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皇帝康熙为何由一位洋人推举继位

Posted 2023-01-05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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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皇帝康熙为何由一位洋人推举继位

顺治皇帝福临临死时，可能确实想要报复自己的这位母后。因此，才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一再坚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某一个堂兄弟。这样，孝庄皇太后的地位，将会在新皇帝继位后立即被边缘化，为新皇帝的母亲所取而代之。这是孝庄皇太后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此时，她很清楚，自己对儿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甚至，就像顺治皇帝临死都不愿意看见出身于博尔济吉特氏的后妃一样，福临可能也同样不愿意见到自己的母亲。因此，皇太后命令皇帝生前最信任的满汉大臣们，轮番前去劝告皇帝改变心意，终无效果。于是，孝庄皇太后请出了深受皇帝敬重的洋神父――汤若望。

汤若望是一位来自德国的传教士，可能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技术传入我国时发挥过最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曾经以天文历算方面的精湛技艺，令帝国的同行们相形见绌，从而，不但获准在帝国首都内城宣武门旁建起一座耸立至今的教堂，还荣任帝国钦天监监正。这个职位与今天国家天文台台长兼国家气象局局长不同的地方在于，他需要根据天文、气象的变化，解释上天的意志，供皇帝在进行重大国是决策时参考。因此，他对皇帝的影响不可小觑。

汤若望曾经对大明帝国做出过特殊贡献――他奉大明皇帝之命，为帝国政府撰写过一本制造、维护、使用红夷大炮的小册子，因此，袁崇焕炮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辉煌业绩中，应该有他的一份功劳。

多尔衮进京后，不但没有人追究他当年犯下的罪行，他可能还和范文程成了好朋友，并深受多尔衮欣赏。多尔衮所颁布的第一份大清历法，就是这位洋神父主持修订的。他在西医西药方面的知识，可能是他和孝庄皇太后与福临结下善缘的重要原因。据说，福临称呼这位洋和尚为“玛法”，在满语中，是“爷爷”的意思。晚上将他召入宫中，二人时常作彻夜谈。有一年福临过生日时，甚至将生日宴会摆在了汤若望的教堂里。

如今，在皇帝势将不起之际，汤若望前来问候。据说，他有效地打消了皇帝立堂兄弟为继承人的想法。按照这种说法，玄烨即后来的康熙皇帝被选择出来，汤若望也是功不可没的。因为，当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询问哪一个儿子可以成为未来的皇帝时，汤若望回答说，应该选择已经出过痘、不再害怕天花的孩子。

这个孩子恰恰就是玄烨――康熙皇帝。

就此，玄烨成为大清朝第一位由老皇帝临死前指定、而不是由诸王贝勒大臣推举产生的新皇帝。表明，这个来自塞外的新王朝已经和中原帝王政治文化传统大体合流，其八和硕贝勒共柄国政的贵族共和制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尾声。

从此，中国历史快速驶入了长达六十多年的康熙皇帝时代。康熙继位之初，曾经有一个汉族秀才上书太皇太后，建议她垂帘听政，被太皇太后断然拒绝。在未来的岁月里，孝庄太皇太后以她对康熙皇帝的成功教养，赢得了皇帝、并通过皇帝赢得了历史与后代的尊敬。

大清雍正帝为何宁用贪官也不用无能清官

腐败问题是古往今来都令最高同志者们为之头痛的事，“铁血”反腐皇帝朱元璋什么招都使出来了，反而越反腐越腐败。到康熙皇帝时吸取之前的种种教训，政尚宽仁，采取培养清官、树立榜样的做法，但雍正一继位，清官问题又完全转了向，卢华为先生在《金融观察》著文说：“他(雍正)处处与乃父背道而驰”，深信“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雍正帝宁用贪官也不用无能的清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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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清代多贪官缘自俸禄过低，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雍正养廉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而没有养廉的康熙朝恰恰清官不少，说明官员的道德人品和社会风气也很重要，只有将道德风气的砥砺、导扬与合理的制度保证相结合，方能收到实效。

吏治腐败问题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痼疾，不仅令黎民百姓扼腕，也是最高统治者最为头痛的问题。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防范，但结果却是防不胜防。如明太祖朱元璋立重典、动严刑，甚至屡兴大狱，采取酷烈的手段，亦未能根治腐败。到清代，精于治道的康熙政尚宽仁，采取了颇为不同的做法。他认为加强纠察、惩处贪官只是消极的防堵措施，而明智的做法是培养清官。在康熙的取士标准里，“节操清廉，最为紧要”。他重视对臣下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时注意通过秘折等渠道了解各级官员的名声好坏，还利用出巡等机会倾听民间舆论。他第六次南巡时，一路访察清官，并下令各地督抚举荐清廉。

康熙深知清官刚正不阿，易为奸佞残害，因而常加意保护，甚至加以特殊眷顾。如“治行为畿辅第一”的彭鹏因事多次受到革职处分，但康熙都改为降级留用，直到被降了十二级，仍奉旨留任原官。康熙还特意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官的事迹，意在让天下官员仿效。康熙尚德、兴廉的吏治思想和实践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清官成为其治国的一面旗帜。当然，康熙朝清官众多，而贪赃枉法的官员也时有出现，尤其是后期，对于各级官吏疏于察考，惩贪不力，官场风气颇为后人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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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即位之后，一改乃父宽仁作风，以“严明”察吏，推行刚猛政治。他大力整顿吏治，清查钱粮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又改兴廉为养廉，实行“耗羡归公”，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养廉银”，给予官员合理的酬劳，使贪污行为失去借口。雍正的高明在于不仅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而且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诉诸制度保证，对整肃吏治颇为有效。

不过，雍正帝也犯了一个错误。在对待清官问题上，他处处与乃父背道而驰。在他看来，“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康熙希望通过扶植、保护、褒扬清官而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气，注重通过舆论来鉴别官员的操守政绩。雍正则认为，“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而像李卫等能吏敢于触犯各级人等的利益，结果“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为舆论所不容。因此，雍正提出“舆论全不可信”，甚至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备加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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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深信“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选拔大臣时，“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他还一改康熙时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雍正过于倚重能员，鄙薄清官，这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也产生了消极后果，即时人指摘的“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能吏之中“。此后乾隆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称于世，而墨吏出于能员者不乏其人。后来养廉制度虽一直沿用，但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渐衰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