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取消“人头税”，是乾隆时期人口激增的原因

Posted 2023-01-05 家族

篇首语：做好自己，不为别人的欣赏而存在，却为着自己的特色而活着。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雍正取消“人头税”，是乾隆时期人口激增的原因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雍正取消“人头税”，是乾隆时期人口激增的原因

五千年来，古代中国一直是定耕农业国家，其重要制度譬如商礼周礼、周公制宗法、秦汉立郡县制、隋唐行均田制、明清改行混合财税制……均围绕着定耕农业而制订，一切皆以有利农耕为最高原则。古典中国文化是定耕农业文化，农户家族是社会组织的细胞，农业是基础产业，定居是基本生活模式。围绕这一文明轴心，培育并形成价值信念、社会组织、制度体系、农业技术、宗教信仰、习俗约定、政治组织设置和行为伦理。

明朝以前的古典社会服务于建设一个封闭的、简单均一的社会，其显著特征是定居和定耕，自给自足，无为而治。在理想情形下，农民无意四处走动，对外界兴趣索然，这对于维护制度稳定有好处。此制度框架允许少量旅行者、挑贩、走亲戚，然而不允许数量大到动摇定居方式的根基。假如农民大批离开村庄居所开始移民，尤其非家族性的个人漂泊，必导致家族作为社会细胞的解体，古典文化制度就彻底失效。说流动人口，必先说商人。商人天职是交换各业劳动剩余产品，重新配置生产生活资料，职业特征是走街串巷，跋山涉水。明以前商人数量不多，一方面对国民经济贡献很小，不足以补充国库税收，另一方面商人四处游走，增加不稳定因素，很难被整合进定居结构。

史料显示，从秦汉至明清两千年，尤其隋唐后一千年，社会面貌和农业生产力几乎没有明显改变。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聚族而居的村社组织，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中央集权的朝廷政治，基于人口和耕地的二元税制，千年以来一如既往，时间仿佛凝固，社会纹丝不动。譬如朝廷的政治中央集权、儒法典章、儒道佛信仰、人头税加土地税的两型财政、宗族社会组织、科举选仕、道德文章、人畜混力耕作、农业靠天吃饭、二十四节气，天干地支历法……长此以往，延绵不绝。

在现象凝固的背后，不能忽略一种视而不见却富有活力的变动因素。几千年来，它仿佛一股火山熔岩，从来没有平息，在慢慢地积聚压力，寻觅豁口。这股汹涌的熔岩，就是子嗣繁殖，是我们民族无限生育的梦想！灿烂的儒教文明最终衰落，其原因之一是无限激励人口繁殖，农业生产上却无法供给相当的粮食，于是过剩人口犹如漫过大堤的洪水，冲垮了儒教自身的统治。儒教乃是自掘坟茔。这个过剩的人口，是近代江湖的先驱。

从古至今，人口繁衍都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文化因素。历代中国天灾人祸乃是家常便饭，二十四史记载天灾年年不乏。每逢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必有大批平民死于屠戮或饥饿。然而，令人称奇的是，一俟太平人口数量总是迅速复原，甚至比灾难前更多。

中国人口的增长活力向来以两种因素决定，一是自然繁殖，二是儒教制度激励。在儒教制度内部，又有两重因素激励生育：第一是生育价值观，第二是家族组织细胞。生育价值观，有如多子多福、香火绵延、人丁兴旺、子孙绕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修家谱、辨血脉、兴太庙、举宗祠……举凡皆奉为人生大事。家族组织细胞便是社会组织的家族化，一切以家族为根基，譬如土地权属制度、宗法制度、社区里甲制、税赋、征兵、田间生产、民间械斗，都以家庭或家族为细胞单元，这意味着家族不止是血缘组织，也是经济和社会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意味着利益，比血缘还重要，家族人口多，自然势力大，容易取得生存优势。而家族组织的增长，唯有靠生育繁殖。所以，这两个因素都刺激家族人口增长。

本站网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土尔扈特东归唱响大一统合奏曲

