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为何爱下江南

Posted 2023-01-05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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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为何爱下江南

康熙皇帝曾经六次巡幸江南，乾隆皇帝也效法皇祖，六次南巡。乾隆认为，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西师”，率军西征，平定西北;另一件是“南巡”，在前后30多年中，六次巡视江南。可见下江南在乾隆心目中意义非同小可。

在当时的条件下，皇帝下江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从北京到江浙，往返6000华里。那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全靠车装船载，马拉人扛，来回一趟，至少需要三五个月的时间。每次出巡，皇帝带领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卫队侍从有两三千人，动用五六千匹马，四五百辆车，上千只船，需要耗费一二百万两白银。乾隆第六次南巡时已是74岁高龄了，如此长途跋涉，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为什么皇帝却不辞辛劳连续南巡呢？

按照乾隆皇帝自己的解释，他下江南有四条原因:一是江浙官民诚心恭请;二是朝中百官一再建议;三是江浙人稠物丰，地位重要，应当亲自去考察民情戎政;四是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这些说法不过是一种官样文章，其实乾隆心中有着更重大更深层的用意。

第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浙一带是中国著名的鱼米之乡、丰饶之地、工商中心、财赋重镇，是清政府的主要“粮袋子”和“钱柜子”，维系着朝廷的经济命脉。在当时，江浙交纳的粮赋占全国的38%，税银占全国的29%，关税占全国的50%。当时盐课银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盐课银的60%以上来自江浙，仅扬州盐商每年上交的盐课银最多时达600万两。京城每年需要的400万石粮食，2/3从江浙漕运进京。如果没有江浙的巨大财力支持，就不可能造就乾隆盛世景象。每次南巡，除了确保这些正常的国库收入以外，皇帝和权臣还通过摊派、赞助、买官卖官、敲诈勒索、行贿受贿等手段，向江浙的官员和富商捞取许多私房银。可以说，牢牢控制江浙，充分调用当地丰厚的财力物力资源来支撑庞大的清朝帝国，是乾隆下江南的首要原因。

第二，江南出才俊，自古多风流。江南是一个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的地方。在清代产生的114名状元中，江苏人有49位，占到43%。设在南京的江南贡院是全国最大的科举考场，考生达2万多人。清代的状元一半多出自江南贡院。乾隆下江南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安邦治国发现人才、培植士类、笼络人心。在六次南巡中，乾隆确实从江南物色了大批政界能臣、饱学之士、学界泰斗、书文大家。每次南巡，乾隆都要会见文人士子、名流缙绅，并亲自命题考试，对考试优秀者特批扩招“生员”名额，特赐“举人”称号，当场授予官位，以争取名士，宣扬圣恩。

在清代，江浙也是明末移民众多的地方，反清思想广有市场。乾隆南巡时，一方面对文人士子采取怀柔笼络手段;另一方面又严加思想控制，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严厉打击，大兴文字狱。清朝是历史上文字狱最盛的时候，而乾隆执政时又是清朝文字狱的最高峰，罪名之荒唐，株连面之广，手段之残酷，远远超过康熙、雍正。乾隆较高的文化修养助长了他的文化神经质和思想多疑症。其中最典型的一件文字狱，就是在乾隆首下江南后，有人冒充大臣奏稿，批评乾隆下江南时奢侈浪费、严重扰民、赏罚不公等问题，乾隆大怒，下令在全国追查这份伪奏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被关押、撤职、杀头的人不计其数。

第三，江南是重要的水利水患之乡。尤其苏北地区是黄河、淮河、运河交汇之处，像洪泽湖、高邮湖等都是“悬湖”，一旦泛滥，淮安、扬州、泰州、南通、盐城等地则是一片汪洋。乾隆在《南巡记》中称:“六巡江浙，计民生之要，莫如河工堤防，必亲临阅视。”清朝每年固定的河工“岁修银”占到全国财政支出的1/10，是当时最大的基本建设项目。每次下江南，乾隆必到洪泽湖流域巡查河防工程。六次南巡中，乾隆共发出数百条治水命令，实施了多项重大水利工程，动用了几千万两白银，对减少水患、保护田园生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江南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山川风光秀美，人文资源丰厚，金粉佳丽众多，用明朝皇帝朱元璋的话来说是:“佳山佳水佳风佳月，千秋佳地;痴声痴色痴梦痴情，几辈痴人。”在乾隆时期，长江运河两岸的都市商业繁华、人气旺盛。当时全世界5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有十座，江苏占据其三――南京、扬州、苏州。南京人称“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家”，十里秦淮，九曲金波，六朝金粉，一帘幽梦。苏州园林，享誉天下;苏州刺绣，巧夺天工。再加上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充满着诗情画意。扬州更是富商云集，美景、美女、美味，一应俱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可见当时的扬州是一个著名的梦幻之都、休闲之都、消费之都。皇帝来到江南，看得开心，玩得尽兴，吃得可口，购得满意，当然是乐此不疲、频频光顾了。

