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位后其为何少出巡

Posted 2023-01-05 油茶

篇首语：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继位后其为何少出巡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继位后其为何少出巡

2、褚遂良为何一百年后其忠诚才得到认可？

继位后其为何少出巡

武陟油茶是河南有名的传统风味食品，外包装上多有介绍油茶历史的文字。笔者见到其中的一种是这样写的：

清代雍正皇帝至武陟视察黄河险工，知县吴世碌以武陟油茶进奉。雍正食之大喜，称赞“武陟油茶润如酥，山珍海味难媲美”，并传旨广开油茶馆，武陟油茶由此盛名远扬。

笔者多年前去山东曲阜，在孔林内一石牌坊前，见导游兴致勃勃地说着雍正帝来此的故事，游客们也听得津津有味。

问题是，雍正帝真的到过武陟和曲阜吗？

“出游”之由来

雍正帝还是皇子时，确曾随父康熙帝多次外出，包括南巡江浙，西巡五台，塞外巡狩，以及前往盛京（今沈阳）祭拜祖陵。即位后，除了去清东陵（今河北遵化马兰峪）安葬、祭奠康熙帝外，他在位十三年间只在京城及周边活动，主要是紫禁城和圆明园，这与其父康熙帝、其子乾隆帝经常出巡，形成了鲜明对比。

终雍正帝一生，既没有到过河南，也没有到过曲阜。但上述两则雍正“出游”的故事，却并非全是无稽之谈。

“吴世碌”史有其人，正确的写法是“吴世禄”，据雍正《河南通志》记载，他是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雍正元年（1723年）任武陟知县，二年调任嵩县知县。

武陟是黄河和沁水的交汇处，康熙末年河水数次泛滥，雍正元年再次黄河漫决，附近州县大面积遭灾。雍正帝命副河道总督嵇曾筠专驻武陟，并在武陟建龙王庙，赐名嘉应观。他还特别颁赐祭文，后刊于铜碑之上。总之，雍正帝对于武陟的河工是极为重视的。

而雍正帝“游”曲阜的说法，也是事出有因。雍正二年六月初九日，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因雷击而烧毁，这事对雍正帝震动很大，他在上谕中说：

孔子道高德厚，为万世师表，所以维世教、立人极者，与天地同其悠久。朕临御以来，思极尊崇之典，以申仰止之忱。今阙里圣庙被灾，岂朕尊师重道之诚有未至欤？

为此他亲前往京师的孔庙祭奠。六月十三日，雍正帝令派遣工部官员前往与山东巡抚等筹议重建事宜，务期“规制复旧，庙貌重新”。他同时承诺“告成之日，朕将亲诣行礼”。

雍正帝极关注曲阜孔庙大成殿的修复，由中央特拨款项。雍正七年冬，有大臣上奏说，大成殿上梁的前两日，曲阜天现庆云。雍正帝很为此高兴，觉得是自己的“诚敬微忱”感动了上帝及先师。

雍正八年十月，大成殿修复工程告竣。但雍正帝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只是命皇五子弘昼等前往曲阜参加落成告祭典礼。

食言有苦衷

雍正帝的即位不论合法与否，他统治之初，内部形势确实很严峻。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皇考”就是他的父亲康熙帝。但康熙帝生前一些出巡活动，包括进行木兰秋A，也就是塞外狩猎，雍正帝并未能效而仿之。雍正二年时，他派怡亲王允祥及皇四子弘历等前往围场，并十分关注他们的狩猎情况，而他不曾亲往。《上谕内阁》记载，雍正四年十月，雍正帝对此有过解释，一方面承认不如父亲，另一方面说明原因在于防范的需要：

国家武备关系紧要，不可一日废弛。朕之不往，乃朕不及皇考之处，朕自知之。盖以朕之兄弟阿其那（指允T）、塞思黑（指允K）等密结匪党，僭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

同样道理，他不可能于继位初期前往河南武陟视察河工，享受油茶，并诌上两句顺口溜的。

到了雍正八年十月，雍正帝的统治形势已十分稳固，且他曾承诺亲往曲阜，为何又食言了呢？这应与此一时期其身体状况大有关系。从雍正七年冬天开始，雍正帝大病一场，八年九月，他甚至将秘密传位一事告诉了大臣张廷玉，算是交待后事了，这表明病情相当险恶。让他一个月后就拖着病体去曲阜，的确不现实。

