因为社会上正需要这尊神。需要是因为欠缺。缺少信仰的时代,关羽的忠忱便成了稀有品质;商品社会唯利是图,而关羽却是“春秋大义”、“义薄云天”。
当散漫、怯懦、自私成为风气时,关羽的勇武、骨子里的刚硬,在现代人眼里似乎只有神才能办得到。关羽身上集中代表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他怎能不成神?他的成神可以说是水到渠成,成全民意,顺乎历史潮流,因此才会“儒佛道三教并尊,士农工商四民同拜”,凡是人们能想得到的行业,诸如剃头刮脸、描金制革、屠宰典当、治病除灾、辟邪驱恶、开饭馆、办酱园、设武馆、建学校、做衣服、磨豆腐等等,有100多种职业拜奉关羽为“祖师爷”或“保护神”。他真是“万能之神”,全民崇拜。
这又因为他曾是人,他这个神是人的“升级版”,能实实在在地折射出人的理想和愿望,所以才愿意拜他、求他,相信他能理解人间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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