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托人问候康有为，为何这么做

Posted 2023-01-05 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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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托人问候康有为，为何这么做

当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国外，惊魂未定之时，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竟收到了李鸿章托人捎来的问候，甚至还收到了李鸿章的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

1896年李鸿章环球招摇了一圈之后，原先是打算东山再起，再回直隶总督的位置上卧薪尝胆。环球考察后的耳闻目睹，使李鸿章的思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由衷赞叹西方社会制度的同时，他也看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朝廷显然是不愿意给李鸿章一个机会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李鸿章在回京的第二天向慈禧太后汇报完出访的事后，晚上路过圆明园，一时兴起，便提步进去，看看圆名园遗迹，哪知道那时圆明园正在重修，慈禧和光绪隔三差五都要亲临视察工程，因此圆明园一直被列为禁区。李鸿章刚从海外归来，哪里知道这个规矩，于是以擅入禁地罪名被光绪罚俸一年，不准抵消。李鸿章此番倒霉，还是因为光绪皇帝对李鸿章一直有看法。李鸿章仍是回到了贤良寺继续着他的赋闲生活。

1898年4月，因为山东发生的一则事件，京城又重新变得鼓噪起来。

事情是有原委的：几个入侵山东的德国官兵有一天闲逛进了一间孔庙，他们恶作剧般地对待庙里的泥塑的孔子像，把这个泥人的眼睛戳成了两个洞，又弄断了泥像的一根胳膊。这件事被康有为、梁启超知道了，认为洋人侮辱中国的孔教，便写了一篇《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呈》的文章，在来京的所有举人中散发。在文章当中，康梁指出，德国人灭我圣教的举动，实际上是对泱泱中华的试探，如果不挺身而出的话，孔教亡而国也将随之而亡。

康有为们的宣传和发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共鸣。朝廷都察院门前又出现了公车填塞的现象，几天之内，很多举子上书给朝廷，要求朝廷妥善处理此事。与此同时，有不少官员递交了奏折，要求光绪皇帝进行变法。

雪片般的上书激起了光绪变法的雄心，这位一直懦弱而内向的皇帝决意效仿一下春秋时期的楚庄王，准备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了。

1898年5月29日，一个消息让康有为和他的维新党群情振奋DD恭亲王死了。这个当时皇室当中最聪明最能干的人，在他一辈子当中，对于自己皇室的热爱和责任远胜于对于天下的热爱和责任，这样的动机，使得他最终无法突破自己。临死之前，恭亲王言之凿凿地对光绪说：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光绪什么也没表示，他已经下定决心了。

两天之后，也即1898年6月1日，光绪接到康有为以御史杨深秀名义递上的奏折DD康有为因为官太小，没有权利上奏DD请皇上颁布谕旨，明定国是；6月6日，光绪又接到了康有为以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递上的奏折，请皇上立即宣布变法。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决定实施变法时，光绪一直没有见过康有为。只是由于康有为的奏折挑起了他的热情，热血沸腾的光绪草草地决定变法了，而他对于西方诸国实施改革和变法的具体步骤和思想根本无从谈起。变法之前，还有着一个户部尚书、老师翁同在光绪身旁出谋划策，但变法的第4天，翁同因为户部的集体贪污案事件，被慈禧太后下旨免去职务，驱逐回籍。这样，在光绪的身边，几乎没有贴心助手和谋士了。整个变法过程中，康有为只靠奏折来给光绪出谋划策，那段时间，康有为仿佛有着无穷无尽的精力似的，他几近于疯狂地上书，以各种名义向光绪递交的奏折，加起来足有一人之高。

一开始，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对于这样的变法和维新并不表示反对，在慈禧看来，这样的变法和维新，是清国最后的机会了，能改变一下，总比坐在这儿等死好。最初，康有为通过各种渠道几次给光绪递上的关于清国政体变革的奏折，光绪都送到了慈禧手里。慈禧也都认真地读了，对于康有为谈到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慈禧还是颇为赞赏的。

1898年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没有表示反对。6月10日，光绪命令翁同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6月11日，光绪发布变法诏书，清朝变法开始。