对江南的园林，乾隆更是情有独钟。每次下江南，他都带来一些画师，把江南的一些著名园林描绘下来;而后，在北京颐和园、紫禁城、承德避暑山庄中，对苏州狮子林、杭州西湖十景、无锡寄畅园、镇江金山寺等园林景观加以仿建。

第五，皇帝出巡，安全第一。江苏没有高山峻岭、荒蛮之地，盗贼流寇难以藏身。特别是江苏人禀性温顺，循规蹈矩，不狂不蛮，安分守己，加上日子比较富庶，属于那种“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地方，是少有的一个良民区、顺民区、治安模范区。皇帝到这里，凶险较少，安全可以得到保证。

对于乾隆六下江南，从古到今，人们都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即使在当时，朝野对乾隆下江南时好大喜功、追求奢华、讲究排场、劳民伤财的行为也多有质疑。乾隆在退位之前曾对大臣讲:我临御60年，并无失德，惟独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将来你们务必阻止皇帝南巡之事发生。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如果不是处在太平盛世，就不可能有皇帝六巡江南的盛举。这六次南巡，对于清政府安定江浙、聚集财力、吸纳人才、安抚人心、兴修水利、治理水患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乾隆为何下江南

　　乾隆为何下江南？乾隆几次下江南？
　　江南地方，气候温和，物产丰富，还有漂亮的姑娘，是个花花世界，历代皇帝都愿意到江南去游山玩水，寻芳猎艳。明朝的正德皇帝游江南，不就在梅龙镇演出过一出《游龙戏凤》的喜剧吗？
　　乾隆皇帝，一生中先后六次下江南。
　　《乾隆下江南》着名画家:陈清泉
　　他这样频繁地到江南去，干什么？官方的说法和记载，说是去考察水利，因为浙江的钱塘江海潮冲刷堤岸，破坏力很强，如何加固，地方官意见不一，所以必须皇帝亲自去考察。
　　这样的理由，当然是冠冕堂皇的。但是为了一条海堤，用得着皇帝亲自去看么？用得着先后六次去看么？何况乾隆并不是水利专家，即便需要皇帝亲自拍板定夺，只要皇帝在一个真正懂水利的官员陪同下亲自去看一次，然后委派这个专家去督办，应该完全可以了。可是他每次下江南，只见他带着太后和爱妃，也没见他带着哪个水利专家呀!
　　正因为动机目的反差太大，所以民间不太相信皇帝下江南是“因公出差”。因为，皇帝“出一次差”，动辄上千人。这样庞大的组织和动静，如果仅仅为了“考察水利”，是不是投资太大，得不偿失啊？所以，老百姓的第一个想法，就认为皇帝是到江南去游山玩水的。——那是乾隆时代老百姓的想法。
　　到了晚清时代，又有了这样的说法：乾隆六下江南，考察水利，只是表面上的，次要的；而主要的、真正的目的，是去浙江海宁看望他“真正”的生身父母。——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根据《清实录》等官方书籍档案的记载，乾隆皇帝弘历的父亲，是雍正皇帝胤G(yìnzhēn印真)，母亲是四品典仪凌柱之女钮祜禄氏。但是，很早以前，就有野史和民间谣传，说乾隆并不是雍正皇帝和妃子所生的儿子，而是雍正当皇子的时候，和一个汉人宫女所生；甚至根本就没有满族血统，而是纯粹的汉人汉女的儿子。
　　最为流行的一种传说，是说弘历是汉官陈阁老陈世倌的儿子。陈世倌是浙江海宁人，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与雍亲王家常有来往。有一年，雍亲王的熹妃和陈阁老的夫人在同一天生下了孩子：熹妃生的是女儿，陈家生的是儿子。熹妃怕自己因生了个女儿会失宠，就和乳母串通，请陈阁老家把夫人生的男孩抱进王府去看看。陈家把男孩儿送去，当天王府把孩子送出来，陈阁老回到家中一看，自己原来的那个男孩儿已经变成了女孩儿。陈阁老知道事关身家性命，不敢声张。那个抱入王府的男孩儿，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弘历。弘历即位为帝以后，从乳母那里知道了真相，所以先后六次下江南，到海宁陈家去探望生身父母。
