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苏报案 晚清发生苏报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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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苏报案 晚清发生苏报案的原因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开始了另一场新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围绕的焦点是：究竟中国该实行革命，还是改良立宪。
清末的报刊上，吵架的场面蔚为壮观。改良派和革命派各有支持者为他们摇旗呐喊。在这场大讨论中，国人真正接受了一次民主运动的洗礼。
资产阶级革命派出现的时间并不晚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晚。作为革命先驱者的孙中山出生于广东的一个农民家庭，1878年前往美国檀香山，在其兄孙眉的资助下完成学业。在这期间，他也逐步形成了反清革命思想。1894年他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并在1895年在香港组织兴中会总部，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同年，孙中山筹划在广州发动起义，因行事不密，导致陆皓东等人牺牲。孙中山遂流亡海外，经考察欧美各国后，孙中山于1897年抵达日本，在日本继续组织革命宣传活动。
而在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因为戊戌变法失败，也逃亡到了日本。这一下日本热闹起来。两派人在日本为争夺舆论阵地打起了笔墨仗。
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是一个文笔与思想都十分犀利的才子。他在日本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用他犀利的笔杆子抛出一篇篇文辞华丽、议论精辟的文章，包括《少年中国说》、《积弱溯源论》等，一方面大肆赞扬光绪皇帝是亘古少有的“明君”，鼓吹“保皇”，另一方面又将戊戌政变的几大主谋慈禧太后、荣禄、袁世凯等大加挞伐，把他们称为“逆后贼臣”，所以要“尊（光绪）皇攘（慈禧太）后”，建立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则在加拿大等地组织了一个“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广泛结交华侨，希望能借此实现他们的改良主张。
孙中山则为了争取改良派，团结反清力量，一度与康有为等进行和谈，梁启超虽然表示对革命有兴趣，但他的导师康有为顽固地坚持拒绝革命，双方一拍两散，一场嘴仗也就在所难免了。
显然，康有为还是没有总结出戊戌政变失败的教训，他继续指望有一天能出现光绪皇帝出来主持改革的“奇迹”，他还联络国内的唐才常等人发动一场旨在“请光绪帝复辟”的自立军起义，却被张之洞等残酷绞杀。“勤王”的失败并没有让顽固的康有为醒悟，他还是继续做着他的保皇立宪梦。1902年，他写出了一篇《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他一方面大赞清朝的统治是“至仁之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各国都未有的。接着，他又说，中国人愚昧无知，不可以共和，只可以君主立宪，他危言耸听地表示，一旦共和了，就会“亡国灭种”、“天下大乱”。
近代民主革命家章太炎立刻进行了反击，章太炎早年曾经参加过维新变法运动，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立刻总结出了改良无用的结论，走向了革命道路。针对康有为的论点，他于1903年在《苏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有为所谓中国人“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可行革命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为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同时，他还直斥保皇派的“偶像”光绪皇帝为“载小丑，不辨菽麦”。这篇文章文笔犀利，用词大胆，一时间人人传阅，章太炎成为革命派中的风云人物。
孙中山在1904年支持章太炎，他在《敬告同乡书》中把康、梁的保皇思想狠狠批判了一通，同时指出革命和改良是两条路线，绝对没有调和的可能，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说法嗤之以鼻，认为那是道地的“假革命”，是康有为等人的骗局，目的就是欺骗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跟着他们去进行那已经没有希望的改良运动。
另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邹容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忱，写就了一篇战斗檄文《革命军》，号召国人用革命来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革命军》迅速成为了当年的“畅销书”，其百万册的销量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让一个当红作家汗颜的。