变法这一天，光绪专门去了一趟颐和园，为的是告诉慈禧。并且，光绪还给慈禧带去了几份关于变法的奏折，其中就有康有为介绍世界强国变法的宏论。光绪皇帝在慈禧的榻前汇报，慈禧斜倚在榻上眯着眼睛听，她感叹这些奏折说得很透彻，可以一试。光绪看见慈禧高兴，就建言把这几本折里的内容印刷一下，大臣小吏们人手一册。慈禧点点头：就这么办吧。

光绪皇帝的变革令涉及经济、文教、军事和政治等各个方面，其中经济体制变革令有70多件，鼓励民间对农工商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发展银行，减免税收，变革财政制度等等。文教变革令80多件，明令变革过去按照书本选拔人才的方法，废除八股文，以后的考试要考三场：一为历史政治，二为时务策略，三才是四书五经。政治变革令最多，达90多件，包括精简机构，裁减官员，立即撤销通政司、光禄司、太仆寺、大理寺等。在变革令中，还大力倡导鼓励官民论政。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直到6月16日，也即变法后的第6天，光绪皇帝才召见康有为。这算是光绪第一次见康有为，并且，也是在维新变法中的唯一一次见面。

戊戌变法就这样充满着神秘和难解的因素。

当康有为走进等候传旨的朝房时，恰好荣禄也进入朝房。荣禄是因为昨天得到直隶总督的任命，按照朝廷的规矩来谢恩的。荣禄看见康有为后，主动向康有为打起招呼：你是经天纬地的大才啊，请问对于时局有什么好办法吗？康有为硬邦邦地回答道：非变法不能救中国！荣禄说：我也知道法应该变，但问题是，数百年所形成的法，岂能是说变就变得了的？康有为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杀几个一二品的大员，则新法行矣。康有为的话让荣禄打了一个冷战，荣禄觉得脖子上倏地一下，掠过一阵寒风。

这一次光绪接见康有为长达两个小时。见到光绪之后，康有为开门见山地说：清国快要灭亡了。光绪道：这都是那些保守的家伙造成的。康有为说：皇上要靠他们来革新，那是缘木求鱼。光绪问：先生有什么高见？康有为便抓紧时间阐述自己的变法主张，他先是否定科举，因为他们使整个国家沉湎于过时的知识中，对国外一团漆黑。然后，康有为正式阐述他的主张了，他从变革的必要性讲起，一直说到变革到底应该怎样变，变多少等问题。康有为滔滔不绝地阐述着。光绪耐心地听着，由于康有为一口广东话，光绪听得有点艰难，但他还是耐着性子。一直过了很长时间，光绪才示意会谈结束。

数天之后，光绪皇帝的旨意却让康有为很是失望。光绪在军机处上报考虑给康有为六品的官职上批复，康有为被任命为在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是一个六品官。而康有为三年前就是一个六品官了。

康有为怎么也想不明白光绪是怎么想的。感到气馁的还有梁启超。康有为没有升官，预示着梁启超更没希望了。半个月之后，光绪帝也召见了梁启超。召见后的结果，同样也是给了梁启超一个六品官：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一气之下离开了京城，懒得去参与这样的新政了。

就这样，在维新变法中，出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在变法的100天中，作为变法的推动者光绪皇帝，和变法骨干康有为、梁启超等，竟然只见过一次面。而谭嗣同等，都没有见过光绪。真搞不清光绪到底在打什么算盘，也许，凭光绪的直觉，他觉得康有为是一个难当大任之人？或许，光绪根本就没有考虑该怎样去扭转乾坤，以为一切事易如反掌？于是，100天的变法中，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所有的主意都由光绪皇帝做主，而光绪皇帝明显表现出经验不足，时而独断专行，时而当断不断，弄得下面无所适从。一种幼稚的政治谋略和手腕，不仅推进不了变法和维新，同时，也激化了矛盾，引起了朝廷大臣的普遍不满。

