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识人善用 为何把袁世凯骂得狗血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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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李鸿章识人善用 为何把袁世凯骂得狗血喷头

2、历史秘闻 为何

李鸿章识人善用 为何把袁世凯骂得狗血喷头

甲午战争爆发前,袁世凯在朝鲜做知事无可为,随后便托辞返回国内。回津之后,李鸿章以袁世凯人才可用,委派他办理前敌营务,但袁世凯并不想从事后勤工作,因而在工作之余又背着李鸿章在京中托人找关系,另谋出路。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升迁,与李鸿章的提拔重用是分不开的,但令李鸿章不能容忍的是,袁世凯竟然求到了自己的政治死敌翁同的门下,这在当时的官场上可是犯了大忌的。由此,李鸿章开始疏远并冷淡袁世凯,而袁世凯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在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势之后,干脆就改投门户,另找靠山。

在经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后,清廷中改练新军的呼声渐高,而袁世凯凭借自己曾经帮朝鲜练过新军的经验,也试图抓住这个机会,实现自己以西法练兵的计划。为此,袁世凯上下奔走,向权贵们推销他的练兵计划,并最终获得成功。

李鸿章从日本谈判回国后,便一直闲居京城贤良寺,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十分不屑。当时的李鸿章,因为代表清廷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非当官居闲职、门前冷落,而且为舆论所不容,因而心态不免有些失衡。

曾国藩的孙女婿、当时入李鸿章幕府的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李鸿章从日本回到天津后,他与直隶的官员及候补官员一同进见,当时的袁世凯已被授予直隶按察使的职务,但并未到任而是专职练兵。直隶按察使是地方大员,自然在进见官员的前列。李鸿章到后,袁世凯便上前汇报练兵事宜,说初步的计划也已经部署,德国教习也已经聘请,日内便可签订合同,马上便可以正式展开了。

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一向有风度的李鸿章这次却没有等袁世凯说完便勃然变色,他举起手中的手杖,砰砰的敲打着地面,厉声道:“悖⌒『⒆佣得什么练兵!又订的什么合同!我治兵数十年,现在尚不敢说有什么把握。兵是这么容易练的吗?你雇几个洋人,扛上几杆洋枪,喊几个洋口令,便算是西式军队了吗?”

袁世凯当年36岁,在遭此斥责之后,顿时面红耳赤,亦不敢反驳。周围的同僚们,从来没有看到李鸿章发那么大的火,大家都低着头,既不敢看李鸿章,也不好意思看袁世凯,场面十分的尴尬。在吴永看来,袁世凯当时已经有崭露头角之像,李鸿章看起来倒是有意要杀杀他的威风。

事实上,此时的李鸿章正处于个人政治生涯中最低潮,他对于袁世凯奔走于政敌翁同门下而始终耿耿于怀。有一次,袁世凯来拜访这位过气的老领导的时候,李鸿章终于再次爆发并痛斥了袁世凯一顿……巧合的是,这次吴永又在旁边耳闻目睹。

据吴永的记载,当他与李鸿章在贤良寺闲聊的时候,袁世凯前来拜见,于是他便避入别间。袁世凯在寒暄了几句之后,便为老上司的遭遇表示不平:“中堂当年铁马金戈,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朝廷只给予内阁首辅的空名,虽然每日随同上朝请安,实则无所事事,这样太不公正了。中堂大人不如暂时告假还乡,等到朝廷遇到难事了,届时必定会想到股肱老臣,这样中堂再次出山,岂不是名正言顺,而且能挽回昔日的声望?”

甲午后被权贵们排挤的李鸿章,此时却十分敏感,袁世凯的话音刚落,他就厉声呵斥道:“停,停!慰亭,你这是给翁叔平(叔平是翁同)当说客来了吗?我要是请辞出了缺,那他就可以依次升到协办大学士的位置……他想得倒挺美!你回去告诉他,让他想都别想!要是别人出了缺,让出一个位置给他,那我管不着,但要想让我空出一个位置来给他,这万万办不到!只有我有一口气在,就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决不会无故请辞,奏请开缺。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对朝廷哪能说三道四,计较这计较那的?你要是受他所托,在这里花言巧语,我是不会受你们愚弄的!”

