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对清廷不满 左宗棠曾想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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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因对清廷不满 左宗棠曾想造反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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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对清廷不满 左宗棠曾想造反
长时间控制军权和地方大权的湘淮大将，诡秘地谋取皇帝之位，既鲜为人知又颇令人费解。而湘淮大将左宗棠虽然未有谋位的大举，却实有“问鼎”的隐情。
清廷上层为互谋皇位而生死拼杀，可以说是常有之事。而长期控制军权和地方大权的湘淮大将，也在紧张而诡秘地谋取皇帝之位，这既鲜为人知又颇令人费解。其中，湘军的另一个头面人物左宗棠，亦有谋位之想、之行，则更令人难以置信，其谋位的事情也更加诡秘，其过程可谓曲折而漫长。
研究者称，左宗棠先有谋同洪秀全造反的行动。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爆发于广西，太平军挥师北进，势如破竹。当其兵锋抵达湖南时，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左宗棠有过一番深思，认为天下大乱，首先倒霉的是平民百姓。他“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的愿望破灭，其原因自然不在起义的民众，而是“官逼民反”，“当今国事败坏已极，朝廷上下相蒙，贤奸不分，对外屈膝投降，内部贪污腐化，外敌侵略无已。各地盗贼纷起”。另外，左氏作为环境封闭的湖南传统知识分子，对清廷的统治政策一直不满，曾经存有“扶明灭清”的思想。左宗棠同情农民起义，另一个原因是其科举道路与洪秀全相似，极不顺利。这段历史因太过隐秘，故而也是一桩秘闻，但无论正史、野史、笔记、演义传闻等等。所言皆大致相仿，绝非空穴来风。
太平军攻抵长沙期间，左宗棠曾去拜见洪秀全，共谋大计。左氏曾劝其“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正史方面如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说：“左宗棠尝投奔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范文斓《中国近代史》称：“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略建国策略”，洪秀全不听，左宗棠夜间逃走。此外，肖一山《清代通史》、张家晌《左宗棠：近代陆防海防战略的实行家》、稻叶君山源《清朝全史》皆有类似记述。至于野史中的描述，则更为绘声绘色，但中心内容不外乎上述正史所记。
这件事对左宗棠来说是很严重的：若为清廷知道，这可是灭族大罪;从太平军中逃走，洪秀全对他也不会善罢。所以，他只好举家隐入深山梓木洞。清方和洪秀全对他的行踪果然都有反应，最终经骆秉章等极力劝说，左宗棠才勉为其难，在骆幕供事六年。
咸丰九年，“樊燮事件”发生，咸丰下诏“就地正法”左氏，引起左氏及胡林翼、曾国藩等多人的警觉和不满。湘军在长江流域独撑局面，而朝廷对汉官汉将放心不下，“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在等着他们。左宗棠在湖南六年的努力，用潘祖荫的话说“此天下所共见”，而朝廷见到官文的一纸奏疏，便下诏“就地正法”，实令汉员寒心。左氏在未接上谕前乃负气而走，后诏书下达，曾国藩邀他去安徽宿松大营，胡林翼也赶往此地。他们在宿松住了二十余日，日夜商讨，其中有多日是曾、左、胡三人摒除他人密谈。据左宗棠的后人左景伊分析，他们当时就是商议谋取国家政权，由湘军领袖取而代之，左景伊的《左宗棠传》中记载，其动议者是胡林翼。胡氏认为，当今之势，满人皇族腐败，已不堪统治全国，而太平天国自天京内讧之后，败势已定。湘军势力举足之重，待击败太平军后，一定是清政府的心腹大患。不久前，湘军攻下武昌，咸丰本来很高兴，打算提拔曾氏，而满员则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巷一呼，撅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听后脸色大变，收回了提拔的成命。所以，与其坐而待毙，莫如先发而制。胡氏说：“天下糜烂，岂能安坐而事礼让？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很可能他们在宿松所议的正是谋位之事。当时的意见分歧一定很大，其中心人物自然是曾国藩。曾氏以忠君卫道立命，自然坚决反对自立，使宿松的密谋没有结果。至于左宗棠的态度，他当时名声虽高，但尚未形成气候，胡林翼虽有谋位之想，但他自认为才气远不如左宗棠，势力更不如曾国藩，身体又十分虚弱，经常咳血，实难当长久之大业。他深知曾国藩“让道”、“克己”，不会冒篡位之险;而他对左宗棠的看法，以为“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所以，左宗棠才是最好的人选。无奈，当时左宗棠实力还太差，又是“待罪之身”，让他出来当国家之政，自然不是时候。当时让曾国藩去辅佐左宗棠，那是绝不可能的。人常言“事者，势尔”，当时的形势，胡林翼如何能扭转！
