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上演滑稽的跪拜礼

Posted 2023-01-05 清廷

篇首语：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天津上演滑稽的跪拜礼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天津上演滑稽的跪拜礼

曾几何时，他们一个是高高在上、说一不二的大清皇帝，一个是仰之鼻息、食其俸禄的小统领。庄士敦与张作霖的这次密谈，带给溥仪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张作霖承诺将设法“帮助皇上并挽回残局”，恢复皇帝的特权。

曾几何时，他们一个是高高在上、说一不二的大清皇帝，一个是仰之鼻息、食其俸禄的小统领。事事无常，瞬息万变，未及几年，二人的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一跃成为手握重兵、权倾四野的风云人物，一个却失去江山、仅剩下一个“末代皇帝”的空头衔。他们就是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和末代皇帝溥仪。本应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却演绎了一段你来我往、相互利用的历史短剧。

蒙龙恩，受封赏

早在张作霖千方百计接受清廷招抚起，便注定要与清廷皇室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而且张作霖内心是应该感谢行将末路的清王朝的，尽管该政权已经岌岌可危，但却让出身低微的张作霖完成了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接受招抚之后，张作霖便以清廷的忠实子民自居，先是剿胡匪，后是剿蒙匪，出生入死换取了清统治者的奖赏与重用。由此也有了他

与刚刚登基的小皇帝溥仪的初次接轨。小皇帝溥仪赏赐张作霖顶戴花翎，并以总兵记名，擢升为洮南镇守使。此外，溥仪还赏赐给张作霖龙袍一件，可见对其的肯定与重视。

辛亥革命之际，张作霖果断决策，保卫清廷，镇压革命。心机颇重的张作霖此时并非真心维护那个他从未蒙面的年幼小皇帝，仅是将此作为他政治上崛起的一次有利契机。但此举却让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感激涕零，小皇帝也再次对这位忠实护主的勇士进行破格升赏，任命他为“关外练兵大臣”，并再次赏戴花翎。

一心热衷于升发的张作霖，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封赏，不禁受宠若惊，马上以“社稷之臣”的身份，联合冯德麟、马龙潭、吴俊升等三十三名武将，给当时任内阁总理的袁世凯拍电，表示要武装勤王。其电文说：“革命军酿成民乱，无视君主，

徒逞其私利私愤，其行为殆与盗贼无异。朝廷只汲汲于大局之和平，虽有议和之议，但如斯缺乏诚意之和平，殊无讲求之必要，吾人所可取之途径，惟有武力而已。东三省与内地各省不同，军队部署既定，且勤王之心亦厚。劲旅数万，一旦有命，即可取道山东南下，誓当剿灭革命军，以区区微忠，尽瘁朝廷……”不知其时的小皇帝是否懂事，如已懂事，恐怕也会被张作霖的“耿耿忠心”所感动。

不仅如此，当直隶张环芝来电约张作霖带兵进关“勤王”时，他“即电复允许，拟即自带巡防队数营赴直联合各军与民军交战”，只是由于赵尔巽认为他在“保安会甚孚众望，恐一日离省人心浮动，故特挽留”，因而未能前往。否则，张作霖其时便有机会挺进关内！

但张作霖的出兵并不能挽腐朽的清廷于倾倒，历史的车轮很快便进入了民国时期。

“隔岸观火”，张作霖“借刀杀人”

溥仪虽退位了，但很多清室遗民不忍清廷走向终结，故一直积极地进行复辟活动。曾沐浴着“浩荡皇恩”而爬上高官显位的张勋便是清廷的坚守者。纵观全国上下，张勋认为已升任为奉天省长的张作霖手握重兵，最主要是他曾深感张作霖对清廷的耿耿忠心，乃派人进行联络。张作霖欣然同意，并派代表副官长赵锡嘏参加了张勋在徐州召开的策划复辟会议。由于在各省军阀中，“尤以张作霖与皖省长倪嗣冲赞成最力”，其代表赵锡嘏于徐州也备受优待。

这时，张作霖的谋士袁金铠为他出谋划策：“冯德麟因你升为督军，时有不平之色。莫若令其入京，暗中参加复辟，事成大帅不失戴诩之功，不成以冯当之，卧榻前免去他人酣睡，亦调虎离山之计也。”张作霖对袁金铠的进言，“深以为然”。权衡利弊，不久前还举双手赞成的张作霖马上转为“高骑墙头”，“暂行观望”。

