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被破译而不知

Posted 2023-01-05 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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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被破译而不知

春帆楼本是日本马关（今下关）市红石山下海边一座不起眼的小楼，后来突然间名噪天下，载入史册。说起这座楼的成名，皆因在1895年的三四月间，晚清大臣李鸿章作为中国的全权代表与日本代表在这里谈判，签订《马关条约》以结束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6月，日本先是利用朝鲜的内乱鼓动中国派兵入朝，紧接着日本也派兵入朝，寻衅挑战。7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牙山湾外丰岛袭击北洋海军的护航舰只，击沉被雇的英国“高升”号轮船，船上800多名清军官兵殉难，由此引发了中日之间的一场大战。让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始料未及的是，以李鸿章属下的淮军为主力的清军对日作战接连失利，是年11月，清政府担心战争会打到京城，开始考虑与日本议和，于是想到长于外交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便派人去天津与他密商，由此开始了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求和历程。

【遣使被拒，伊藤博文借故中止谈判】

李鸿章得知朝廷有求和之意，遂考虑从何处着手进行。他认为日本当时在军事上正节节胜利，此时若派大员赴日，会遭到日本人轻慢，不如先派一个“忠实可信”的洋员前往日本，摸清对方的打算。李鸿章推荐了与他相交已久的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为出使人选。11月22日，德璀琳登上开往日本的轮船，但到达神户后没过几天，接待他的兵库县知事就向他宣布：因为他是没有正当手续的外国人，不能与伊藤首相会面。德璀琳只得乘船返回天津。尽管德璀琳访日遭拒，但日方总算表示，清廷可派“能充分发挥实效之资格人前来”，表示了同意和谈的意愿。

由于日方拒绝透露媾和条件，清政府只好在不了解对方打算的情况下再次派出使节，宣布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建议在上海谈判。日方不同意，说是已选定广岛为谈判地点。急于求和的清政府只得按日方旨意行事。被选中的两位使节都有丰富的外交经验。1895年1月6日，张荫桓乘船去与邵友濂会合，一到上海就遭到当地报纸的攻击。上海的《新闻报》登出一首《咏张松诗》，指桑骂槐地把他比作《三国演义》中出卖西川的张松：“形容古怪气昂藏，不信斯人总姓张。挈得西川图一幅，插标东去卖刘璋。”反映出当时民间主战拒和的舆论导向。他们在上海等了十几天都不见战况好转，不能再等了――新春时节，张、邵与随员乘英国轮船去日本，1月31日抵达广岛。当时，日军虽取得一连串胜利，但北洋海军的主力还在，陆军中淮系军队受到重创，但湘系军队正源源不断调往东北战场，寻机决战。伊藤博文认为，清政府派资望较低的张、邵为和谈代表，是中国方面不承认失败的表现，估计清政府一时不会接受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看来媾和时机还不成熟。他与外相陆奥宗光商量，最好在检查中方代表的委任状时找个借口拒绝谈判。第二天，伊藤博文不顾起码的外交礼节，在咆哮谩骂了一阵后宣布，因“两贵使之委任状甚不完备”，中止谈判。会谈破裂后，张、邵准备等候国内指示，决定行止。日方竟发出逐客令，称广岛是大本营所在的军事重地，敌国人员不能滞留，迫使他们于2月4日去长崎等候……2月12日，备受挫辱的张、邵一行在长崎码头登船回国。

【慈禧躲入后宫，李鸿章赴日】

那么，日方到底想要清政府派什么人来呢？伊藤博文在广岛曾提醒中国代表团的随员伍廷芳：“贵国何不添派恭亲王（奕？）或李中堂（李鸿章）同来会议，郑重其事。”这时日军已占据威海卫，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慈禧太后的求和之心更为迫切。她亲自出面召集枢臣会议，决定谈判人选。奕？是皇亲贵戚，自然不能去承担这样屈辱的使命。李鸿章就成了唯一的谈判人选。2月13日，清政府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得悉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2月17日，日本政府提出了苛刻的和谈条件：“中国除支付军事赔偿金、承认朝鲜的完全独立外，并由于战争的结果，须割让土地。”2月22日，李鸿章奉召来京参加御前会议，讨论日本的和谈条件。看到事情棘手，慈禧称病躲入后宫，由光绪皇帝与各重臣讨论对策。光绪的态度是坚拒日本的割地要求，户部尚书翁同主张宁可多赔钱也不割地。庆亲王奕等认为，不割地就不能结束战争，为保住京城不惜割地。李鸿章则表示不敢承担割地的责任，“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这样的表白连翁同听了也觉得他“语甚坚决”。

