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排众议任用汉族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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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力排众议任用汉族文人

2、历史秘闻 蒋介石力排众议,坚定抗战信念

力排众议任用汉族文人

太宗皇太极不仅是一个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优秀君王,而且也是一位求贤若渴,善于惠政揽人、敢于大胆用人、能够充分信任和器重人才的卓越领导者。在他统治的17年里,他充分认识人才的重要作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广揽满、汉、蒙古(尤其汉族知识分子)各族人才,并委以重任,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政治舞台,从而为清兵入关夺取全国政权、代明而立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清太宗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他在建立大清国之后即实行开科取土,为兴盛大清畅通荐才渠道。即便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他也时刻不废渴求人才拳拳之心,并一再提醒部下:惟多得人为可喜耳。金银币帛,用之有尽,如收得一二贤能之人,堪为国家助力,其利赖宁有穷乎?

为了从更大范围延揽天下英才而用之,明崇祯八年,后金(清)天聪九年,亦即1635年,他面向全国下达了不拘一格网络天下英才的《荐贤诏》:朕惟图治以人才为本,人臣以荐贤为要。尔满、汉、蒙古各官果有深知灼见之人,即当悉行举荐。所举之人,无论旧归新附,及己仕未仕,但有居心公正、克服任使者,即呈送吏部;有通晓文艺,居心公正、足备任使者,即呈送礼部。该部贝勒奏闻,朕将量才录用。天下才全德备之人,实不易得。但能公忠任事者,其速行举荐。

从清太宗的《荐贤诏》,我们可以看出皇太极用人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用人不拘一格。满、汉、蒙古不分区别,但凡有才之士,皆在举荐之列。不分旧归新附,也不论是否及仕任职,发现足可任事者,都可大胆启用。所揽人才,不论才能高低,不以求全责备论之。能克胜任使者用,足备任使者亦用,并不企求找到与任用完美无缺之人,颇具清醒而务实的用人之风。

二、用人标准明确。国家以人才为本,大臣以荐贤为要,君臣合心,通力延揽人才。在清太宗皇太极的眼里,他的总体标准是贤。具体而言,就是重视居心公正,要求忠诚官事,看重克胜任使。也就是说,他用人首重其德,次重其忠,更重其才,力求才堪任用,能够有助国事。

三、量才录用,信任器重。清太宗非常重视人才作用的发挥,尤其他深知在清兵入关、夺取政权的道路上,知识分子尤其汉族优秀知识分子的帮助和作用丝毫也不能忽视。因此对汉族知识分子不管是举家投靠者还是单身投靠者,他都一律恩养厚待,并根据其德能表现,对其中杰出人才委以重任,充分信任,让他们参与机务,给他们提供活动舞台,让他们充分施展才华,助推大清国日渐强盛。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范文程的使用。

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胸怀文韬武略,腹有治世良谋。皇太极深知范文程是个难得的政治人才,因此对范文程特别器重和信任,任命他为内秘书院太学士、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凡事都注意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干:官员议政方案,征求他的意见;议政不决,与其议之;范文程参与议决的事情一律签署批准;范文程病,重大问题等待他裁决;范文程起草的重要文书乃不复祥审,悉信当无谬也。君臣信任之深,堪为历代典范。清太宗重视人才,重用人才,敢于大胆使用汉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可谓勇气、胆识、视野、胸襟、魄力、气度都令人赞叹。

历史秘闻 蒋介石力排众议,坚定抗战信念

本文作者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季我努学社顾问。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中国的首都沦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一个悲剧性的重大事件。中国政府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立即通电,声称中国军队退出,绝不至于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的原定国策,其唯一意义是更加加强了全国抗战之决心。此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坚决拒和,一面拒绝德国陶德曼大使的调停,一面则坚决抵制国民政府的主和派。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曾经有过迁都议和的历史。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在1894到1895年期间,康有为曾经给朝廷上过一份奏折,其中一个主张是拒和,拒绝和日本人谈和;第二个主张是迁都,主张把当时清朝的首都从北京迁到西安,第三个主张是变法。但清朝政府没有接受康有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最后中日战争的结果是签订了《马关条约》。       康有为   这次南京沦陷,中国面临着非常危险的状况,所以,国民政府蒋介石做的第一事就是拒和,不和日本人谈判;第二是迁都,把中国的首都从南京迁到重庆。当时国民党内部是什么情况呢?12月15日,也就是南京沦陷的第二天,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当时在会上一部分人主张和日本讲和,一部分人主张继续战斗,意见不一样。但在这个高级干部的会议上,主和者占多数,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干部主张议和。       南京沦陷,日军进城   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在这个时候,汪精卫就向蒋介石提出,现在你不行了,还是让我出来,以第三者的面目组织一个新的政府,跟日本人谈和。可见由于南京的沦陷,汪精卫第一个动摇了,他要以第三者的面目,就是既不是国民政府,也不是当时的中国一部分亲日派准备成立的所谓维新政府,他要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和日本人谈和。蒋介石当时就坚决地回答汪精卫:不可以!不可能和日本人谈和。       居正   当时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居正跟蒋介石讲,现在国都沦陷了,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一个出路,就是跟日本人讲和。居正跟蒋介石讲,如果你不敢跟日本人谈和,不敢在条约上签字,我居正代表你签字。当时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老先生,在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也批评蒋介石说,你怎么到现在还犹豫不决呢?要赶快谈和。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讲:“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只有为中国要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够向敌人屈服,不能够订立不能接受的条约,订了条约以后,就会增加我们国家民族永远的束缚。现在是一个大的危险的关口,我们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的利益为前提,不能和日本人谈和。和日本人谈和,对外的战争可以停,对内的战争会起来,国家一定会出现大乱的局面。”蒋介石说今天最危险之点就在于停战言和。   南京沦陷以后,蒋介石在日记里表示,“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应该承认,当时的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淞沪大战,中国的75万军队打败了,南京的保卫战,中国的10多万军队也打败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应该说中国的抗战处在一个非常艰难、危险的关口。在国民党高层大多数主张跟日本人讲和的情况下,蒋介石坚持拒绝谈判,拒绝和日本人讲和,坚持迁都重庆,这是做长期抗战的准备,这是中国抗战的第一个艰难危险的时刻。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   编辑:浙江大学近现代史硕士生萧宸轩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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