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后不久，慈禧有一天召见了李鸿章，慈禧是在替光绪担心，毕竟，最熟悉光绪的，就是慈禧了。闲谈之际，慈禧问李鸿章那个叫康有为的人到底怎么样，李鸿章将康有为描绘成一个幼稚而浮躁的书生：这个人是个书生，也如市井中喜欢争强好胜打官司的人。慈禧继续着她的不解：那么，洋人为什么支持他们呢？李鸿章没好气地说：那是洋人们不了解中国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当成他们的知识分子了。等洋人们了解了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怕也来不及了。李鸿章这一番话是有潜台词的，也是有体会的。李鸿章是太熟悉中国旧式知识分子了，熟悉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能力，在李鸿章看来，康有为、梁启超同样是书生，只是空谈和满腔热血，没有政治谋略和经验，也缺乏起码的政治手腕和妥协精神。而依靠着他们进行改革，肯定是绝难成功的。

李鸿章对于变法的不看好，还在于他深深了解光绪这个人。只不过李鸿章对于皇上不好直接评价罢了。李鸿章深知，在帝制传统的国度中，帝王本身的素质对于国家的前途太重要。甚至可以说，国家命脉，系于一人之身。在这样的体制中，最高权力才是撬动社会前行的唯一杠杆。被寄予厚望的光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迂腐而懦弱，意志薄弱，神经过敏，他的人品、才干、意志力等，都谈不上能担当大任，更谈不上扭转乾坤。对这一点，洞察人情的李鸿章岂能不明白呢？

变法期间，有人曾对李鸿章建言道：现在太后与皇上意见不合，您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李鸿章实在是不想趟这一摊浑水，他只想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看。李鸿章当然希望暮气沉沉的局面有所改善，也希望那些腐朽的观念和人物在暴风雨中得到濯洗，有时候，李鸿章甚至愿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这个腐朽的朝廷冲得一干二净，一了百了。当然，这样的想法，是李鸿章赌气时候的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李鸿章还是千方百计地想着补救的，在李鸿章看来，濯洗更重要的是方式，没有方式，再好的动机，只会是一厢情愿。随着年岁的与日俱增，对于口号和主张，李鸿章已提不起大的兴趣了。实际上在李鸿章与康有为之间，有关维新的想法和主张是有很多相同点的，无论是光绪倡导的中体西用，还是康有为的尊君权，都与李鸿章的主张一致或相近。只不过，李鸿章从来不以这样的过激而高调的方式来进行操作，也不想大张旗鼓地提出口号。在更多时候，李鸿章一直放低自己的姿态，以一种忍辱和妥协的方式，像一个农夫一样，寻求着在岁月中一点一点地改变。

从变法的第一天起，李鸿章就对光绪以及康梁的能力和方式持怀疑态度。维新变法的那段时间里，老谋深算的李鸿章一直躲在贤良寺中。

1898年9月，光绪的一个雷霆动作引发了轩然大波。

9月初，礼部一个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六品主事王照看到皇帝与太后关系微妙，大胆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光绪母子二人出访外国，并以日本为出访的第一站。礼部尚书怀塔布认为奏折太出格，便将奏折扣下。光绪知道这件事后，大发雷霆，认为礼部尚书无端阻挠言路，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与另外四个侍郎一同革职，让王照连升三级，官至三品，以示激励。

紧接着，光绪又下了一道更令人惊骇的圣旨：任命四位新军机章京，他们是：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明确规定：所有奏章，由4人圈阅；所有上谕，均由4人拟定。原来的王公大臣和军机处之军机大臣，被搁置一边。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虽然表示了光绪帝的变法决心，但明显暴露出光绪在处理事务上的草率和鲁莽。毕竟，名不正而言不顺，以区区四品，怎么指挥那些一品二品大臣呢？朝廷老臣顿时不满，他们纷纷跑到颐和园向太后哭诉。