整个谈判中割地是关键。李鸿章在京城连日拜访各国驻华公使，请求列强出面干涉，共同“劝阻”日本的割地要求，却处处受到冷遇。各国公使均说，不割地就不能了局，签订不了和约。听了洋人的意见，李鸿章态度软化，转而也趋向割地求和。但他知道割地“关系之重”，一旦割地，他将遭国人唾骂，所以坚持“请训”，要求得到光绪的“面谕”，明责任。这时，前线局势更加恶化，湘军也顶不住日军的进攻。光绪迫于形势，不得已命奕？传话，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在用词上“商让土地”比“割地”委婉），但又告诫他要“斟酌轻重，与倭磋磨定夺”，尽量讨价还价。3月4日，李鸿章得到光绪写有“便宜行事，预定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字样的敕书。当时朝廷中也有人主张迁都，以便长期对日作战。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上书，建议清廷效法拿破仑战争时的俄国，“俄王保罗之败法主拿破仑第一，空都城以予之，是良法也”。慈禧一度有逃亡西安的想法，命顺天府准备骡车，但后来改了主意，表示决不离开京师。既然不肯迁都，只有以割地来结束战端。3月14日，李鸿章一行乘两艘轮船从天津启航，19日晨抵达马关。李鸿章与参议李经方、参赞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等离船登岸。使团中的李经方出任副使，他是李鸿章四弟李昭庆的儿子，被李鸿章过继为嗣子。科士达是名洋员，曾当过美国国务卿，被聘为“律例参谋”（法律顾问）。他们的下榻之处是一座净土宗的寺庙――引接寺，离谈判地点春帆楼不远。春帆楼背山面海，风景秀丽。

21日下午举行第一轮谈判，在春帆楼等候中方代表的是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首相和陆奥宗光外相。双方见面后，李鸿章依照国际惯例，要求“于开议和约之始，拟请两国水陆各军即行一律停战”，以创造和谈的气氛。伊藤回答“此事明天作复”。双方寒暄一番后，伊藤说：“中堂奉派之事，责成甚大。两国停争，重修睦谊。中堂阅历已久，更事甚多，所议之事，甚望有成。将来彼此订立永好和约，必能有裨两国。”外交辞令讲得冠冕堂皇。李鸿章则想以中日两国所谓同文同种的关系来感化对方，并以联合抵制西方势力的入侵为号召。他说：“贵我两国系东洋之两大国，人种文物相同，利害关系尤切……敝国与贵国提携，共谋进步，以与泰西日新月异之文化争衡，并防止白色人种之东侵，乃两国之愿望。孰料一朝和平破坏，以致兵戎相见，如幸恢复和平，两国间友谊可较前更加亲密。切望贵我两国作为东亚两大强国，能永远与欧美对峙。”这番表白，在陆奥宗光看来，“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讽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第一轮谈判属于礼节性的，未涉及具体问题，会场上也没有显出剑拔弩张的气氛。据日本记者报道，会谈结束，李鸿章步出会场时面带笑容，显得意态闲适，但他很快就要笑不出来了。