　　康熙、、三朝，时间跨度130多年。康熙奖励垦荒，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发展，抗击沙俄、平定边乱、册封班禅，巩固了多民族的国家。雍正实行摊丁入亩，废除汉唐以来的人头税。乾隆平定回部的叛乱，清朝国力达到鼎盛，史家称这一时段为“康乾盛世”。在盛世下土尔扈特部的东归，投入祖国怀抱，奏响了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壮丽凯歌。> > 　　康、雍、乾三朝，时间跨度130多年。康熙奖励垦荒，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发展，抗击沙俄、平定边乱、册封班禅，巩固了多民族国家。雍正实行摊丁入亩，废除汉唐以来的人头税。乾隆平定回部叛乱，清朝国力达到鼎盛，史称这一时段为“康乾盛世”。在盛世下土尔扈特部的东归，投入祖国怀抱，奏响了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壮丽凯歌。> > 　　盛世主要表现在人口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加。《清史稿·圣祖本纪》记载：康熙二十年（1682年）：“丁户一千七百二十三万，征粮二千二百一十八万三千七百六十四两有奇。盐、茶课银二百三十九万九千四百六十八两。铸钱二万三千一百三十九万。朝鲜、厄鲁特入贡。”到康熙五十年，统计数字有了大幅增长：“丁户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田地六百九十三万三百四十四顷三十四亩，征粮二千九百九十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两八钱。盐课银三百七十二万九千二百二十八两。铸钱三万七千四百九十三万三千四百有奇。”在短短30年间，人口增加四成多，按五口之家算，全国人口突破一亿。征粮和盐茶课税财政收入，也增长了三成。到乾隆五十五年，人口突破三亿，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基本上比较安定。这无疑是康熙养民，让民休养生息的结果。> > 　　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三朝”以农业“为国之本”，大力发展经济，实施“裕民”政策，达到家给人足。这也是盛世形成的原因。满清起源于渔猎民族，但入关后重视农业的程度，一点也不逊色于汉族王朝。在《清实录》中记载了有关发展农业的大量举措。以农为本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康熙所说的：“农事实为过之本，俭用乃居家之道。是以朕听政时，必以两者为先务。”他还进一步强调：“从来致治之道，裕民为先，惟以海内富庶为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清朝开始实施大规模发展农业的计划：全面推行垦荒政策，自康熙元年（1662年）起，朝廷发旨，要求五年内将全国的荒地全部垦为农田。凡垦荒成绩突出的省份和官员受奖，反之则受罚。为资助农民垦荒，起征年限一再放宽，用以鼓励垦荒的积极性。到雍正、乾隆年间，垦荒逐步向边疆地区发展。与此同时，指令各地特别是驻边疆地区的军队实行“军屯”。土地广为开垦，耕地逐步增长。据《清实录》上统计：康熙六十年，全国土地已达 7.3亿亩；雍正时增长到8.9亿亩，乾隆末已超过10亿亩。史称：“盖自雍、乾以来，各省军屯民垦称极盛焉。”同一时候，又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整治运河。自康熙十七年实施治黄，历30年，肆虐半个多世纪的黄淮水患，得到根治，黄河“安澜顺轨百有余年”。乾隆时继续大规模兴修水利，胜过前朝，总计“河工、海塘，以亿万计”，因此农业连年丰收。> > 　　国家富强了，康熙却也还有自知之明。四十二年，大学士诸臣贺祝皇帝五十大寿，恭进“万寿无疆”屏，康熙婉谢了，只收下大臣们写的贺册。湖广巡抚刘殿衡建造御书楼珍藏康熙御笔，显然有拍马屁之嫌，受到严厉申斥，并发旨严禁借修造侵吞盘剥百姓的贪官污吏。康熙在文化建设上却不吝惜花钱，先后编修《古文渊鉴》《康熙字典》。他在救济灾民上也舍得花钱。