当时的议论，是咸丰十年的事。当时英法联军兵进京师，咸丰逃往热河，清廷政权岌岌可危。在这样的形势下，才有曾、胡、左等的议论。他们的议论，也是迫于集团和个人的未来命运的考虑。
第二年秋，咸丰死于热河，湘淮大将再次密谋。此时，左宗棠的楚军已成锐师，开赴江西战场与太平军作战，捷讯不断。接连攻取了太平军守城景德镇、德兴、婺源。又连败太平军名将、号称“黄老虎”的黄文金部，收复建德，解曾国藩的祁门之围。还在乐平与太平军进攻江西的主力李世贤大战。以少胜多，一战而败李世贤。左氏建军不到一年，便取得重大胜利，由曾国藩保举，诏授浙江巡抚，成为一方大员。左宗棠在江西大战之时，咸丰病死热河，出现前文提到的政局大变。曾国藩在安庆设帐，接到咸丰病死、载淳继位、八大臣顾命的紧急公文。这一信息激起湘楚地方督抚将帅的议论，湖北巡抚胡林翼从武昌赶去安庆，与曾国藩加紧密谋。此时左宗棠正与太平军激战，无暇赴皖，但他对谋位之想，却在诸人之先。胡林翼去安庆，捎去了左宗棠的一个事关重大的联语：“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信上说，这一联语是其登浮梁之神鼎山偶得。曾国藩一看便知其中暗机，“问鼎轻重”，趁其乱而谋其位。这是曾、左、胡去年多番密议过的事情。一年后值咸丰驾崩，载淳年幼，宫廷混乱，这时确是一个“问鼎”的绝好机会。但是，让谁去“问鼎”？曾国藩当时就想到左宗棠，但他又认为，左氏手中只有万把人，清廷的军队虽然腐败，但多年布置在江北的多隆阿、都兴阿、冯子材和黄淮流域的僧格林沁，都早有对付湘军的布置，左宗棠那点军队再能打，也难能胜之。所以，左氏势单力薄，此时想要起事，也绝无把握，更何况直隶、京津畿辅的清军力量更不可小看。他同样认为，即使湘军全师响应，也没有胜券可握。左军单方面行动，更是不自量力。
想到这里，曾国藩不寒而栗。口中只是称赞联语对仗工整，假装未看出门道。胡林翼自然也明晰左氏尚未成熟，于是深望曾国藩能当此重任。他向曾国藩分析形势，以为宫廷政变不可避，而湘军在此时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即让曾氏当机而断，拯救乱局。随之，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也劝曾在东南称帝，他愿拼力为辅。但是，曾国藩已经立定决心，将众人的劝说一一设法拒绝，且不留痕迹。
安庆这番“问鼎”议论又无结果。胡林翼回至武昌便病死了，左宗棠自知无力“问鼎”，清政府又高迁他为封疆大员，去了浙江，不久又升迁他为闽浙总督，还把西北塞防大计托付于他。他在西北为国家建下殊功，也得到殊荣，“问鼎”之想遂终。正如有关记载所称：他虽有“度夕陀想”，但由于清廷重用于他，又升迁如此之快，“朝廷待我固不可谓不厚”，才使他未行“问鼎”之举。可他仍抱有遗憾，所谓“误乃公事”，即由于清廷付以重任，为完成重任之“公事”，却“误”了“问鼎”的大计。
总之，左宗棠虽然未有谋位的大举，却实有“问鼎”的隐情。后来正史、野史的记述，并不是妄写的。
甲午前清廷国防的战略陷入两难
李鸿章与左宗棠两派争论的焦点，被称为“海防与塞防之争”。1870年代的清政府在战略目标的设定和战略过程的缔造上完全失能，最终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海陆并举”。
1874年春，日本以琉球船民被害为借口发兵台湾，勒索白银50万两而还。这是“同治中兴”十余年来第一次出现来自海上的入侵，故中日和约签署不过六天，恭亲王即领衔总理衙门上疏同治帝，极言练兵、简器、造船、筹饷为“紧要应办事宜”，并奏请将该折下发南北洋大臣并滨江沿海各省督抚，饬其详细筹划。之后半年，包括李鸿章、沈葆祯、左宗棠等在内的地方大员29人共递上相关折片60余件，纵论国防要务，史称第一次海防大筹议；后世史家又根据其中李鸿章与左宗棠两派争论的焦点，称之为“海防与塞防之争”。
“海防论”、“塞防论”相攻讦，表面上是政见差异，实则反映了陆海复合型国家（Rimland Power）在安全方面的双重易受伤害性，以及战略选择的两难；面对此种困境，如何在海陆两个方向上分配精力，用于国防建设的财政资源又从何而来，则成为现实考验。惜乎1870年代的清政府在战略目标的设定和战略过程的缔造上完全失能，最终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海陆并举”。
“海陆并举”实为财政黑洞