日本方面知道清政府急于停战，故在第二天举行的第二轮谈判中提出了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日本军队应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并所有该处之城池堡垒，驻上述各处之清国军队，须将一切军器、军需交与日本国军队暂管;天津、山海关之间铁路当由日本国军务官管理;停战限期内日本国军队之军需军费，应由清国支补。”其目的是要以严苛的条件迫使清政府打消停战的念头。李鸿章看完手中的停战条件文本，大惊失色，连呼：“过苛！过苛！”质问道：“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若停战期满，议和不成，则日军先已据此，岂非反客为主？”“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系直隶所辖，如此于我脸面有关。”“所开停战条款，未免凌逼太甚！”“所议停战之款，实难照办。”李鸿章请伊藤再想想办法，伊藤回答：“我实在别无办法。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国事与交情，两不相涉。”日方要求在三日内答复，伊藤不顾与李鸿章相识十年的情面，言辞很不客气，彬彬有礼的应酬之后，露出一副翻面无情的嘴脸。谈判一结束，李鸿章连忙向清政府电奏日方的停战条件。光绪见日本“要挟过甚”极为愤慨。他想见慈禧太后，慈禧仍称病不见，向各国公使求助也无结果。清政府唯恐和谈中辍，只好委曲求全，指示李鸿章将日方的停战条件“暂置勿论，向索和议中之条款”，要求日方公布具体的媾和条件。

【小山行刺，李鸿章泰然应对】

此时，日本陆军5000人在海军配合下已攻占了澎湖列岛，以为占领台湾作准备。就在形势愈发危急之时，发生了一起“几乎酿成国际异变”的突发事件。3月24日下午4时15分，第三轮谈判（未涉及实质性问题）结束后，李鸿章乘轿返回寓所，路上人很多。行至距引接寺不远处，忽有一个名叫小山丰太郎的年轻人从人群中窜出，拦住去路。他左手按住轿杆，右手从怀中掏出手枪，向李鸿章开枪射击。子弹击碎眼镜，命中左颊骨，顿时血流不止。在这生死之际，李鸿章的表现很镇定，被刺后“立即以右手的长袖掩住伤口，并无震惊的神色，态度泰然自若”。目击者科士达称：“总督没有被枪击吓住，而是端坐不动，冷静地要一个轿夫给他手帕来止血。”李鸿章的伤势不轻，经医生检查，左目下子弹“深嵌骨缝，非割开两边皮肉不能挖取，年高恐难禁此大痛”，决定不取子弹，“用药水洗治皮肉，可望补复”。

李鸿章遇刺受伤，国际舆论哗然。李经方在发回国内的电报中说：“此事恐不能了局。”日方此时已破译了中方的密电码（所谓“密红电本”），对李鸿章与国内的来往电报内容均已知悉。陆奥宗光看到破译的李经方电报，猜不透是什么意思，非常紧张。他们担心，“若李鸿章以负伤做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它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美二三强国的同情。而在此时，如一旦引出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限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何况位高望重之李鸿章，以古稀高龄初次出使异国而遭此凶变，显然容易引起世界的同情。故若某一强国想借机进行干涉，固可以李氏之负伤为最好的借口”。为避免李鸿章借此回国，中断谈判，招致列强干涉，日本迅速展开“危机公关”。天皇的特使、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相继来引接寺，探视李鸿章伤情。日方专门派出两位资深专家负责治疗。医生赶到马关，谦恭地表示：“定将如同我等父亲身受枪伤一般，加以认真对待。”皇后还亲自手制绷带，派人送来敷用。幽静的引接寺顿时变得车水马龙，慰问函电纷至沓来。但李鸿章知道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在给国内的电报中称：“该国上下礼谊周至，不过敷衍外面。”

为了稳住李鸿章，日本方面还做出除台湾、澎湖列岛外，其它战地停战三周的允诺。将台湾排除在停战范围之外，目的是为了便于日军继续南下作战。陆奥宗光到李鸿章病榻前告知他日方同意停战。当时李鸿章的左脸还包着绷带，听到这一消息，他的右眼流露出欣喜神情，向陆奥表示：“本人负伤未愈，不能躬赴会所商议，然就病榻谈判，随时皆可。”这时李鸿章若是能就被刺事件向日本展开外交攻势，并诉诸国际社会，或是以伤重中止会谈，迫使日本让步，对中国将会比较有利。刺客小山丰太郎被捕后声称：日军不应放弃占领北京，他反对这时与中国签订和约，此人在受审后被判处无期徒刑。伊藤博文曾两次向法官施加压力，要求判处小山死刑，遭到拒绝。小山被押送到僻远的北海道服刑。两年后遇大赦减刑为15年，1907年假释出狱。30年后的1938年，他在杂志上发表《旧梦谭》，回忆了行刺李鸿章的详细经过。