八国联军差点提前进京

“天津教案”的严峻性，清末人已有所认识，一本晚清笔记的作者就曾感叹，如果此案当时处理不当，庚子年中的“八国联军”侵华就会提前上演。

此案的过程大致如是：1870年四、五月间，天津境内屡屡发生用迷药诱拐儿童的案件，不久民团组织拿获了一个叫武兰珍的嫌疑犯，武兰珍供称，迷药来自法国教堂的杂役王三。当时清朝负责北方沿海开放口岸通商、外交事务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其衙门设在天津。崇厚约法国领事丰大业来衙门，要求教堂交出嫌犯对质。这时候，天津街上已聚集了不少愤怒的群众，各种说法不胫而走，人情汹汹。丰大业为人之骄横傲慢，英国在华的一些外交人员都啧有烦言，其在中国人面前气焰更盛，一言不合，于崇厚衙门里居然拔出枪来，三口通商大臣慌忙躲避。丰大业？忿然离开衙门，恰好遇上天津知县刘杰，二人为迷拐案争吵了起来，丰大业开枪击之，打死了护卫知县的家丁。此举激怒了本就愤愤不平的围观民众，大家一拥而上，将丰大业及随从群殴至死，余恨未消，又焚毁了法国教堂，教堂中十名修女、两名牧师在冲突中死亡。事态进一步扩大，四座英、美教堂成为池鱼之殃，被天津民众捣毁，3个俄国商人也丢掉了性命。

教案发生后，外国炮舰迅速开至天津示威，同时七个国家的公使联名向清政府的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和惩凶。

与洋教有关而酝巨案，早有前兆。天津教案发生前，民众与洋教的冲突在神州大地早已此起彼伏。1861年，山西传教士不许入教的中国百姓出资参加传统的摊派演戏酬神活动，引起了绅民不满。山西巡抚向总理衙门报告：“该教士欲令奉教者概不摊派，且斥不奉教者为异端，是显分奉教与不奉教者为两类。其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而不奉教者亦必因此轻视教民，不肯相下”;1862年，湖南、江西、贵州等地相继发生群众焚毁教堂、育婴堂事件……

与上述事件相比，天津教案不仅牵涉国家多，死伤人众，而且有失控的危险，外国人的反应也更为激烈。但这种比较只是规模和冲突烈度的差距，而就其性质而言，均属于不同文明在文化惰性的驱使下，相遇却不愿沟通所结下的果实。洋教士视中国人演戏酬神为“异端”，和中国人用怀疑的目光审视育婴堂，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谣言的飞速传播，加上社会异动力量如会党分子的推波助澜，使中国人对异质文明的隔膜和误解更深而已。

天津教案之处理于清政府真如利剑头悬。一方面，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已充分领教了坚船利炮的利害，现在多国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不容他们有丝毫闪失。另一方面，民间对教堂乃至洋人的愤怒情绪，既不失正义，又未必不是统治者眼里可以倚重的力量。清廷很清楚，如果对内蛮横打压，对外一味曲从，那等于损伤“民气”，失掉“民心”，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将不复存在。教案起，总理衙门向高级官员征求意见，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的一番话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

清政府善后的进退两难在崇厚身上已有显露。据著名洋务派官僚黎庶昌所记，这位满洲贵族“驻天津近十年，调停于民教之间，人颇讥之。事变之后，崇公出示解散，有严禁聚众滋事之语，由是怨声载道。”清政府只好让崇厚出国避开风头，另择人办理教案。

清政府另选的人就是黎庶昌的老师，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平定太平军的曾国藩声望正隆，但此时已经抱病，这从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清廷“（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的上谕中显露无遗，同时也说明，在清廷最高统治者心目中，实在也找不出比曾更适当的人选。曾国藩的态度呢？他儿子，即著名外交家曾纪泽后来回忆，“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平情而论，大概也不算太夸张。

曾国藩到底老谋深算，二十五日领命，二十九日他即回奏：武兰珍所供之王三，业经庾获，必须讯取确供;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抑系确有证据？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从此两层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乃可服中外之心。

曾国藩看得很清楚，要对外国人和本国民众都有所交待，首要的问题，就是查清真相。而真相的要害，则在于拨开笼罩在育婴堂上的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