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灰色收入就达上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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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灰色收入就达上万两
众所周知,清朝官场是很腐败的。江湖古老相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上三年知府,能贪十万银子。江湖古老又相传:“不贪不滥,一年三万。”即使是下手不那么狠的地方官,一年也有三万两银子的进项。
清朝地方官的收入真有这么高吗?替他们算算账就知道了。
壹 基本工资有多少
地方官这个概念很大,上至总督、巡抚,中至布政使、按察使,下至知府、知县,统统都是地方官。他们的级别相差很大,总督属于正二品(若带尚书衔,则为从一品),巡抚和布政使属于从二品,按察使属于正三品,知府属于正四品(乾隆朝降为从四品),知县属于正七品(也有少数六品知县和七品以下的代理知县)。
满清入关后不久就制定了文官俸禄条例,二品官每年能领俸银155两、禄米155石,三品官每年能领俸银130两、禄米130石,四品官每年能领俸银105两、禄米105石,七品官每年能领俸银45两、禄米45石。这一工资标准是顺治十三年(1656年)制定的,直到清朝灭亡都没有大的调整。也就是说,差不多在整个清朝,知府一年的基本工资只有105两银子和105石大米,知县一年的基本工资只有45两银子和45石大米。
“石”是容量单位,清朝一石是103500毫升,大约装米80公斤。清朝米价变动很大,最初官方强行规定一石大米等于一两银子,但实际米价在上下波动,如1863年6月14日英国人赫德打听到的上海米价是每石2.6两银子(参见《赫德日记(1854-1863)》),而1736年夏天广东米价却便宜到了每石0.23两银子(参见《乾隆实录》卷1),前后相差十倍不止。为了便于换算,我们仍然采取“每米一石折银一两”的官方规定。经过换算,清朝知府每年的基本工资是210两银子,知县每年基本工资90两银子。
我们知道,知县就是县长,那么,知府是多大的地方官呢?大体上说,它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的市长,关于其职权,《清史稿·职官志》有载:“知府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三岁察属吏贤否,职事修废,刺举上达,地方要政白督、抚,允行。”即统管辖区各县的文化、教育、司法、上令下达等行政工作,没有兵权,也不能直接任免知县,但是在三年一轮的知县大考核中拥有决定权,可以影响知县的升迁和任免。
清代的广州府,管辖的范围颇大,达14个县,范围包括今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计有: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新宁(约今天的台山)、增城、香山、新会、三水、清远、宝安、花县。
贰 这些小钱不够花
美国人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描写过清朝劳工阶层的收入水平:“那些卖力气的人,每天的收入只有5美分。”一天5美分,一年到头不休息,也只有1825美分的收入。当时美元与纹银的汇率是160美分兑换1两银子,故此普通劳工的年收入只有十几两而已。跟这些卖苦力的穷苦老百姓相比,知县年薪90两,知府年薪210两,工资已经很高了。
可官员不是苦力,苦力除了养活自己,最多只需要养活一个小家庭,而官员却需要养活一个非常庞大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包括他们的妻子、小妾、丫鬟、男仆,以及长期在官员任职地居住并时常去衙门里打秋风的亲朋故交,以及官员们雇请的幕僚,也就是后来俗称的“师爷”。
清朝的知县和知府大多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的儒生,他们精通八股,却不精通职务,为了当一个合格的官员,他们必须雇请那些通文墨、懂会计、擅长处理法律纠纷的师爷来帮着自己做官。一个大县的县官至少要雇5个师爷,知府则要雇6个以上的师爷,这些师爷是不能吃财政饭的,必须让官员自己掏腰包来养。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张謇早年就当过师爷,雇主开给他的年薪是120两银子,照此标准估算,无论知府还是知县,每年都得在他的师爷们身上花费千两左右的银子。
除了雇师爷,官员们还得雇长随(男仆)。雇师爷是为了工作,雇长随是为了面子——清朝官员极讲面子,出门如不坐轿,会被人耻笑终生的。那时候可不像现在,领导能配公务车,公务车司机靠财政养着,那时候公务车(轿子)要自己买,司机(轿夫)要自己雇,朝廷给的只是政策,允许你花钱享受什么样的待遇,而不是直接给你什么样的待遇。按照朝廷给的政策,知县坐“四人抬”轿子,要雇4名或者8名轿夫(轿夫累了需要换班),知府坐“六人抬”轿子,要雇6名或者12名轿夫。
雇完了轿夫,还得雇厨子、雇门房、雇跟班、雇拿印的……据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一书考证,道光年间广州某知府竟然雇了50个长随,每人每月发放“工食银”4两,一个月要花200两,一年要花2400两,如果碰上闰月,还要再多花200两,这还不算逢年过节打赏给长随的红包。
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假如一个知府比较节俭,只雇了6个师爷和10个长随,那么他每年要给师爷发六七百两,要给长随发四五百两,两者相加,一千多两出去了。假如这个知府比较爱慕虚荣和贪图享受,一连雇了10个师爷和50个长随,则每年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前面说过,清代知府年薪只有210两,这点儿工资连养师爷都不够,又怎么能养活知府的老婆孩子呢?