【清廷内部意见不一，日方步步紧逼】

因李鸿章受伤，日方建议加派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得到清廷批准。李经方为官的主要经历是当所谓的“鬼使”，即驻外使节，曾当过两年驻日公使。此人早年曾苦学英文，口语较流利，这在官宦子弟中是很少见的。时人对李经方有一种说法，说他娶了日本妻子，甚至说娶的是天皇的外甥女，他成了“东洋驸马”，实际他的妻妾中并无日本人。父子两人同为全权大臣，这在外交史上是罕见的。日方这样做自有其目的，他们认为，李经方年轻，比较容易对付。4月1日，中日双方重开第四轮谈判。陆奥提出，要谈的条款虽只有四大类，但具体的有十余条，最好逐项谈判，李经方不同意，反复与陆奥争辩，迫使陆奥同意一次开出全部条件。随后，日本代表将媾和条件底稿送到李鸿章寓所。条约底稿要求中国将“盛京省南部地方”（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三亿两;中国增开顺天府（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日本商民运进中国各口货物减税，免除厘金;日本可在中国开设工厂等。限四天内答复。这样的条件连陆奥在回忆录中也认为“苛酷”。

李鸿章看过后，对日本勒索之苛、欲望之贪感到惊愕。他在给国内的电报中指出：“日本所索兵费过奢，中国万不能从;纵使一时勉行应允，必至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势必无力筹办。且奉天（今沈阳，当时奉天府管辖辽东地区）为满洲腹地，中国亦万不能让。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唯有苦战到底。”四天的期限一到，李鸿章交了一份“说帖”作为答复。在说帖中他抒发感慨：“中日系紧邻之国，史册文字、艺事商务，一一相同，何必结此仇衅？国家所有之地，皆列代相传数千年数百年无价之基业，一旦令其割弃，其臣民势必饮恨含冤，日思报复。”他将日方的要求分为四项，即朝鲜“自主”、让地、兵费、通商权利。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对其它三项都有所论驳，“于让地一节言奉天南边割地太广，日后万难相安;赔费一节，言中国财力短绌，万办不到，非大加删减不可;通商权利一节……并将一切税钞豁除，与各国定章不符;又机器进口改造土货运入内地免税，亦难准行”。在关键的“割地”条款上，李鸿章特别指出奉天是清朝的发祥之地，且临近京师，因此不容割弃，而对台湾不置一词，隐含着若万不得已则割让台湾的暗示。最后恳求日方不要苛索过甚，以致伤及未来邦交：“本大臣回溯服官中外近五十年，现在自顾晚景无多，致军泽民之事，恐终于此次之和局，所以极盼约章一切妥善，毫无流弊，两国政府从此永固邦交，民生从此互相亲睦，以副本大臣无穷之愿望。”这段话写得很动感情，其实是出自科士达之手。据科士达回忆，当李鸿章读到这段文字时，“他从长榻上起身，紧紧握住我的手，以最热烈的言辞感谢我如此细致地表达出他的真实情感”。就连作为谈判对手的陆奥也承认：“这份备忘录全文长达数千言，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都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