边疆战争之所以在历史上频频成为耗尽大帝国财力的元凶，关键在于因空间广大且缺乏补给而导致的“力量损失梯度”。博尔丁（Kenh Boulding）创造的这一术语描述了如下事实：随着军事单位深入远离基地的区域，其受损程度将逐步增加，相应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力则日益递减。若要尽可能多地降低损失梯度，一则必须改善交通技术，获得骑兵、公路和铁路，二要不计糜费地维持补给线。是故一切边疆战争，迟早会演化成交通战、补给战；而长期的、不可控的战争支出，最终将超出按算术数列增长的农业经济的承受上限。明朝之所以自15世纪中叶起大筑长城，便是因为收复河套所需的开支已为财政所不容，而宁可改行短期花费较少的防御战略。
左宗棠以塞防关乎社稷，坚持出兵新疆，自有其安全依据；然而他毕竟无法脱出“力量损失梯度”的限制，开支很快水涨船高。从1875年底到1881年夏，仅各省拨付西征战事的协饷就高达白银5230万两（账面），加上近1500万两的外债，每年要花费1/10以上的岁入继续新疆战事，这给千疮百孔的财政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而在蒸汽-钢铁时代，从无到有地创建一支海军同样所费不赀。不单是依托农业经济的清政府无法支持“海陆并举”的花费，即使是20世纪初的德国这样经济总量惊人、增长率高居世界第二的大工业国，要同时维持海陆双向的扩张也是举步维艰。
清廷的塞防偏好
尽管“海陆并举”成为了本次筹议的官方结论，但在1875-1881年，塞防所获经费的总额和优先度始终是高过海防的；若以甲午年为界，则1875-1894年的海防总支出不过白银3000万两左右，不及1875-1884年塞防开支（8000万两）的四成。造成这一状况的主因，在于左宗棠深明朝廷的特殊心理，对塞防与京畿安全的关联做了刻意强调。
左氏在1875年4月的奏折中指出：中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与陕甘以及新疆实为一整体；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蒙古不安，京师亦无晏眠之日。故西北名虽为边郡，实则如腹地，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分屯列戍，斥堠遥通”，才能令外人无隙可乘。如今，新疆之乱明系阿古柏、白彦虎篡逆，背后则有沙俄“狡焉思逞”，即使暂时节制兵事，也不可能打消对方的野心。莫若趁列强尚未大举介入，集中兵力将叛乱平定，如此方可绝后患。
平心而论，这番论证固然逻辑严整，但并无新鲜之处。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清廷先后在黑龙江左岸、大戈壁以西、西藏、青海与俄国以及准噶尔汗国交战，即是为了确保北方一体化防线的稳固。但左宗棠所言“图新疆为保蒙古，保蒙古以卫京师”，却道出了朝廷的心声：作为一个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满清对辽东“龙兴之地”―这是一旦丧失政权后满人的退守地―及其地理屏障蒙古的安危极为看重，康熙年间之所以不惜代价进行准噶尔战争，着眼点便在于确保满人的战略后院。
对海防论者尤为不利的是，1860年《北京条约》签署以后，英法美各国与清廷的关系趋于缓和。列强满足于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经济、政治收益，对入侵中国沿海暂时失去了兴趣。至于日本，虽然侵台事件构成了海防筹议的直接诱因，但明治政府内最激进的“征韩派”已经在1873年的政争中失势，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积累的矛盾要到六七年后才会公开化。即使是李鸿章本人，在1874年的对日谈判中也远未意识到这个“蕞尔小邦”的长期威胁。如此一来，只有正在中亚大举扩张的沙俄成为了最现实、也最迫近的危险，中国的国防资源向塞防倾斜也就顺理成章。
利益集团的博弈
戴维・德卢戈（David D’Lugo）在研究英德海军竞赛时发现，一个国家的体制适应性（Constitutional Fitness）或者说政体构成对它的国防能力的发展上限具有直接影响。以“一战”前的德国为例，由于帝国宪法以高度的税收自主交换了各小邦的政治服从，当中央政府需要在短期内筹集巨额军费时，会发现直接控制的税种数量不足，说服各邦增税则需要经过复杂的博弈。故德国的经济基础虽然较英国为佳，能够动员的资金却少得多。1870年代的中国同样身陷此种困境：李鸿章与左宗棠同为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中央财政瓦解的获益者，但在为自身偏爱的战略取向争取资源时，他们一方面竭力竞争中枢的认同，另一方面对其余督抚大耍手腕，国防财政遂变得愈发不能均衡。
相关参考
...此期间，湘军甚至讨论过是否待平灭太平军后再行灭清。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先生，曾以胡林翼给郭嵩焘书信中写道的“季公得林翼与涤丈左右辅翼，必成大功，独入川则非所宜也。”这句话认为胡林翼和左宗棠有“造反”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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