> > 　　四十九年十月，康熙在诏书中说：“朕临御天下垂五十年，诚念民为邦本，致在养民。迭次蠲租数万万，以节俭之所余，为焕解之弘泽。惟体察民生，未尽康阜，良田生齿日繁，地不加益。宜沛鸿施，借培民力。自康熙五十年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地丁钱粮，察明全免。历年逋赋，一体豁免。其五十一年，五十二年应蠲省分，届时候旨。地方大吏以及守令当体朕保之怀，实心爱养，庶几升平乐利有可征矣。文到，其刊刻颁布，咸使闻之。”> > 　　康熙皇帝活到68岁，在位61年，他的一生既充满统一帝国的艰难奋斗，又有抚民爱民的慈悲心怀。在清朝历代帝皇中，他是最有成就的一位。他一生苦研儒学，提倡程朱理学，开博学鸿儒科，设馆纂修《明史》，编辑《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他对自然科学，诸如数学、水利、测量等亦多涉猎，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不容易的。比之于明朝中晚期那些占着皇帝的尊位不干活，贪图享乐的人来说，亦难能可贵。从他晚年的诏书，更可以看出他保民安民的心迹。当然，他也屡兴文字狱，残酷镇压反清思想，为巩固大清统治也在所必然。> > 　　康熙朝开创了全新的盛世局面。雍正朝承前启后，继续开拓进取，不但巩固了前辈创造的治国基业，而且又有所发展。乾隆朝继前三代之大成，始成“全盛”之势，将清朝政治、经济、文化推到了顶峰。清朝的盛世持续达百余年，为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盛世。封建社会中盛世的形成，皆非偶然。造成盛世的直接原因有种种，但根本原因要看他们所施行的政策和具体做法是否得民心，顺民意。清朝入关后，时时以明亡为戒，大力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扫除明末以来的贪风和颓废之气。摄政王下令：“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 帝也说：“安民之本，首在严惩贪官。”> > 　　正是大力整肃吏治，政治形势好转，使清朝在中原得以立足。到康、雍、乾三朝仍把吏治摆在了治国的首位，康熙“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严惩贪吏，奖励廉吏清官。如于成龙、鄂尔泰，都是当时著名的清官。雍正即位后向臣民宣布：“朕惟国家首重吏治。”他针对圣祖晚年吏治有所松弛，又加大了打击贪官的力度，“吏治不清，民何由安！”要求各级官员必“以实心行实政。”乾隆朝已进入鼎盛，仍不放松吏治，以“整肃官方”达到“惠民斯民之至意”。> > 　　三朝澄清吏治，一脉相承，且不计地位与权势。如总督、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朝中高官，连同皇亲国戚，只要犯赃，必予严惩。乾隆帝以贪污罪处决了他的内弟、原任两淮盐政、后任内务府总管的高恒，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经数十年不断整顿，用岳阳楼记里“政通人和，百废诸兴”来形容也是恰当的。> > 　　盛世之下，三代皇帝执行国家“大一统”方针，制定了若干正确的民族政策，使边疆安宁，长治久安。早在入关前，清廷就建立了满蒙汉的政治联盟，实行“满汉一体”、满蒙联姻的亲谊政策，将东北、内外蒙古广大地区纳入到清朝统治之下。入关后，到康熙朝，统治者的国家疆域与民族观念为之一变：三十年，康熙皇帝提出废长城，“中外一视”的重要思想，突破了两千年来因长城而形成的内外之分、华夷之别的旧观念，把“大一统”的政治理念进一步发展。然而，西北地区的准噶尔部抵制“大一统”，屡次兴兵作乱。康熙二十九年首战噶尔丹，再战策妄阿拉布坦；雍正时三战噶尔丹策零；乾隆朝先战达瓦齐，再战阿睦尔撒纳，三战新疆回部霍集占，皆以胜利告终。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西北包括青海、新疆等地及西藏问题宣告解决。三代人共花去70余年，以重大代价赢得了最后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西南地区，雍正实施体制改革，废土司，设置流官，即“改土归流”。乾隆初结束了土司统治制度。