　　乾隆一生中六次南巡，分别在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其中有四次驻跸在浙江海宁陈家的安澜园中。——难怪民间有这样强烈的议论。
　　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晚清天嘏(括彻)所着的《满清外史》中《弘历非满洲种》一节。后来陆续出版的小说，特别是蔡东藩、金庸、高阳等人的演义小说，都持此说，而且旁征博引，居然“证据确凿”。于是在非史学界，这一说法众口一词，简直深入民心，弄得史学家都无可奈何了。
　　关于这个问题，详细考证起来，能写一本书。为避免离题太远，这里不细说了。简单一句话，这是晚清时代人们的一种民族心态：把乾隆说成是汉人，那乾隆以后的历代皇帝，岂不就都是汉人了？
　　其实，满蒙早就通婚，康熙的祖母孝庄皇后，就是蒙古人。所以，康熙就不是纯满族血统。后来满汉通婚，清皇室内也难免有满汉混血儿。这个问题，连满清皇室自己都不太计较。
　　根据近代史学家考证，乾隆的确生于雍和宫，母亲是熹妃钮祜禄氏。但是查证册封熹妃的诏书，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1723)有如下记载：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金年氏封为贵妃，侧福金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
　　可见雍正的妃嫔中汉人还真不少。关键是弘历的生母熹妃钱氏，在弘历被立为皇储之后，就改姓钮祜禄氏了：这是为了显示弘历是纯满族血统，出于政治的需要，熹妃不得不拜四品典仪凌柱做干爹，顶了个满姓钮祜禄氏。这样看来，说乾隆皇帝有一半儿汉族血统，倒是成立的。
　　根据钱治冰《关于乾隆生母最新考证的最终结果》一文中所说：“乾隆之母钱氏(1692—1777)，是浙江嘉兴钱纶光与其妻书画家陈书(1660—1736)之幼女，是刑部尚书钱陈群(1686—1774)的妹妹。”
　　钱陈群“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尤得乾隆帝的尊宠，倚为儒臣，二人之间除君臣之谊，又是文字知己，乾隆称之为‘故人’。钱陈群每有诗作进呈，乾隆必亲笔题诗回赠。他退休后，仍屡次升迁，加尚书衔、进太子太保。乾隆帝赐之以‘食全俸’，常寄自己的诗作，请钱陈群和作。他数次去北京，为皇太后和乾隆帝祝寿，并同乾隆帝到塞外围场行猎，并参加‘香山九老会’。乾隆十六年(1751)，钱陈群首次扈从高宗圣驾南巡，并随驾钱王祠(指钱氏的祖先吴越王钱H)陪祭。乾隆二十二年(1757)，钱陈群二次扈从高宗圣驾南巡，再次随驾钱王祠，乾隆赐御诗褒扬钱氏先烈。乾隆二十七年(1762)，高宗第三次南巡时，钱陈群已告归在籍，即赴常州恭迎圣驾，并扈从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地，再次随驾钱王祠，并携台州族孙钱选，以传世唐赐铁卷(券？)晋呈御览，乾隆赐御制铁卷(券？)歌一首”。
　　此外，“钱陈群的学生阿桂、刘墉、纪昀等备受乾隆重用……钱陈群的子孙世代包括女婿、族人均为朝廷重臣，可见钱陈群与乾隆母子的关系非同寻常，恐怕一般亲戚关系是无法做到这一步的”。
　　根据这一说法，再根据乾隆六次南巡，四次都带着他母亲钱氏——钮祜禄氏下江南，分明有让老母返回江南老家看看的意思。第四次南巡，钱氏——钮祜禄氏已经八十多岁，尚且兴致勃勃地南下；第五、第六两次南巡，如果老母不是已经故去，恐怕还要带着呢!
乾隆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