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犯罪也不被追究

Posted 2023-01-05 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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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就算犯罪也不被追究

2、历史人物就算饿死我也不做

就算犯罪也不被追究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康熙年间的高士奇确实是个十分奇特的人物。

以一个穷秀才的身份，仅仅因为写得一手好字，经人推荐之后，很快就成为康熙的心腹秘书——这是第一奇。

康熙每次外出，都不忘带上高士奇，两人几乎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名为君臣，实同师友——这是第二奇。

高士奇用金钱收买康熙身边的服务人员，公开半公开套取他的生活起居和工作信息，然后招摇撞骗，转手倒卖，康熙却任其胡作非为——这是第三奇。

高士奇即使违了法，犯了罪，康熙也是着意成全和保护——这是第四奇。

遭弹劾解职归里后，康熙对高士奇仍然恩礼有加，充满了真挚的关爱和呵护——这是第五奇。

高士奇退休之前，康熙不仅给他官升一级，而且在他退休几年之后，还给他提升实职，真是史所罕见——这是第六奇。

高士奇的住所成了政府第二情报站或政府第二办公厅，康熙一不聋二不瞎，却始终不闻不问——这是第七奇。

历史上对高士奇的评价，不仅褒贬不一，而且褒则上天，贬则入地——这又是奇中之奇了。

一

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祖居浙江余姚，以钱塘籍补杭州府学生员（秀才）。康熙十年（1671）入国子监，试后留翰林院办事，供奉内廷，为康熙所宠幸。

高士奇能与康熙搭上关系，《曝杂记》卷二、《啸亭杂录》卷八和《清史稿·高士奇传》都说是大学士明珠推荐的。这些书籍记载说：年轻时的高士奇也像如今的打工仔一样，自己挑了一担铺盖，来京城里找机会。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明珠府上一个门卫家里教书。有一次，明珠要写几封要紧的信，并急于发出，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写手。高士奇的东家也就是那个门卫知道后，就把高士奇推荐上去。正是急于用人之时，明珠来不及多问就答应了。明珠只简单交代几句，高士奇就一挥而就。明珠十分满意，就把高士奇留在自己府里工作，担任掌书记，也就是秘书。后来，明珠再把高士奇推荐到康熙那里。从此，高士奇一路顺风顺水，仕途青云。

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对高士奇的发迹史却另有说法。说是有一个叫祖泽深的官员，为人虽然狡恶横暴，却很会看相。有一天他路过报国寺，看到流落京师的高士奇正在寺门前摆摊卖字，就驻足观看起来。他先是看高士奇的字，后来就专注看高士奇这个人了，因为他发现高士奇的相貌很不一般。端详良久之后，祖泽深忍不住对他说：看你的相貌，应该大富大贵啊，怎么坐在这里卖字糊口呢？高士奇听了，不禁伤心哭起来：谢谢您的吉言。我穷困潦倒如此，每天担心会不会饿死，哪敢做大富大贵之梦呢？祖泽深说：你可不能这么小看自己。从相法上看，你可以做到宰相。即使没有宰相之位，也有宰相之权。说完，就把高士奇领回家里好吃好喝养起来。不久祖泽深要去外地当官，大学士索额图有个亲信家奴正想找个能写会算的人料理文字，祖泽深就把高士奇推荐给了他。读书人一般比较清高，很少愿意做奴仆的奴仆，但寄人篱下的高士奇哪里清高得起来？他心想宰相家人七品官，况且索额图是椒房贵戚，声势煊赫，能到他的亲信家奴那里混口饭吃，从此时来运转，攀上高枝，也未可知，因而欣然允诺。

也合该高士奇的时运到了。那家奴不久受贿事发，紧张得到处找人商量对策。大家都劝他一定要挺住，打死也不要承认。高士奇却对他说：主人一直把你当心腹，做人应该凭良心、讲忠诚，怎么好意思欺骗他？你只要痛哭流涕，说自己一时鬼迷心窍，辜负了主子的栽培，肯定能得到他的宽恕。你如果不承认，恐怕就要死于严刑拷打之下;如果熬不过严刑而承认，最后还是要活埋。那家奴听着有道理，就照办了，也果然得到了索额图的宽恕。过了几天，索额图越想此事越觉得蹊跷：人性最根深蒂固的缺点是死不认错，可这小子如此爽快就承认了，其中必有原由。一问，果然是高士奇给他出的主意。索额图就把高士奇叫去，见面谈话后，发现高士奇既善解人意，又写得一手好字，就把他留下来当幕僚。再过一段时间，康熙想找个书生当顾问，索额图想推荐高士奇而犹豫不决，正好祖泽深来见他，便对索额图说：我看这个人的面相，日后估计会位极人臣呢。那家奴也赶忙附和说：这高某人挺诚实，必定不会辜负主子的大恩大德，就上次他教我主动认罪来看，也知道是个好人。就这样，索额图把高士奇推荐到了康熙身边。不到一年，高士奇就已经权倾天下。