> > 　　康乾盛世是清朝近300年历史中最兴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它以一系列的成就显示了盛世辉煌。乾隆朝人口突破3亿，耕地面积10亿亩。照此计算，人均耕地仅3亩多，一年的粮食产量能养活3亿人，可见农业发展已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再看财政，顺治时入不敷出。康熙末年，国库存银1000万两，雍正五年已达5000万两，乾隆朝最盛时，国库存银高达8000万两。国家财政充足，朝廷惠于民施，大规模减免钱粮。仅据《清圣祖实录》统计，自康熙元年至康熙四十六年，累计免去全国地亩人丁银共1.17亿两。自康熙五十年起，三年内总减免全国新征、旧欠银共3206万余两，同时宣布“自是后年所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时先后四次减免全国钱粮，总额达1.2亿两。> > 　　盛世之下，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充分显示了大一统国家巨大的凝聚力。土尔扈特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大约在16世纪，厄鲁特蒙古分为硕特、杜尔伯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四部。他们主要生活在伊犁河谷、额尔齐斯河两岸，塔尔巴哈台和乌鲁木齐一带。四部中以准噶尔部势力最为强大，居厄鲁特蒙古之首。长久以来，准噶尔部贵族以其势强，欺侮凌辱其他各部。但各部不堪忍受自立可汗，不相统属。其中土尔扈特部因不满准噶尔贵族的暴虐压迫，早在明元年（1628 年），在部汗和鄂尔勒克率领下，带领约20余万人口，被迫从塔尔巴哈台地区向西迁移。他们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辗转来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当时那里人烟稀少，便于放牧。他们就在那里逐水草围猎，设立执事官员“宰桑”，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游牧汗国。> > 　　土尔扈特部离乡背井，像一只孤雁飘落在沙俄境内的伏尔加河流域。但这支蒙古族的后裔，始终认为是华夏族的成员，是圣祖大家庭的组成部分。他们心系蒙古草原，心系祖国。崇祯十三年（1640年），部汗和鄂尔勒克带着儿子们，参加了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召开的厄鲁特与喀尔喀蒙古首领会议，制定了《蒙古卫拉特法典》。从部落老一辈恩怨分裂，流落异乡，至今过了一百余年，经历了四五代，老一辈的恩仇渐渐淡忘。毕竟同为蒙古人，血浓如水。土尔扈特部与厄鲁特蒙古始终保持着通婚关系，两部之间始终血脉相连。鄂尔勒克的女儿嫁给了准噶尔巴图尔珲台吉为妻。土尔扈特汗阿玉奇就是巴图尔珲之女所生，幼年曾在准噶尔部生活过。> > 　　大清朝取代大明朝以后，蒙古族是满族的政治盟友，土尔扈特部开始不远千里回国来向清朝廷进贡，表达他们爱国的赤子之心。顺治十二年（1655年），土尔扈特部遣使向清朝“奉表贡”。康熙三十六年（1691年），土尔扈特汗阿玉奇派遣使者入贡，庆贺清廷平定噶尔丹的胜利。康熙四十三年，阿玉奇的嫂子携带她的儿子阿喇布珠尔前往西藏朝拜达赖喇嘛，由于准噶尔部贵族策妄阿拉布坦的阻挠，无法返回伏尔加河。阿喇布珠尔便派使者到北京，请求朝廷允许他一行叶落归根。清廷封阿喇布珠尔为固山贝子（第六等爵位名，如同王、侯），令喇布珠尔一行定居于嘉峪关外。这可以说是土尔扈特部第一次人数不多的东归。由于策妄阿拉布坦的阻碍，康熙五十一年，阿玉奇汗派遣使者取道俄罗斯前来北京，进贡方物。> > 　　清朝廷为了表示对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的关怀，康熙五十一年，派太子侍读殷扎礼、理藩院郎中纳颜、内阁侍读学士图理琛和厄鲁特蒙古人舒哥、米斯等五人组成使团，前往伏尔加河流域看望土尔扈特部。出发前，皇帝向他们颁布“圣训”，要他们“问阿玉奇汗无恙”，并表示送回贝子阿喇布珠尔，使他们父子、叔侄团聚。使团从当年五月由北京出发，千里迢迢，历经艰险，于康熙五十三年到达伏尔加河下游，受到土尔扈特部广大人民的热诚欢迎。