以上解释了雍正帝不可能去河南武陟以及未能亲往曲阜的原因，但这仍无法回答：雍正朝十三年间，他何以未能像康熙帝一样出巡，毕竟他也有统治安定且身体健康的时候。

雍正三年（1725年），盛京将军噶尔弼赴任时，雍正帝告诉他：来年将前往盛京（今沈阳）谒陵。四年四月二十日噶尔弼上奏说，盛京风调雨顺，地方安谧，望皇帝幸陵。雍正帝的朱批是：“候旨，未定。”

这一时期，曾经权势显赫的年羹尧业已自裁，隆科多也遭到打压，离心离德的兄弟允T、允K将定大罪，雍正帝的统治日益安定。然而他对于前往盛京还是犹豫未定。结果，这次没去，而且一直未去。

“未遑他出”

雍正七年夏，雍正帝因派兵征讨准噶尔，第一次到南海子（现在北京永定门外二十里的南苑）进行誓师。离京城如此之近的外出阅兵活动，对于雍正帝来说，竟属头遭。

雍正帝不出巡的问题，是雍正史研究的一个疑团。答案是否如雍正帝对于上述阅兵之举所解释的“朕御极七载，宵旰万几，未遑他出”呢？这自有其道理，但肯定不是全部答案。

首先应说的是，帝王出巡绝非百姓外出一样简单。比如清朝守成之君的嘉庆帝，以遵从祖制而闻名，他塞外巡狩，西巡五台，又前往关外拜谒祖陵。可他当皇帝后没有去曲阜和江南，尽管他不是没有此计划的。

我们从孔府档案得知，嘉庆十四年（1809年）十月初三日，嘉庆帝在乾清宫召见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F时说：“我赴曲阜还得五年，我要瞻谒庙瞻仰圣墓。到临时山东巡抚自然知会你，你再准备。”

十年后的嘉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勤政殿，嘉庆帝又一次召见孔庆F，他说：

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是个大缺典，我从前虽然跟着高宗去过两回，到底不能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罢难去，一路行宫也都破坏了。现在黄河、运河开口子，山东水又大。

不出一年，嘉庆帝就辞世了，他亲往曲阜的意愿，终究没有实现。

“去容易”――皇帝去哪里似乎都不应是难事，嘉庆帝对孔庆F说的“路难走”“行宫都破了”“山东水又大”等，绝非他不去曲阜及南巡的真实原因。有学者研究，乾隆帝的一次南巡，其社会组织与动员，相当于一场中小型战争，开销在白银三百万两以上。这是每个理智的皇帝必须认真考量的问题。

嘉庆帝说完上面的一番话后，孔庆F对答了一句：“臣来的时候还没有水。”这位衍圣公答得真不得要领，呵呵。

雍正帝对于自己的出巡，说得很少。雍正八年七月，他再次提及出口行围打猎之事：

从前皇考每岁行围，令人学习技勇，服习劳苦。及朕即位，仰思皇考付托之重，八年以来，励精图治，未及巡幸郊外。而武职大臣侍卫官员兵丁，技力亦渐不如前。不可不急为整饬。

雍正帝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未行围所带来的问题，但他却始终不曾那样做，这背后肯定有隐衷。

“洞悉下情”

还是回到上次引过的雍正四年十月的上谕吧。关于雍正帝不能如乃父那样行围校猎，除了政治斗争需要外，他还承认自己的精力、射技不及等原因。然后他接着说：

朕事事不及皇考。而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

雍正帝这种话在许多场合都说过，但紧接着出巡的话题言此，还是有深意在的。“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这话其实是在批评自己的父亲。类似批评的话是极少见的，或许是注意到这一点，乾隆帝在编写雍正朝实录时就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这几个字删去了。我们可以认为，雍正帝看到了康熙帝常常出巡造成的种种弊端，而这正是他自己“励精图治”要加以改变的。雍正帝决心提升八旗官兵的技力，但不是通过出巡校猎来解决。

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对以下情况也就容易理解了：雍正八年十月，雍正帝虽未能亲临曲阜孔庙大成殿修复工程落成告祭典礼，但对代他出席的皇五子弘昼一行做了特别的规定：

此次皇子等往来经过地方，凡一切应用车马、口粮、食物、刍牧等项，俱系遣官动用钱粮，一一备办，丝毫不取给地方。若地方官有借名科派累及民间者，定行从重治置。若随从人员有借端需索、骚扰地方者，亦从重治罪。……地方大小官员不许馈送礼物，即食物亦严行禁止。