清廷内部对日方的媾和条件看法不一。光绪之意是“总在速成”，希望早日缔结和约。奕？等人断言“‘战’字不能再提”，主张割台保奉（辽东），只割一地。翁同力陈台湾不可割弃，“恐从此失天下人心”。光绪难以抉择，于4月7日电示李鸿章：“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指示李鸿章“直抒己见”，“先将让地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赔款一亿两白银），与日方代表“竭力申说”。4月8日下午，伊藤向李经方表明日方谈判的最后底线：“赔款数目或可略减，但绝不能作大量削减;割地则奉天、台湾皆须割让。”最后他板着脸说：“由于中国请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议和。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搭乘增援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的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李经方无奈，答应立刻报告父亲。在伊藤的催促下，李鸿章提出新方案：日方要求割让包括辽阳、鞍山在内的奉天南边地方，中方主张割地限于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这样使辽东割地减少约一半;日方要求三亿赔款，中方以一亿应之。4月9日将这一修正案送交日方。这天下午，李鸿章给国内发电，叙述了伊藤的威胁之辞，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费以一万万为止。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执，届时能否云添？乞预密示。否则，只能罢议而归。”他还报告停战延期无望，请饬各将帅及时整备。这份电报被日方破译后，对李鸿章不惜谈判破裂的态度感到意外。陆奥宗光认为这是李鸿章谈判的底线，于是与伊藤商量，修改日方的条件，对辽东半岛的割地缩小范围，割地到海城为止，这与李鸿章的方案基本一致;赔款减为二亿两;开放口岸由七处减至四处，不提开放北京、湘潭、梧州。

4月10日，李鸿章带伤去春帆楼与伊藤举行第五轮谈判。陆奥因患流感未参加。伊藤面交对中国修正案的复文，要求赔款二亿两，割让辽东半岛（范围缩小）、台湾、澎湖。伊藤又露出其冷峻的面容，蛮横地声称，此次日本的条款“已让至尽头”，中国代表只需回答“允”还是“不允”。李问：“难道不准分辩？”伊藤道：“只管声辩，但不能减少。”两人反复辩论两小时，伊藤口气毫不松动。先谈赔款，李坚持“为数甚巨，不能担当”，伊藤说：“减到如此，不能再减。”李力陈中国困难，伊藤则说中国“财源甚广”。后谈割地，李说：“营口为通商口，万不能让。”伊藤道：“兵力所得，举国咸争，我亦不能让。”李问：“台湾，日本兵所未及，何故强让？”伊藤道：“水陆云集，无虑终不能得，应请早让。”最后伊藤竟赤裸裸地威胁，有60艘运兵船在广岛待命，可载兵数万，随时可解缆出发。而且伊藤也不是空言恫吓，日军确实在向大连增派兵力，准备用于作战。倘若谈判破裂，兵锋将直指北京。

次日，伊藤去信催促，说是现在不答应日本的要求，以后连这样的条件也难得到。李鸿章将日方的条款及要挟情况电告总理衙门，表示自己已“力竭计穷，恳速请旨定夺”。12日，李鸿章给伊藤写信，要求双方再会商一次，在让地、赔款等条款上再放宽一些。伊藤回复：“无可再商”，“所宜回复者，唯有允否两字”。14日是日方限定的最后答复时间，李鸿章要求延至15日下午。他给清廷发报称，第二天下午四点是定议时间，过期作废，“事关重大，若照允，则京师可保;否则，不堪设想”。清政府唯恐京师不保，于14日、15日连复李鸿章内容相同的两份电报，传达圣谕：“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定夺。”

接到同意签订和约的最后谕旨，李鸿章于4月15日在春帆楼与日方举行最后一轮谈判

。这次谈判长达四个半小时，一直延至上灯时分。李鸿章仍试图与伊藤做最后的讨价还价。他要求将赔款再减5000万两，5000万两不能让，让2000万两，甚至苦苦哀求：“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又要赔钱，又要割地，双管齐下，出手太狠，使我太过不去”，“赔款既不肯减，地可稍减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赔款既不肯少出减，所出之息当可免矣”。最后弄得伊藤说，议和不是市井做买卖，“彼此争价，不成事体”。李鸿章发狠道：“如此口紧手辣，将来必当记及。”日本方面通过破译密电，知道清政府已授予李鸿章“权宜签字”的权限，所以不管他如何再三恳求，日方就是不肯作丝毫让步。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伊藤要求在互换条约批准书后一个月交割，李鸿章认为一个月太仓促，要求再展限一个月，并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回答：“尚未下咽，自感腹饥特甚。”