从这些记载看来，高士奇出身低微，也没有考取功名，他得以进入仕途，受知于康熙，完全是因缘际会，靠人推荐，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推荐人是明珠还是索额图，这一点并不重要。但从《读书堂西征随笔》成书于雍正二年（1724），大大早于《曝杂记》等书来看，它的记载似乎更可信一些，因为它毕竟是当时人记当时事，这种口耳相传的记录，自然要比后人依靠间接资料写出的文字更值得相信。当然，迫于形势压力或其他因素作用而有意作伪的文字，应该另当别论。另外，从明珠和索额图后来对待高士奇的不同态度来看，高士奇是索额图推荐上去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说高士奇到康熙身边工作不到一年，就已经权倾天下，这个话可能有些夸张，但说他很快就成为康熙面前的大红人，倒真的一点不假。

这就不能不提到南书房这个机构。

南书房最初是康熙本人的书房。康熙十六年（1677）10月，康熙对大学士明珠等人说：朕随时读书写字，身边却没有博学善书之人，有疑问无法讨论。可在现有翰林中选择一二个学问好的人，常侍左右，考究文义。为方便他们工作，就在大内给他们安排住处。另外如高士奇写得一手好字的人，也选一二个进来。不久，康熙即令张英、高士奇到南书房工作。

从康熙上述讲话可以得知，高士奇受到康熙赏识并亲自点名要他进入南书房，是因为他的字写得漂亮。从表面看，康熙增设南书房官员，主要是为他讲解经史，诗赋唱和，抄写文书典籍等，属于皇帝文学侍从性质，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赵翼说：时尚未有军机处，凡撰述谕旨，多属南书房诸臣，非特供奉书画、赓和诗句而已，地既亲切，权势日益崇。也就是说，南书房官员还有一项很重要职责，就是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令，撰述谕旨，实际上是将内阁的部分权力移植到南书房。

康熙与南书房官员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他们除工作上的紧密联系外，康熙还常常与诸文士赏花钓鱼，剖析经义，无异同堂师友（《啸亭续录》卷一）。有一年五台山向宫中进贡了一种名叫天花的菌类植物，康熙认为鲜馨罕有，可称佳味，于是特意派人送到南书房，让他们也知道名山风土也（《池北偶谈》卷二）。至于赏赐南书房官员御用瓜果茶酒和其他物品，更是寻常之事。

高士奇曾先后两次进入南书房工作，一是康熙十六年到二十七年，二是康熙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前后加起来，时间长达十四五年之久。这段时间既是高士奇最辛苦的日子，也是他觉得最充实、最荣耀的时光。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高士奇在南书房工作期间，正常情况下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一旦任务在身，或康熙要留他商量事项或讨论问题，深更半夜到家也是常事。有时下班实在太晚，路上早已戒严，康熙就吩咐警卫人员护送他回家。这时期，康熙外巡时，也总要把高士奇带在身边，他与高士奇似乎须臾不可或离。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的关系，是多么特殊和亲密无间;在外人眼里，高士奇是何等风光，也就不言自明了。

康熙离不开高士奇，如果仅仅理解为高士奇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别人无法替代，那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其中肯定还有其他原由。我们不妨先看看高士奇数次随驾南巡时留下的几件趣闻逸事。

有一年，康熙南巡来到杭州灵隐寺，寺院住持见皇帝兴致不错，便率领僧众跪在康熙面前，恳请他给灵隐寺题写一块匾额。康熙向来喜欢舞文弄墨，对僧众的这种强烈要求，自然不会拒绝。可他那天真是太兴奋了，手一挥，就将繁体字上部的雨字写得过大，中间并排的三个口和下部的巫，简直无从下笔。高士奇见状，马上明白康熙遇到了难处，于是赶忙在手掌上写好林二字，然后假装上去磨墨，悄然摊开手掌，故意露给康熙看。得此巧妙提醒，康熙也就将错就错，写下了林二字。灵隐寺另有林寺这一别名，就是这么来的。后来，杭州老百姓虽然并不买账，私下里仍旧称这个寺庙为灵隐寺，但康熙题写的这块匾额，如今仍然挂在灵隐寺的大门上方。