没过几天，事情轮到在家赋闲的李鸿章了，光绪突然下诏：罢免李鸿章总署大臣之职，令其勿在总理衙门行走。接到圣旨的李鸿章不由得啼笑皆非，此时，李鸿章已基本赋闲在家了。

在此之后的局面更不可收拾了。大约是光绪自感压力很大，维新政策推不动，整日在宫中大发雷霆，弄得手下大臣和太监惶惶不可终日。朝廷老臣们不敢怪罪于光绪皇帝，于是，便迁怒于那些变法的维新党人。时间到了9月下旬，北京的政局变得更加微妙了。慈禧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感到维新局面的渐渐失控，感到了威胁的阴影。而这时候，光绪方寸大乱，不知要做些什么，并且，一意孤行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更让人觉得鬼使神差的，可能是光绪预先知道危险信号了，他突然下旨，让康有为离开京城。到了下旬，一件事情让颐和园的慈禧觉得非常震惊DD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华，光绪安排20日在宫中接见他，外界传闻光绪拟聘伊藤博文为清国维新顾问；同时拟邀担任清国顾问的，还有美国人李提摩太。这样的说法让慈禧很生气，毕竟，伊藤和日本是清国的仇人，旧恨未消，皇上却私下有这样的打算，实在有伤体统！慈禧一直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在她看来，面子是做人最根本的，更让慈禧感到危险的是，有人报告，光绪召见了驻扎在天津小站的新军首领袁世凯！

9月20日这一天在一种微妙无比的气氛中度过：早晨，光绪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上午，康有为离开了生活数年的南海会馆，悄然奉旨出京；中午，袁世凯乘火车回到天津；下午，光绪接见了伊藤博文，会见的同时，慈禧在屏风那边聆听。21日，慈禧宣布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24日，朝廷宣布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治罪。26日，上谕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此案。28日，军机大臣传谕刑部，将谭嗣同等6人一起绑赴菜市口正法。被杀的6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维新的结果真的被李鸿章预料到了。变法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段，缺乏根基和策略，缺乏缜密的实施方案，缺乏方向性，也缺乏争取与妥协，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带有悲壮意味的一厢情愿和一意孤行，导致了最后的失败。在贤良寺，李鸿章在第一时间里听到了这样的变故，惊诧之余，李鸿章也颇为难过。对于维新改革，李鸿章的内心一直很复杂。毕竟，戊戌变法是应该迈出的一步，而这第一步刚刚迈出，就输得一塌糊涂。

那段时间里，李鸿章一直把自己紧闭在贤良寺中，他既没有参与慈禧幽禁光绪的行动，也没有发表同情光绪维新的言语。他与这一切都保持着距离，只是暗中设法保护一些新党人士。9月24日，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及其随员大岗育造，酒过三巡之后，谈起康梁变法。李鸿章先是试探伊藤博文的态度，然后为康梁辩解说：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对于朝廷重责的罪人，李鸿章的看法还是与他们不一样，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并且预言：康梁日后必大有作为！

不过老辣而狡猾的李鸿章还是借助于维新变法的失败让自己东山再起了。政治就是一种多人围坐的扑克牌局，即使是同仁身败名裂，自己仍可以从中获利。李鸿章是深谙政治牌道的。1898年11月，朝廷在平息了戊戌变法之后，打算废立光绪，慈禧最担心的是洋人们集体干涉，于是派荣禄来李鸿章这里，想让李鸿章打探消息，安抚洋人。李鸿章就汤下面说：洋人直接的态度可能难以直接问起，不如任命自己为两广总督，这样，各国领事就会来祝贺，到那时，就好跟洋人们沟通了。荣禄回去后向慈禧转达了李鸿章的意思。平息了维新变法的风波之后，慈禧此时正想借助于老臣们的力量稳定政局。这种情况下，上谕很快就下了，李鸿章东山再起，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李鸿章愉快地接受了这样的任命。

冬日的阳光下，李鸿章在贤良寺的门廊里迎接着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到来。英国公使首先祝贺李鸿章被重新任命，说自己是特意来为他送行的。李鸿章为公使安排了家宴，在酒宴上，窦纳乐突如其来发问道：听说贵国要废掉光绪皇帝？