为此，他预先将谕旨通知有关各省官民人等知悉，还专门派满汉御史各一员随往稽查，对于不遵规定者要随时参奏。

在外的弘昼也着重奏报了这一点：“自大臣、官员乃至跟役均皆谨遵皇父训谕，每日悄悄而行，不曾耳闻勒索地方官员、扰害百姓等事。”“地方百姓来军营交易者，均皆照时价，因略有超时价付给者，百姓忭悦，争先恐后，与日增多。”

笔者认为，担心自己出巡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包括出巡本身的大笔支出，是雍正帝不出巡的重要甚至是根本的原因。

笔者不清楚，雍正帝前往武陟品尝油茶的故事是早已有之，还是新近出现的，但见诸油茶外包装上的宣传应该不会太久，因为近些年雍正帝才突然在民间“火”了起来。今天百姓的眼中，过去雍正帝道德有亏、残忍毒辣的固有形象已经改变。他既然是一位勤于改革的好皇帝，其野史轶事也就值得津津乐道了。

雍正帝乃务真求实之人，若他看到了武陟油茶外包装上的介绍文字，真不知做何感想。

褚遂良为何一百年后其忠诚才得到认可？

褚遂良(596—659年)，字登善，祖籍河南。他出身于名门望族。父亲褚亮被唐太宗李世民选入文学馆，充当国事顾问，为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

褚遂良以书法见长，是“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他也是朝廷重臣，唐太宗李世民临死时，授予他托孤重任。然而，在艺术上取得了非凡成就的他，在政治上却经历了大起大落，过了100年后，他的忠诚才得到认可。

学识渊博坚持原则

褚遂良出身官宦之家，从小“博涉文史”，擅长书法，“工隶楷”。谁也没料到，正是凭借功力深厚的书法，让他成为朝廷重臣。

最初，褚遂良在秦王府里任铠曹参军，掌管兵器铠甲等事务。这个秦王，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酷爱书法，贞观十二年(638)，他一直视为师长的大书法家虞世南去世了，这让他特别难过：“虞世南死后，再也找不到人谈论书法了！”大臣魏征听后，对他说：“褚遂良的字写得很好，下笔遒劲，有几分王羲之的感觉。”唐太宗喜出望外，即刻任命褚遂良为“侍书”。

褚遂良不仅书法水平一流，他的学识同样渊博。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疑惑地问褚遂良说：“舜造过漆器，大禹雕琢过切肉的砧板，当时劝谏舜、禹的有十余人，食用器物这样的小事，大臣们为什么苦谏呢？”

褚遂良回答说：“不能鼓励奢侈。如果把精力放在雕琢上，会妨害农业生产;要是漆器流行起来，以后就一定有人会用金子、玉石来造器具。过分浪费，国家就离危亡不远了。所以诤臣必定劝谏事情渐发的开端，到它发展到极点，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去劝谏的了。”

唐太宗听了，不住地点头。褚遂良总是这样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令人信服，后来唐太宗感慨地说：“把道理讲好，也是要靠学识的。遂良博识，让人十分敬重。”

褚遂良不但学识渊博，性格也极为耿直，敢于坚持原则，有时连唐太宗的面子也不给。古代皇帝，每天的言行举止会被记录下来，作为史料留存，褚遂良有段时间就负责这个。

有一天，唐太宗问褚遂良：“你记的那些东西，我能看看吗？”褚遂良回答说：“今天之所以设立我来记录这些，就是充当古时左右史官的作用，善恶必记，以使皇帝不犯过错。

我还没听说过做皇帝的自己要看这些东西呢。”唐太宗又问：“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得十分干脆：“臣的职责承载在笔上，皇上您的言行我是一定会记录的。”

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想亲征高丽，平定辽东，褚遂良鉴于隋亡的历史教训，举谏说，不可远征，以防不测。

唐太宗不听，褚遂良就再次上疏，认为皇帝亲征不合情理：“臣把史籍都翻了一遍，从古至今，当皇帝的还没有亲自去打辽东的，派大臣去打，倒是有此先例”，所以“派两名勇将，发兵四五万”就可以了。

然而，唐太宗一意孤行，结果损失惨重，以失败告终。在回师途中，唐太宗对劳师远征深表后悔，回来后提拔褚遂良为黄门侍郎，参与朝政。后来，又任命他为中书令，褚遂良成了唐代政坛上的重臣。