【光绪茶饭不思，海啸之际条约签订】

4月17日上午10时，清政府代表李鸿章、李经方等来到春帆楼，与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日讲和条约》，通称《马关条约》。下午两点，李鸿章的轿子离开引接寺，李经方、科士达等人步行相随。一行人穿过因交通管制空无一人的街道，登上等候在海边的轮船回国。李鸿章回国后称病住在天津，派人将和议约本送到京城主管外交的总理衙门。他主张按期批准马关条约，反对“毁约再战”，希望“暂屈以求伸”。《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全国的抗议浪潮。人们纷纷要求拒和废约，迁都再战，指责李鸿章“主和卖国”，甚至有人主张杀他以谢天下。光绪皇帝对签约还是废约举棋不定，问题的关键是废约后中国还有没有再战的能力。有两个人的态度最为重要，那就是刘坤一和王文韶。刘坤一是前敌最高统帅，王文韶署理直隶总督，负责直隶防务，看守着北京的西路门户津沽。两人的回复始终回避有无胜利的把握，实际是以委婉的语气表示没有战胜的信心。

统帅不可恃，清政府还有一条路可以试探，就是进行外交努力，争取西方国家的帮助。初看起来这还是有希望的，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使中国的辽东半岛失而复得。当三国公使将这一结果告诉总理衙门的庆亲王等官员时，“亲王大臣们感到乐不可支，他们表示感恩不尽，情义非常动人”。但好运只是到此为止，日本采取“对三国完全让步，对中国一步不让”的决策，继续压迫中国及早换约，西方国家也是这样劝告。随之中国的外交努力转向保台，这一行动是一些大臣自行策划，主要筹划者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他想的办法是把台湾抵押给美国或英国，一来杜绝日本割台，二来可获得一大笔借款。抵押的酬劳是给予外国在台湾修路、开矿或是商务的利益。但他通过外交使节在国外的交涉却是毫无成效，还遭到嘲弄。英国将这个设想比喻为“好像是向一家已破产的、被抵押给另一个人的地产业提供贷款”。情急之下，张之洞甚而提出可以给列强更实际的好处，“大国虽不图钱财，断无不图土地之理”，为此还开出不小的价码：“朝廷若肯以回疆数城让俄，以后藏让英，以云南极边地让法，三国同助，则不唯台湾可保，倭约竟可全废，断无战事。”这种挖肉补疮的想法既不可行，也很荒唐。

在踌躇无计之时，光绪茶饭不思，“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痛苦到了极点。雪上加霜的是此时在津沽一带连日暴雨，引发海啸，水高六七丈，为百年来所未有。当时还是一名清兵的冯玉祥回忆：“飓风袭来，立刻发生海啸，大风大雨，翻江倒海。海浪拼命地往陆地上奔腾倾注，低洼的地方都成泽国。”天灾对清军营地造成了严重破坏，成了压垮清廷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光绪在得知发生海啸的当天，决定批准《马关条约》。在换约后发布的朱谕中，他将“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都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列为批准条约的理由之一。5月2日，光绪“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在和约上签字。次日，清廷在和约上盖上国玺，条约在换约后生效。

客观而言，李鸿章在当时中国的官员中是最懂洋务的。在他出使日本的随员中，伍廷芳、马建忠等都是留学国外、精通外交的人才。他还雇了美国人科士达为谈判的法律顾问。而且他也极力与日本代表磋磨争辩，做了很大的努力，也有明显的成效，如减少了赔款，缩小了割地等。但他在外交上的基调是软弱的，目的是要速成和约。在他遭日本暴徒刺杀时，不敢以此为契机停止谈判，只是被动地接受日方在停战问题上作出有限让步。另外是密码被日本破译竟不知，使得中国使团无密可保，在外交交涉中总是处于下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春帆楼成为中国人心中的隐痛之地。17年后的1911年，梁启超曾去春帆楼凭吊，百感交集中赋诗一首：“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