金山位于镇江市附近的长江岸边，山势巍峨，水天一色，有江南诸胜之最的美誉。有一次，康熙来金山寺游览，登高远眺，大江东去，水天相接，很是高兴。寺僧们早知道皇上有舞文弄墨、到处题词留言的嗜好，于是也像灵隐寺的同行那样，恳切盼望皇上能够留下一块墨宝。这次题词因为是议程之外的请求，随从人员事先未与地方沟通好，所以康熙思索许久，也决定不了写什么为好。见康熙受窘犯难了，高士奇马上递了一张纸条上去，康熙展开一看，原来是江天一色四字。一语提醒梦中人，康熙当即挥毫，将此四字题写在宣纸上。据说，康熙得到高士奇及时提醒后，极为高兴，因此书写江天一色四字时，精神特别焕发，结果与其他各处题词比起来，这四个字写得尤为精神饱满（《啸亭杂录》卷八说康熙的题词是江天一览四字）。

还有一次，康熙登临泰山，与大学士明珠和高士奇一起站在一座偏殿的中央，康熙一时来了兴致，就笑着问身边这两个亲信大臣：今儿咱们像什么？明珠回答说：三官菩萨。高士奇马上跪在康熙面前，高声回奏说：高明配天！明珠听了，既惊且惭，额头上汗都吓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经高士奇点破后，明珠很快想起来了：高明配天一语出自四书之一的《中庸》，上下两句分别是博厚配地和悠久无疆，组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博大而深厚，可以与承载万物的大地相匹配;高大而光明，可以与覆盖万物的天空相匹配;悠长而久远，可以与生成万物的天地一样无边无际。恰好高士奇和明珠的名字分别有高和明两字，皇帝又俗称天子，高士奇这么一比，自然一语双关，含义深远。明珠既无知无识又没有自知之明，不仅与皇帝相提并论，而且自称菩萨，他听了高士奇如此巧妙的回答，自然会自愧不如并心惊肉跳了。

高士奇虽不能说是一流书法家，但他的字写得漂亮，康熙很喜欢他抄写的文书典籍，这是肯定无疑的。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清初，朝廷和官府下发文件，不像现在那样可以印刷和复印，而是靠人工抄写若干份发下去。高士奇入宫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做的主要是抄抄写写工作。他的字既写得好，工作又异常勤奋，皇帝自然会十分喜欢他了。另外高士奇还画得一手好画，尤其是他的山水画，笔墨隽雅，堪称精品。

康熙曾对侍从说：朕初读书，内监授以四子本经，作时文;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清史稿·高士奇传》）。年长康熙十岁的高士奇，无疑成了康熙跨进学海的引路人。

另外，高士奇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精考证，勤著述。他的著作，收录在《四库全书》的就有《左传纪事本末》、《春秋地名考略》、《三体唐诗补注》等八部;收录在《四库存目》的就有《天禄识余》、《塞北小钞》等五部。其他还有《读书笔记》、《苑西集》、《经进文稿》等十数种著作。

高士奇的这些著作，大致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诗文集，二是为康熙活动的记述，三是学术著作，可谓品种丰富，琳琅满目。其中学术著作又分为两类，一为治春秋左传之作，二为治唐诗之作。《四库提要》对高士奇的学术著作评价较高。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曾出过《左传纪事本末》点校本，可见它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当代史家的认可。

高士奇还是一流的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清初的收藏大家，有三家村之说。所谓三家村，就是字号中都有一个村字的三位收藏家，梁清标字棠村，安岐号麓村，高士奇号江村。梁棠村和安麓村以藏品宏富精绝著称，高江村尤以鉴赏水平高超而闻名，凡经其法眼鉴赏过的作品，声价顿增十倍。这样的本领，无不令人称奇。

高士奇的学问虽然说不上有多么高深，但确实比较广博;虽然不能称之为大家，但确实够得上杂家的称号。康熙是一个兴趣极为广泛，求知欲特别旺盛的人，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读书，且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十分广泛，天文、地理、经学、诗文、历史、数学以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他什么都想学，每样也的确都下过一定功夫，最后虽然贪多嚼不烂，往往浅尝辄止，但学习过程中如果没有谈得来的对象，就会感到寂寞甚至索然寡味。

高士奇不仅上班时间不离康熙半步，而且对康熙下班之后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他也要努力想办法弄清楚。他对康熙八小时之外读了什么书尤其感兴趣。为此每天从家里出门时，高士奇都要装满一口袋金豆子，一到单位上，就找到康熙的贴身小太监，详细询问康熙的生活起居和工作信息，太监每提供一条有价值的信息，高士奇就送上金豆一颗，多讲多送，随讲随送，往往一口袋金豆，到晚上下班时，就一颗不剩了。