袁世凯听后不敢反驳,只能向李鸿章道歉并唯唯而退。

袁世凯走后,李鸿章余怒未消,他把吴永招呼进来,问:“刚才那个人,你认识吗?”吴永说:“知道,但并不熟悉。”李鸿章恨恨地说:“袁世凯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人真是个小人!他为了巴结翁叔平而来这里做说客,嘴巴里说得天花乱坠,想要欺骗我乞假开缺,一边给翁叔平让出一个协办大学士的位置……哼!我偏不退!当年老师(即曾国藩)教我‘挺经’,这次倒可以用上!我就是要和他们挺着,看他们有什么招?我刚才当面训斥袁世凯,就是要免得他再来嗦,我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什么事情没有见过?我难道还会受这种人的捉弄吗?”

不过话说回来,李鸿章这次呵斥袁世凯却是错怪了他,因为按照翁同的作风,是决不会随便请一个人去做说客的,何况袁世凯和他还不算太熟悉。李鸿章之所以对袁世凯发怒,主要原因还是当时翁同得势,而李鸿章失势,在世态炎凉的感叹之余,正好赶上袁世凯说了不中听的话,结果把火全发他身上去了。

相对而言,袁世凯做人还算可以,他在李鸿章失意的时候还常去看望这位老领导,原因就是李鸿章对他有知遇之恩。相比一些落井下石的朋友,袁世凯已经是难能可贵。在被李鸿章呵斥之后,袁世凯并没有任何不敬的言语和举动,就这点而言,他的官场修为和涵养,甚至已经超过了李鸿章呢。

再说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李鸿章虽然暂时失势,但他多年经营的淮系势力仍旧存在,正如袁世凯说的,一旦国家有事,还得请老将出马,届时李鸿章为朝廷重用,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在庚子事变、局势失控后,当时清廷能想到的,还是被贬斥到广东做总督的李鸿章。可惜的是,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是油尽灯枯,他在主持完与列强的谈判后便一病不起,不日便撒手西去。

不过,李鸿章在临终前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向朝廷力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这也意味着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此说流传甚广,不过据考证似无此奏)。此时的袁世凯,不过40出头。

袁世凯的付出,最终有了丰厚的回报,而袁世凯做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确实在清末新政和立宪中表现突出,为中国向近代化转型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可见,袁世凯有李鸿章这样识人善用的领导,幸莫大焉;而李鸿章能有袁世凯来继承他的事业,何尝不是“不幸中之大幸”?

历史秘闻 为何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有两种说法,前者为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后者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史学界比较公认的说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

下面就谈一谈后者四大名臣被世人骂得狗血喷头的原因:

第一位:曾国藩。

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被视为“古今第一完人”。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后世对曾国藩的评价不一,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再加上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而且以汉族为主,所以许多人更是把视为满清的鹰犬,骂他以血腥的手腕暂时扑灭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暂时拯救了清朝的大危机。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外惭清议,内咎神明”,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 “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当代学术界对曾国藩的评价日趋活跃,不乏赞誉之声。

第二位:李鸿章

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当时西方把他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时至今日,斥骂李鸿章的人不在少数。同是镇压过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一直为人诟病。而不少人骂他借洋务运动在朝廷和洋人之间左右逢源,弄权舞弊,中饱私囊,培植私人势力,经不起洋人真枪实弹的检验,损害、出卖国家利益习以为常,一味主和,在洋人的侵略面前毫无抵抗意志。结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无疑成为很多眼中的“卖国贼”。而且主张放弃新疆,重视海防,也是人生的另一大污点。

第三位:左宗棠

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乱和收复新疆维护中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

同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将领,相比前两者,名声好上许多,左宗棠一直被视为民族英雄。左宗棠应该属于主战派,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尤其在新疆的问题上,最终是值得肯定的。那么他的骂名从何而来?就是曾经在镇压回汉互相屠杀的同治陕甘回变时,带领湘军对回民进行报复性屠杀,所以认为他心狠手辣,故有"左屠夫,左剃头"之称。此外,利用卖国商人胡光镛向洋人借来高息贷款和大量的洋枪洋炮,赴西北围剿,也背上了不少骂名。

第三位:张之洞

早年是清流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曾任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位极人臣。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期间,创办了诸多实业,如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此外,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三江师范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

在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中,张之洞名声最好。与前三者相比,作为清流首领,他极为重视自己的名声,早在翰林院当值期间,就与当时的宝廷、张佩纶齐名。他和李鸿章形成鲜明对比,比如后来在辛丑谈判期间,张之洞每天都会给李鸿章发一大篇电报,每一篇至少几千字,强烈斥责他向洋人低头的行为。认为洋人也是有礼义廉耻的,应当据理力争,让洋人道歉。并且自告奋勇代替李鸿章去痛斥洋人。李回电:电报每字两角四分太贵,无事勿再多言!这就体现了他另一个特点,就是特别能说,特别敢说。与后世评价相比,时人多言其有学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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