阿玉奇的哥哥、阿喇布珠尔的父亲派人给使团送来马匹、土产等礼物。土尔扈特部的台吉、喇嘛前往欢迎，沿路陈设筵宴。阿玉奇汗在驻地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使团向阿玉奇汗转达皇帝的问候。阿玉奇汗对的关怀表示十分感激，详细问及祖国的状况，并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再次表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图理琛《异域录》）。清朝使团在土尔扈特部驻地逗留了十四天，圆满地完成朝廷交给的使命。使团于康熙五十四年回到北京，受到康熙帝的嘉奖。> > 　　沙俄帝国在彼得一世统治下，长期以来执行对外扩张政策，相继发动了对瑞典北方的侵略战争，接着又对土耳其开战。频繁的战争，无疑加重了对各族人民的勒索，同时强征各族青年入伍，送到战场上去充当炮灰。这就给土尔扈特部人民带来了深沉的灾难。1761年，土尔扈特部曾发动起义，遭受沙皇的残酷镇压。彼得一世的继承者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68年、1769年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再一次向土尔扈特部征调大量男子去前线当兵，竟然命令“十六岁以上者尽行出兵”。土尔扈特汗渥巴锡，一面率数万部众前往参加对土耳其战争，一面暗中准备反抗沙俄，率部东归祖国。> >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秋十月十一日，渥巴锡汗召集土尔扈特部所属大小执事官员会议，讨论东归之事，得到全体与会人员的热烈拥护。十一月十九日，渥巴锡汗又召开全体战士大会，在会上控诉了沙皇的罪行，要他把儿子送到彼得堡当人质，还要征发一万名土尔扈特人替俄国送死。他侄儿策伯克尔多济也在会上控诉沙皇企图把土尔扈特人全部沦为奴隶的罪行。> > 　　战士们义愤填膺，决心返回祖国。> > 　　这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从伏尔加河到东方的祖国，遥遥万里，况且已入冬季，风雪漫天，山高水远，沙俄发现了肯定要沿途堵截围歼。3300多户、近17万的土尔扈特人，携妻带女，老弱病残，一路上的粮食、柴草从哪里来？饥寒交迫的日子怎么度过？渥巴锡汗和他的部众们，似乎来不及细想，他们只想摆脱沙俄的残酷压迫和欺凌，只想重新投入祖国的怀抱。十一月二十日（1771年1月5日），渥巴锡汗带头焚烧了自己的宫殿，部众们也都纷纷将自己的住所、带不走的家具、杂物烧毁。整个草原一片熊熊烈火，那漫天的烈火就是土尔扈特人返回祖国的不可逆转的决心。> > 　　渥巴锡汗将东进的队伍组织得很好。为了抵御沙俄的血腥镇压和追击，土尔扈特的精壮男青年组成的敢死队，走在最前面担当先锋；渥巴锡汗带领两万战士殿后；妇女儿童老弱病残或骑牛骑马，或乘牛马车，间或步行，走在主力队伍的中间。土尔扈特部的东归义举，惊动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她急忙调动军队拦截追击。这样，土尔扈特人面临着前有哥萨克的拦截，后有俄国追兵袭击的险恶境地。> > 　　经过八昼夜几乎是不敢好好停下睡一觉的急行军，渥巴锡汗率领的土尔扈特人，越过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把尾追的俄兵抛在后面。先锋部队摧毁俄军要塞，保护大队抢渡乌拉尔河。十几万人的部队和男女老少要渡过乌拉尔河，其难度可想而知。土尔扈特外翼的一部，曾与哥萨克人遭遇，短兵相接，浴血奋战。在付出重大牺牲和代价以后，终于杀开一条血路，打通了东进之途。> > 　　前面来到奥琴峡谷，山口唯一一条狭窄的通路已被哥萨克占领，队伍进退两难。渥巴锡汗审时度势，一面组织精锐从正面进攻，一面派出骑兵队迂回到哥萨克人的背后，进行突然袭击。经过前后夹攻，终于打垮敌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大队伍通过山口，急速来到土尔干河。这时，沙俄督军奥伦堡调动大部队在土尔干河阻击。奥伦堡还唆使吉尔吉斯人、巴西卡人与土尔扈特部为敌。土尔扈特人经过长途行军，粮食、水草供应困难，又经过多次战斗，人员伤亡惨重。