由于高士奇对康熙的喜怒好恶无不了解，对康熙的一言一行无不知晓，包括对康熙所读之书事先都作了认真预习，所以不管康熙问他什么，哪怕是一些比较冷僻书的内容，高士奇都能对答如流，深合朕意，康熙于是既佩服高秘书的学问博大精深，也感到他们之间能够谈得来的话题实在太多了。所以《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一说：以廷臣中博雅可与道古，莫士奇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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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就算饿死我也不做

如今历史爱好者常说“北洋无汉奸”，这种说法虽然未免过于绝对，但也基本属实。北洋时期的军阀官僚们，纵然大多是贪权爱财之辈，甚至还做了不少恶事坏事，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却也都能做到大节不亏，绝不卖国求荣。

我们暂且不说段祺瑞、冯国璋这些一代英豪，纵然是北洋时期最臭名昭著的公子哥袁克定，在穷困潦倒时，有人劝其当汉奸，他也说：就算饿死我也不做汉奸，可谓是守住了作为中国人最后的底线。

袁克定是袁世凯的长子，袁世凯曾被清廷罢黜后，袁克定就对清廷怀有仇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受其父之托，拉拢汪某人（精*卫），袁、汪二人曾在袁世凯面前结为异姓兄弟。武昌起义后，他频繁往来于河南老家与北京之间，沟通袁世凯与革命党双方，可以说袁克定在和平推翻清政权也做出过贡献。

但就是这样有名的民国公子哥，却在袁世凯晚年时变的臭名昭著。原来在袁世凯晚年，袁克定为了圆自己当皇太子的梦，和杨度一起，极力撺掇袁世凯称帝。为了让袁世凯同意称帝，袁克定不仅组织了筹安会，制造复辟帝制是民心所向的假象，还伪造假报纸（顺天日报），专门刊登赞成帝制的文章，呈给唯一的读者袁世凯看。

袁世凯见百姓和各方势力都支持自己，于是就悍然废除民国称帝，建号“洪宪”。由“中国的救星”变成“过街老鼠”，成了不折不扣的窃国大盗。然而在当了83天皇帝后，众叛亲离的袁世凯被迫退位，并在不久后因抑郁而死。可以说袁世凯后来开了历史的倒车，洪宪复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袁克定的蒙骗，所以在被逼下皇位后，袁世凯曾痛责袁克定“欺父误国”。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一片喊打声中黯然离去。在其背后极力鼓吹复辟帝制的袁克定也从此被打上“欺父误国”的标签。此后，这位袁家大公子似乎一下子从历史大视野中销声遁迹。按道理来说，堂堂一个总统之子，再怎么样也不应该落得如此穷困的地步吧，可是现实就是那么的无情，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让他意识到了没了父亲的庇护，他显得是那么的微弱渺小。

虽然父亲死后，他分得了一笔家产，可是因为坐吃山空，终究是步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最终积蓄花光还靠着典当过活，令人无尽的感慨，据说他曾经靠一个忠于他的老仆人，到街上捡白菜帮子，蒸窝窝头充饥，可见已经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而且每次当老仆人端上饭菜，他仍不改老规矩，戴好餐巾，用西洋刀叉将窝头切成片，佐以咸菜进餐，丝毫不降低品位生活。

这还不算什么，等到袁世凯的旧部王占元前去看望袁克定的时候，分明已经十分落魄的袁克定还将自己当做昔日的“太子爷”，让王占元在客厅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王占元想到昔日的长官，再看看现在的袁克定，不禁替他感到悲伤，他回湖北的时候，又专门去了一趟河南，在袁世凯灵前哭了一场。

理论上讲人在穷困潦倒，饥寒交迫的时候一旦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都是会感激涕零的，而那个时候所谓的血性、气节和尊严早就被抛诸于脑后了吧，可是袁克定却走了一步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棋。当时华北沦陷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找到袁克定，希望他去华北伪政权参加所谓的维持会。

但是即使穷困，袁克定却仍坚持国格，他毫不犹豫地说：“当官的确能够带来经济来源，但是我即使饿死，也不会当汉奸！”最后袁克定还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可以说袁世凯一生反日，袁克定虽“坑死”了父亲让其蒙羞，但作为中国人的气节还是值得赞扬的。

晚年的袁克定因经济窘迫，与其表弟张伯驹生活在一起。解放后，张伯驹还专门给了某了份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职务，还专门在生活上接济他。袁克定过世后。平时不来往的亲戚从河南赶来，自作主张卖掉袁克定唯一的房子并分钱。显赫一时的“皇太子”，最后的结局竟是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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