揭秘历史上清代官吏的灰色收入 奇特贪污手段
闲时翻阅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版四川《江油县志》,发现县官和县吏工资收入差距特别大,县吏工资收入十分微薄。
据《江油县志》记载,那时县级政府中,被称作官的,仅有知县、巡检、典史、教谕和训导等四五人(大多数县未设巡检司)。知县年俸45两,加养廉银600两,计645两;巡检年俸31.52两,加养廉银90两,计121.52两;典史年俸31.52两,加养廉银80两,计111.52两;教谕、训导年俸各40两,这二位文教官员也许是没有腐败的条件,而没有养廉银。
县衙分设快、皂、壮“三班”和吏、户、礼、兵、刑、工等部门,加上巡检司、典史署和教谕、训导署“四大班子”,共有衙役77名。除8名“民壮”(重体力劳动者)和6名弓兵(技术兵)每人年薪8两外,其余63名占衙役总数82%,每人每年仅有6两,这些人包括门子(门卫)、皂隶(警务人员)、马快(特警)、仵作(法医)、轿伞肩夫(服务人员)、禁卒(狱警)、铺役(邮差)、仓夫(粮食保管)和膳夫(炊事员)等9个工种,不分科、股级,不讲工龄长短、技术高低、文凭和贡献大小。
年薪六两银过什么样的生活
两三千年来,中国内部市场向来有“一米压百价”之说,政府控制以外的物价都随大米市价的波动而波动。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五月二十七日,苏州府织造(相当于中央直属纺织局长)李煦奏报皇上说:“至于米价(每石)一两三四钱不等”。这是在“鱼米之乡”,川北地区江油县应在每石1.5两左右。
县吏们一年的6两银工资当买4石大米。清至民国时期,大米每石300斤,4石为1200斤。如今江油普通大米每斤2元人民币左右,也就是说,清代江油县吏年工资相当于今2400元,平均每月仅200元。
近几年,江油民政给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人均每月补足210元,由此可见,清代江油县吏的工资,竟比现在的“低保户”还差一截,自己都难糊口,更何谈供养父母妻儿。
县太爷的折中办法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县吏们也绝不会饿着肚皮去执行公务的。据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六日川北地区潼川知府阿通先生一份书面报告说:“访查该县(三台县)词讼,一经准理,差役持票下乡,往往择肥而噬,不论案情之重轻,先讲差规之多寡,千方恐吓,万计刁难,必随其欲而后已。迨至押带人证进城投到,又有房书开单等项使费,种种弊端,悉难枚举。”
原来,县吏们除6两银子的年薪外,另外还有工作中的“规费”收入。这“规费”没有明文规定,没有定额标准,是一种按“潜规则”收取的“灰色收入”。收多收少,视当事人经济状况和差役们满意度而定,也可视为一种津补贴吧。
“汰之,则不敷驱使;去之,则民累难堪”,两难之际,阿通知府采取了折中办法,把过去实行了两百多年的“差规”公开化、合法化、数字化,制订出《三台县书差规费条规十八则》并刻在石碑上公示于大堂前,体现出办事收费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规费条规”规定:“寻常词讼一案,差役传唤,无论原、被告人数多寡,原告支给差头饭食辛力钱二千文(二两),被告支给差头饭食辛力钱三千文”,“刑房送案开单,每案原告共给纸笔辛力钱八百文,被告共给钱一千文”,“寻常案件,刑仵下乡斟验,五十里以内者,原、被告各给夫马钱四百文,各给饭食钱二百文;五十里以外者,照里数加增,最远者以三千文为止”,“吏、户、兵、工、盐、仓、礼各房下乡斟查,原、被告给夫马饭食钱,均如刑房之数……”
粗略统计,仅民、刑案件每件各个环节收费至少17两银子。江油县照此大大降低了的标准收费,每年办案200件计收费可达3400两,再加上契税、公证、下乡检查等其他收费,估计有五六千两之多。
这大笔收入,从《江油县志》看,未纳入省、中央财政预决算上缴,三分之一用作办公杂费,余下约4000两作为77名衙役工资补贴,每人再分配五六十两是可能的。按当时中等生活水平每人每年需银10两计,一名县吏一年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的6两工资加上县财政补贴五六十两,供养五六口人是没有问题的。
这清朝时得工资也太少了些,难怪有这么多人选择贪污的道路。连肚子都填不饱,怎么为老百姓做些实际事情。所以对于清朝的这些贪污事,我们只能做一个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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