历史百科生物学的一个重大突破——人类首次破译DNA

生物学的一个重大突破——人类首次破译DNA

1961年人们首次破译生物遗传密码。这是生物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为彻底揭开生物遗传之谜奠定了基础。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物的遗传机理如何?自从人们发现了细胞核之后，就从细胞内部结构的更深层次上开始了对这些问题的探索。

科学史公认，最早发现的DNA，是1865年年轻的瑞典科学家米歇尔用胃蛋白酶催化细胞核得到的一种不同于蛋白质的、含磷较多的物质——核素。20年后，人们发现核素是强酸，便改叫核酸。俄籍美国生化学家莱文接着发现核酸有两种：核糖核酸(RNA)和脱氧核糖核酸(DNA)。1934年，莱文又发现核酸能分解成含有一个嘌呤、一个核酸和一个磷酸的片段，并据此推断这是核酸的一个基层组合体，把它叫做苷酸。由于有机碱有4种成分，所以核苷酸共有4种。上述发现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生命的本质和生物遗传机理探索史上，现代生命科学忽视了上述正确的探索，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1944年，美国生化学家艾弗里等证明DNA就是遗传基因，具有全部遗传功能，和DNA在一起的蛋白质是多余的。于是，先前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DNA成了分子遗传学研究的热门课题。

1953年，英国生化学家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拍出了DNA的X射线衍射图，第一次确定了DNA是螺旋体。而且测出了它的直径和螺距，认识到它的双键同轴排列形式，明确了糖磷酸骨架的位置：磷酸在结构的外侧，硷在内侧。从而得出了在一个高度有序的结构内，两个嘌呤可以彼此互换，两个嘧啶也可以互换，而嘌呤和嘧啶之间不可互换的概念。这样，他以核苷酸序列的多样性，解释了DNA分子的特异性。

同年，英国物理学家克里克和美国生化学家沃森合作，汇集所有DNA研究资料，划时代地提出了双螺旋核酸分子结构模型。20多年来，大量的实验证明，这个模型正确地反映了DNA的分子结构，同时，在几个次要的部分有所补充。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大大推动了生物大分子核酸和蛋白质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研究，建立起分子遗传学这一新兴学科，使生物学进入了分子生物学的阶段，生物学的各个分支以及农学和医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科学史工作者把这个重大变化称之为“生物学革命”。

克里克和沃森根据他们的核酸模型，提出了基因DNA复制自己的机理。在复制过程中，DNA的双螺旋可以先分成两个单螺旋，每个单螺旋以自己做“模板”，用细胞里的单元原料合成它失去的那半个螺旋。通过如此复制，生物便一代代稳定地遗传下去。如果DNA在复制过程中偶尔出点小毛病，就会造成物种的变异。DNA结构模型，还可以成功地解释生命现象。在DNA开始复制时，DNA把所带的遗传信息传给信使RNA，RNA按所得信息指挥酶的合成，酶再指令氨基酸按一定的方式合成蛋白质。DNA是生命运动的中心，它像一个贮有信息的电脑，决定着生命的过程。

于是，人们由此开始探索遗传密码。1954年，美国天文学家盖莫夫设想，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共有20种，若用1种核苷酸代表1种氨基酸，只能代表4种，远远不够用。若用2种核苷酸代表1种氨基酸，只能代表16种不同的组合，仍不够用;于是他设想用3种核苷酸代表1种氨基酸，从而获得64种组合，这就完全够用了。

但哪个密码代表哪个氨基酸呢?许多科学家都在进行艰苦的研究，希望早些找到答案。1961年，美国学者尼伦堡和马太用实验证明了多尿嘧啶核苷酸是苯丙氨酸的样板。根据3合体密码理论，他们破译了第一个生物遗传密码，即苯丙氨酸的遗传密码是uuu。他们的发现成了研究遗传密码的突破口。

人们经过长期努力，到1961年，终于在世界上好几个实验室里，同时用不同的方式独立破译了遗传密码，编成了十分独特的生物遗传密码字典。遗传密码的破译，向人们展示了生命世界的同一性：即远古的单一细胞衍生出了今天世界上的众多生物。

密码被破译而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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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百科 生物学的一个重大突破——人类首次破译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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