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是地继续前进，还是后退，面临着这个险恶的形势，渥巴锡汗召集了高层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决不能走回头路，那将给土尔扈特人带来灭顶之灾，只有祖国才是安居的乐士。“让我们前进，向东！向东！”（斯文赫丁《热河，帝王的城市》）会后，渥巴锡汗组织部队，击退拦截的敌人，强渡土尔干河，又攻破沿途俄国城堡，来到了哈萨克草原。> > 　　在草原上，土尔扈特人又受到哈萨克5万联军的包围。渥巴锡汗派出使者和哈萨克人进行谈判，并送还1000名俄国和哈萨克的俘虏，争取了三天的休整时间。在第三天的深夜里，渥巴锡汗率领主力突出重围，义无反顾地向东方前进！前进！> > 　　打从离开伏尔加河下游生活了一个多世纪的异地他乡，辗转鏖战八个多月，风餐露宿，与豺狼同行，浴血战斗，17万人幸存下来仅7万多人，死伤过半。土尔扈特用鲜血和生命，奏响了东归英雄投身中国大一统祖国怀抱的凯歌。他们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771年7月8日）到达目的地，先锋部队在伊犁河谷的罕林河畔，与前来迎接的清朝军队相遇。随后大队人马也与祖国久别的亲人相逢。> > 　　清政府对土尔扈特的来归十分重视。乾隆在得到奏报后，立即发布谕旨：“大皇帝降旨：尔（土尔扈特）等俱系久居准噶尔之人，与俄罗斯之俗不同，不能安居。闻厄鲁特（渥巴锡汗）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安插。”在伊犁将军府，清军官员会见并宴请渥巴锡汗等土尔扈特部上层人物。至此，土尔扈特人实现了返回祖国的愿望。为了帮助困苦的土尔扈特人在祖国，奉乾隆皇帝御旨，清廷拨给帑银20万两，并责成地方官员妥善安置他们的牧场及土地，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新疆、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各族人民还提供了马牛羊20余万头，米麦4万多石，茶2万余封，羊裘5万多件，棉布6万多匹，棉花6万多斤，以及大量毛毡庐等物资，体现了多民族大家庭的友谊与温暖。> >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渥巴锡汗等上层人物从伊犁起程，前往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九月初八日（10月15日），乾隆皇帝在木兰围场的伊绵峪接见了渥巴锡汗等人，并随围观猎。乾隆用蒙古语与他交谈，询问了土尔扈特的历史及其回国的情况。回到避暑山庄后，乾隆又多次接见他们，并举行灯宴，观火戏。其时，普陀宗乘之庙落成，渥巴赐汗前往瞻礼，与喀尔喀、内蒙、青海、新疆等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起，举行盛大的法会。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再次接见渥巴锡汗，并多次赐宴。为了纪念土尔扈特部归来，乾隆皇帝特命在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的普陀宗乘庙前，竖立《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座石碑，以此歌颂清廷的政绩。碑文由乾隆皇帝御撰，于敏中奉敕书。> > 　　为了褒奖土尔扈特的来归，清政府封渥巴锡汗为卓里克图汗，其余分别封为亲王、郡王及其他爵位。将其部众划分为新旧土尔扈特，安插在新疆和科布多游牧，由伊犁将军和科布多大臣管辖。乾隆四十年，清政府颁发给土尔扈特银印8颗，其中有“乌纳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之汗之印”。“乌纳恩苏珠克图”意为忠诚、忠顺，“卓里克图”意为英勇、勇敢，整个印文译成汉语是：“忠诚的旧土尔扈特英勇之王”。土尔扈特人在历史上写出了可歌可泣的爱国篇章，是大一统的永恒标志。正是：> > 　　不堪奴役思东归，> > 　　万里征程破堵围。> > 　　苦念祖根家国梦，> > 　　惊天诗史勒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