章太炎和邹容的“过激”言论立刻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立刻于1903年6月要求上海租界巡捕将章太炎、邹容两人逮捕。清政府错看了局势，误以为能沿用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老法子，把章、邹两人送京审讯，处以极刑，把持租界的列强却不吃这套，最后，在列强的要求下，清政府被迫闹出了一幕一国主权政府为原告在外国人设立的法庭上控告本国公民的滑稽戏，章太炎和邹容分别被判处三年和两年监禁，这次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不但让清政府脸面全失，还变相为章太炎、邹容做了广告，两人的著作借着“名人效应”继续大热，革命思想进一步传播。
晚清苏报案的经过以及影响是什么
1903年6月29日（闰五月初五日），上海报纸上就有“爱国学社召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端方领奉廷寄外交部呈递魏光焘电”，“饬查禁密拿”的报道。端方是湖广总督，魏光焘是两江总督，说是“钦奉廷寄外务部呈递魏光焘电”，说明是“由上而发”的。次日（6月30日），“由沪道商美总领事会同各领签押，工部局即允协拿。”清政府以《苏报》“悍谬横肆，为患不小”，特嘱美人福开森“切商各领等，务将该馆立即封闭”。7月4日，上海道袁树勋又亲访英、美领事，密谋镇压。
“苏报案”发生，上海租界当局审讯时，中外官僚也相勾结。清政府指控《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大逆不道”的语句是：“盖自乙未以后，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吾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载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载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章太炎在法庭上严词申斥，指出：“今年二月，在爱国学社任教习，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满人，故我作书驳之”。并“供不认野蛮政府。”清政府延请古柏及哈华托为律师，“谳员孙建臣直刺会同英总领事署迪翻译官升堂研鞫。”7月21日，第二次审讯，“为章、邹诸党人所延律师博易及琼司”也到庭。博易称：“古律师所请改期会讯，堂上不能允从。若云交涉事机，究与何人交涉，不妨指明。况《公共租界章程》，界内之事，应归公堂审理。现在原告究系何人？其为政府耶？抑江苏巡抚耶？上海道台耶？”审判员孙建臣说：“系奉旨着江苏巡抚饬拘，本分府惟有尊奉宪札行事而已”。博易律师又称：“政府律师如不能指出章、邹等人所犯何罪，又不能指明交涉之事，应请将此案立即注销”。哈华托不允，谓：“仍俟政府将交涉事机议妥，然后订期会讯”。孙建臣及英总领事署迪翻译“皆曰诺。”
“引渡”在此以前，清政府想方设法，欲置章、邹于死地。以“大逆不道，煽惑人心，谋为不轨”的罪名，企图将章、邹“引渡”，解至南京，处以极刑。美国公使康格、总领事古纳、参赞福开森也秘密策划“移交中国官府惩办”，以便从清政府手中换取更多的特权。由于帝国主义在侵华过程中有矛盾，从而对于“引渡”，态度也不一致。据《中外日报》1903年8月18日载：“近在北京地方各公使因上海苏报馆一案，英国参赞之意，以为诸人不应交与华官，日本公使以为未尝拘人。以前上海道既与各国领事立有约章，现在即应照约办理。惟俄、法两国则欲助中国政府，将诸人交于华官，故其中彼等之意见各不相同。美公使之意以为莫妙于仍交上海领事办理此事也。”尽管他们态度不一，但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加以镇压则是一致的，说是“逆书笔端犀利，鼓吹武装革命，杀戮满人，痛诋皇上，西人何故保护此辈莠民，使其谋为不轨，安然造反耶？”终因“街头谣言纷纭”，“引渡”未能实现。只要写今上一字，罪名足矣”。古柏接着说：“章等扰乱人心之处，请阅之，其意欲将满人驱逐。此种重大之事，如华人尽听其语，天下岂不大乱”。主张严惩，汪瑶庭提出“应照华例究办”，古柏也予附和。清政府官僚和英、美租界当局相互勾结。
宣判领事团又“对此发生异议”，相持不决。当时报载：“苏报馆革命党渠魁邹容、章炳麟迭经上海县汪瑶庭大令命驾至英、美等国公共租界公廨会同谳员邓鸣谦司马、英总领事署翻译官翟比南君讯明各情，拟科以永远监禁之罪。前日，捕头遂命将章、邹二犯送入提篮桥畔西狱收禁。”次年5月（四月），章太炎被判处监禁三年，邹容被判处监禁二年。“罚作苦工，限满释放，驱逐出境”。钱允生、陈吉甫“开释”。陈仲彝“姑准交保寻父到案”，龙积之“亦应省释。”
1903年7月7日，《苏报》被封，逮捕了章太炎。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章、邹在会审公廨上继续宣传革命，坚持斗争。蔑视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的迫害。1904年5月，章、邹分别被租界法庭判处监禁3年和2年徒刑，并禁止中国人在租界内办报纸宣传革命和出版革命书籍。1905年，邹容被折磨致死，年仅21岁。1906年，章太炎刑满释放。强势的清政府企图通过这一事件压制舆论以达到镇压革命的目的，然而事与愿违，通过“《苏报》案”，《革命军》的销行更广，革命风潮日盛。
相关参考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发生的苏报案曾轰动一时。这年春天，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成员吴稚晖等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张园发表演说，抨击清政府外交无能，内政腐败，公开鼓动反清革命，引起清廷关注，下旨查拿
1903年6月29日（闰五月初五日），上海报纸上就有“爱国学社召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端方领奉廷寄外交部呈递魏光焘电”，“饬查禁密拿”的报道。端方是湖广总督，魏光焘是两江总督，说是“钦奉廷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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