问话的同时，窦纳乐死死地盯着李鸿章的脸，试图在这张苍老的面容上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李鸿章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用一种标准的外交辞令温和地说：公使大人，我想，无论如何，这应该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吧？窦纳乐也不甘示弱，一板一眼地说：我是大英帝国的驻华公使，如果以后有外交上的交涉，关于中国的最高元首，除了光绪皇帝之外，大英帝国不承认别的什么人。李鸿章点点头，他算是明白英国公使的态度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待维新变法的事情上，李鸿章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看法，丝毫也没有因为朝廷对于康有为的态度而改变。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各地纷纷奉懿旨捉拿康梁。准备就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临走前晋见慈禧谢恩，在朝上，慈禧拿出有人弹劾他是康党的奏折给他看，没想到李鸿章硬呛呛地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慈禧没料到李鸿章竟这样回答自己，一惊之下，竟不知怎么把话题问下去了。李鸿章到了广州之后，又有人向他请教对康有为的看法，李鸿章再次脱口而出：朝廷意抓康党，尔等无需怕，吾即是康党！把在场的人吓了一大跳。在这件事上，李鸿章可以说是悲愤交加，对于朝廷如此对待改革者的方式，李鸿章伤透了心。从本质上说，李鸿章一直是比较有个性的人，只是在很多时候，出于各种各样的利益和权衡，李鸿章将个性隐藏了起来，给人一个老谋深算的印象。在经历一系列大起大落之后，77岁的李鸿章已觉得无所谓了，他看透了清国腐朽而顽固的做派，也对这个风雨之中的朝廷深感失望。尽管李鸿章与康有为在很多地方的观点不尽相同，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康有为们遭到的下场，不免让李鸿章伤透了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冒出这样的话来，也不足为怪了。

不仅如此，在对待康梁问题上，李鸿章还有一系列相应的行动。当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国外，惊魂未定之时，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竟收到了李鸿章托人捎来的问候，甚至还收到了李鸿章的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一个清国显赫地位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心情。对于康梁，李鸿章确实是有私爱的，不管是对维新党人的同情也好，还是给自己留后路也好，李鸿章最起码表现了自己的勇气和主见。中国的确需要关键时候能够立得起来的人才，需要有新观念、新思想，有想法，有胆略的新式知识分子，李鸿章幻想着有朝一日如果真正地对清国进行改造的话，那么像康梁这样的人才，是必然要用的。

1900年1月，在贤良寺居住了5年之久的李鸿章离开了京城。在接到朝廷的任命书后仅10天，李鸿章就带着他的三眼花翎，像一只候鸟一样飞去了南方。

梁启超为何一直坚持“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

他说：“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只要襟怀坦荡，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他曾经两次公开表示与老师康有为的分歧。第一次是在流亡日本期间，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他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反对康有为在海外掀起的“尊孔保教”运动；第二次是在民国时期，1917年张勋复辟期间，梁启超助段祺瑞起兵讨伐张勋，他先为段祺瑞起草了《讨张勋复辟通电》，意犹未尽，又于次日公开发表《反对复辟电》，痛斥张勋、康有为“公然叛国叛道”，指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颜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矛头直指他的老师康有为。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也是这样。袁氏在戊戌政变中有告密之嫌，“六君子”因此被杀，康、梁也因此流亡海外十几年，可谓势不两立的仇人。但辛亥革命以后，从国家命运的大局出发，梁启超最终还是选择了与袁世凯合作。然而，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梁启超则抱病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斥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并发起“讨袁护国”运动。段祺瑞 >诸如此类，给外人一种“善变”“屡变”的印象。同盟会干才、辛亥革命元勋，自号石叟的谭人凤就说他“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对此，梁启超从不辩驳，他的学生有个说法：“盖梁本坦率天真，纯粹一学者，交际非其所长，尤不知人，为生平最短；但大事不糊涂，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 >梁启超 >在这件事上，郑振铎说得最为透彻，他自问：“世人对于梁任公先生毁誉不一；然有谁人曾将梁任公骂得比他自己所骂的更透彻，更中的的么？有谁人曾将梁任公恭维得比他自己所恭维的更得体，更恰当的么？”恐怕没有，于是他说：“梁任公先生便是一位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的，便是一位真能将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在他看来，梁启超“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可称道之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这是梁启超始终不变的，他也是一直教育儿女这样做的，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孩子们，要树立“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随便别人怎样看你，随便遭遇怎样的环境，“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 >郑振铎 >（解玺璋：《梁启超传》，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作者简介：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季我努学社顾问、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编辑：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所研究生萧宸轩）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