托孤之臣冒死直谏

贞观二十三年(649)，病重的唐太宗把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他们说：“当年汉武帝托孤于霍光，刘备托孤于诸葛亮，我以后的事，都托付给你们了。”又转头对太子李治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国家之事，我就放心了。”

褚遂良成为托孤之臣，是因为他是李治最强有力的维护者。前太子李承乾因罪被废黜，朝臣多认为九皇子晋王李治仁厚，是太子的不二人选，但唐太宗更喜欢四皇子魏王李泰。

有一天，他对近臣说：“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投入我的怀抱说：‘我到今天才得以成为陛下最亲近的儿子，此为我再生之日。

我只有一个儿子，百年之后，一定为陛下杀了他，把王位传给晋王。’父子的伦理，原应当是天性，我见他这样，非常垂怜他。”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都没说什么，唯独褚遂良走上前说：“您也是君王。哪有执掌政权的君王，杀死自己的儿子，传位给兄弟的道理呢？”唐太宗幡然醒悟，当天立李治为皇太子。

李治即位后，对褚遂良非常感激，封其为河南县公，第二年又升为河南郡公。永徽四年(653)，褚遂良被拜为尚书右仆射(相当于宰相)，执掌朝政大权。然而李治做梦也想不到，因为立皇后的问题，褚遂良成了他最大的绊脚石。

永徽六年(655)，李治想要废黜王皇后，册立武则天为皇后。有一天，他传召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和于志宁四位重臣入内殿开御前会议。

这些人事前得到消息，商议如何劝谏，但谁也不想放这头一炮，褚遂良主动请缨说：“我来吧。我奉先帝遗诏辅佐陛下，如果不尽愚忠，无脸去见先帝。”

李治一开口，就把废后的理由提得很充分：“罪莫大于绝嗣，皇后久未生育，而武昭仪生有皇子，众位卿家意下如何？”

没等别人开口，褚遂良第一个站出来说：“皇后系出名门，也是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去世之际，曾拉着微臣的手说：朕现在将佳儿和佳妇托付给卿。当时陛下也在场，想必听得很清楚。臣没听说皇后犯了什么过错，岂可轻言废立之事！臣绝不会为了曲意奉承陛下而违背先帝的遗命。”

任凭李治如何解释，褚遂良就是不同意，当天的会议不欢而散。第二天，李治再次召集开会，褚遂良直言不讳地说：“陛下一定要改立皇后也可以，但请另选他人。武昭仪曾侍奉过先帝，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又怎么能瞒得过呢？倘若立她为皇后，天下人将会作何感想呢？”

这句话说到了李治的痛处，他羞愧得没有说话。褚遂良却越说越激动：“愚臣触犯了圣上的尊严，罪该万死，只愿不辜负先帝的厚恩，哪里还顾性命。”

说完把帽子摘了下来，还把上朝时执的手板放到台阶上，说：“还陛下这个手板，我要告老还乡！”李治大怒，命令侍卫直接把他架出去，一直躲在幕后偷听的武则天气得不得了，喊道：“怎么不杀了这个老混蛋！”

最终，李治不顾褚遂良等人的反对，册立武则天为皇后。褚遂良因为违背圣意，被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都督。显庆二年(657)，又贬到桂州(今广西桂林)任都督。

武则天还不解气，不久又将他贬为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刺史。显庆四年(659)，褚遂良在流放中绝望地死去。

遭受非议出于公心

在褚遂良的政治生涯中，也多遭受非议之处，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刘洎之死。

这件事，《刘洎传》是这样记载的：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亲征辽东，命太子李治监国，同时令刘洎、高士廉和马周等重臣辅助太子。

第二年，唐太宗因征辽失败，急火攻心，身上长了一种毒疮，回到定州时病情一度十分严重，生命岌岌可危。刘洎、马周闻讯赶来探望，出来后，褚遂良问情况如何，刘洎悲伤地流下了眼泪，说：“圣体患痈，极可忧惧。”

然而褚遂良后来却跟唐太宗说：“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意思是说，刘大人觉得现在国家之事不用忧虑。病中的唐太宗听到这样的话，心情可想而知。

病愈之后，唐太宗召刘洎询问此事，刘洎据实以对，并说马周也在场，可以为自己作证。太宗问马周，马周与刘洎说的一样。然而褚遂良坚持说自己听到的才是真的，唐太宗最后决定相信他，赐刘洎自尽。

这件事最大的争议焦点，就在于褚遂良是不是诬告、陷害刘洎，如果是，他的动机何在？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他不相信褚遂良会陷害刘洎，理由有三：第一，褚遂良是忠直之臣，不会干出如此下作之事;第二，褚遂良与刘洎素无怨仇，没有干这种事的动机

第三，记录这段史实的《实录》是许敬宗所修，而许敬宗与褚遂良关系不睦，很可能是他将刘洎之死归咎于褚遂良。北宋学者孙甫、大文豪苏轼等基本也持同样看法。

然而司马光以人品立论，断然否认褚遂良有诬告之嫌，似乎并不太令人信服。褚遂良与刘洎虽然没有个人恩怨，但在政治见解上并不一致。

前太子李承乾死后，唐太宗在立储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因此形成了支持魏王李泰与支持晋王李治的两大政治势力。褚遂良是李治的支持者，而刘洎则属于李泰一派，因此不能排除褚遂良除掉政敌的动机。

唯一能肯定的是，在这件事中，绝对没有对个人私利的追求，否则在武则天的问题上，褚遂良如果头脑稍微活泛一点，懂一点见风使舵，也就保住了高官厚禄，不至于落得客死他乡的结局。

书品高超承上启下

唐朝初期，许多重大纪念活动所题碑文，多是由褚遂良操刀的。例如纪念长孙皇后的《伊阙佛龛碑》，纪念名相房玄龄的《房玄龄碑》，还有最有名的《雁塔圣教序》，分别为太宗李世民和高宗李治亲自撰文，足见褚遂良书法的地位。

褚遂良高超的书法水平，一方面在于个人的天赋，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史陵、欧阳询、虞世南等大家的指导。再有，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狂热爱好，也让他受益匪浅。

唐太宗是王氏书法的铁杆“粉丝”，曾悬赏重金收购王羲之的书帖，人们争先献上，以致良莠莫辨，真假难分。幸亏褚遂良对王羲之书法相当有研究，随口就能说出书帖的渊源、出处，论据充分，鉴别书法的真伪毫不含糊，结果再没有人敢将赝品送来邀功。

贞观六年(632)正月，太宗下令整理内府所藏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的真迹，计1510卷，褚遂良自然是这次整理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为此他还编写了《右军书目》，藏于内府。能够见识到如此之多的王羲之真迹，让褚遂良大开眼界，对他书风的形成带来了重大影响。

苏轼给褚遂良的书法概括了4个字：清远萧散。他的书法，从追求一种结构之美，演进成了追求意境之美。虞世南书法讲究“君子藏器”，在书写的过程中不显露明显的运笔痕迹，褚遂良却不同，清代人所写的《评书帖》中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

他愿意展示这种痕迹，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种明快的韵律。因此，有人说褚遂良则是一位“线条大师”，他的线条充满生命，体现了一种飞动之美。

唐代书家张怀瓘对此感叹说：“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谢之。”在他看来，从褚遂良开始，书法已经从“妍美功用”趋向“风神骨气”，书法艺术也从古典主义迈向浪漫主义。

有趣的是，这种唯美主义倾向，已经影响到褚遂良对纸墨的选择。书法家讲究纸笔用墨并不奇怪，然而纵观古今书家，褚遂良对纸墨之追求，却是非常苛刻的。唐代人裴行俭曾说：“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没有好笔好纸，他宁可不写。

在唐朝乃至整个中国书法史上，褚遂良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不仅继承了唐代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等的特点，更深得东晋王羲之书法的精髓。

北宋米芾对唐代的书法家都有微词，唯独对褚遂良赞不绝口，说他“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米芾的儿子米友仁说得更绝：“褚书在唐贤诸名世士书中最为秀颖，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自成一家，非诸人可以比肩。”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薛稷等都曾师从褚遂良，宋代的黄庭坚、米芾、赵佶等，也从他的书法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弥留之际，她下了道遗诏，里边有这样一句话，特别引人注目：“其王、萧二族及褚遂良、韩瑗等子孙亲属当时缘累者，咸令复业。”

这相当于给褚遂良等人平反。武则天当过皇帝之后，阅遍群臣，她虽然恨褚遂良的迂腐，却不得不佩服他的正直与忠诚。贞元五年(789)，在褚遂良去世百余年后，唐德宗下诏，将他的画像绘于凌烟阁上，让他享有与唐初的开国功臣们同样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