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雍正皇帝为何编出唯一皇帝自曝家丑的奇书

Posted 2023-01-05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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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朝雍正皇帝为何编出唯一皇帝自曝家丑的奇书

导读：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因曾静反清案件而刊行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全书共四卷，由雍正皇帝钦定编纂，内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目的是为了“教育”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至尊皇帝与平民囚犯进行大辩论的书，也是史上泄漏宫廷内幕、隐秘最多的一部御制国书。

《大义觉迷录》的刊行，缘于湖南的曾静投书案

曾静其人，性迂阔，喜谈道学，有反清思想，是清代很有名的书生“革命家”。他生于1679年，卒于1741年，湖南永兴鲤鱼塘镇人。幼年丧父，母亲把他拉扯大，家境十分贫寒，他曾醉心于功名但屡试不第，于是断了科举入仕之念，在乡村闭门授徒，经常向学生们散布反清言论。雍正五年，曾静在省城读到了清初杰出思想家、诗人和时政评论家吕留良的文章，对“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的诗句，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吕留良有皇帝之才，无皇帝之命。

出于仰慕之情，曾静派得意门生张熙去浙江拜谒吕留良，但当时吕留良已去世四十余年了。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交给张熙其父的一批著作，有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束等。不虚此行的张熙把这些著作带回后，曾静如获至宝大喜过望。静下心来仔细研究了“革命导师”吕留良的这些文集后，曾静更加坚定了自己反清的政治主张，他先后写了《知新录》《知几录》两本书。在《知新录》里，他大胆放言：“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遍历城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又称：“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子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所寿。”他还集中列举出雍正皇帝的“十大罪行”，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和任控等，说雍正皇帝是历史上少见的暴君。

曾静以“华夷之分”理论入手排满，并四处宣传，鼓励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满族统治，光复汉业，俨然一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启蒙思想家。雍正六年，曾静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两次要求进京觐见，却被皇帝拒绝，认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而岳飞是因女真犯宋而被冤杀的，所以岳家与满族有世仇。曾静便派学生张熙带着他的书信到西安去找岳钟琪，策动起兵反清。曾静的书信中对雍正帝极尽责骂之词;又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为作为岳飞后裔的岳钟琪，劝他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岳钟琪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出生于武将世家，祖父岳镇邦曾任左都督、绍兴总兵，岳钟琪本人也在康熙末年平定西藏之乱时立下战功而升为四川提督，随后又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率军随同年羹尧大将军入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由于战功卓著，加之年大将军因为飞扬跋扈被雍正整肃，结果岳钟琪接任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位置，一时间可谓是圣眷正浓，春风得意。

但是，川陕总督这个位置一向为满族权贵子弟所垄断，岳钟琪虽说是汉军八旗出身，但依旧被人嫉妒中伤，一些人躲在暗处给雍正偷打小报告，说岳钟琪存有反心。据雍正后来说的，足足有一箩筐之多。这些猜疑和诽谤，并非都是空穴来风。就在前一年（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有个叫卢汉民的人突然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岳公爷带川陕兵造反了，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弄得当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当然，这个卢汉民后来很快被抓住，经严格鉴定，此人是精神病患者，有关部门最后将之从速处死了事。“卢汉民事件”发生后，岳钟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辞职，但雍正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不但没有责怪岳钟琪，反让岳钟琪继续“鼓励精神，协赞朕躬，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圣上如此宽厚待己，岳钟琪自然是感激涕零，对清廷忠心不二，根本无意造反，反而一直想寻找机会报答皇上。这次张熙来劝岳钟琪谋反，给岳钟琪一个向皇帝效忠尽力的好机会，由于事情重大，岳钟琪派人将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报雍正，请求如何处理。密旨很快就到了，雍正在谕旨中不无恼怒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严加审讯。雍正还主动建议说，不要采用原先那种简单粗暴的刑讯逼供，而要想个引蛇出洞的法子进行诱供，定要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岳钟琪按照雍正的密旨，开始秘密审问张熙。张熙倒还有点骨气，打死我也不说。岳钟琪使了个诡计，假称前面是试探他，还和他歃血为盟，岳钟琪见张熙已经落入自己的圈套，便顺势说自己也早想造反，但苦于自己身边没有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谋士，一时也无从动手。张熙听后，就上当了，便说自己的老师曾静英明睿智，必定能担此重任。不仅如此，张熙还得意地告诉岳钟琪，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六省都已发动了群众，“一呼可定”，反清事业定然成功。此时，岳钟琪方知曾静是幕后指使人。岳钟琪获得真实情况，马上向雍正作了奏报。由于张熙已说出内部情节，曾静也无法隐瞒实情，交代了他们与浙江吕毅中、吕留良弟子严鸿逵等人的联系。之后，雍正立即派出刑部侍郎杭栾禄、副都统党罗海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联合拘讯曾静.

雍正得知曾静的荒唐之举是受吕留良的影响后，便对早已去世多年的吕留良恨之入骨。吕留良向以操守自重，不仕清，而是招徒讲学，很有名气。顺治时，他参加过考试，后来归隐山林。地方官几次以“山林隐逸”要他出来做官，他都辞谢。吕留良招徒讲学，号召人们要坚持汉民族立场，不要为夷狄政权服务。在他的语言和文字中，从未承认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权。康熙时期，有人推荐吕留良做“博学宏词”的考选，他也不参加。最后，他终于削发当了和尚，直到康熙二十二年病逝。尽管吕留良隐居山林之中，从事著书立论，但他的排清念明思想和骨气，以及学识渊博，存留在大江南北，影响了大批后人，雍正帝将曾静与死去的吕留良严格划分： “曾静只讥及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尤较曾静为倍甚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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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也有同性断袖的事例，尤其是在清朝，那么，为什么同性恋多出现在清朝呢？在中国，同性恋的历史也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华夏始祖黄帝。清代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中说：“杂说称娈童始黄帝。”中国古代对同性恋有许多称谓，例如“分桃”(也称为“余桃”，出自卫灵公和他的男宠弥子瑕)、“断袖”(出自汉哀帝和他的男宠董贤)、“安陵”(出自楚共王和男宠安陵君)、“龙阳”(出自魏王和男宠龙阳君)等。

汉代以前“狎昵娈童”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此风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并且多有歌咏之词。至唐朝与五代期间，男色之风渐衰，但至宋朝又兴盛起来，男子公然为娼，聚集于风月作坊，招揽生意。元代男色之风又衰，到明清时期又复盛，尤其是清代，此风更是甚嚣尘上。

那么，清代为何多同性恋呢？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蓄养相公成风。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称“男风”，小孩被称为“相公”或“象姑”。这种“私寓”制度，直到清末民初，才有伶人出面倡议而被废止。

清初诗词大家陈维崧与优伶徐紫云的同性恋不仅不是秘密，而且路人皆知。陈维崧的《贺新郎？云郎合卺为赋此词》是同性恋文学史上最具文彩的一首词：“六年孤馆相偎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飏。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只我罗衾寒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

故宫博物院里有一本《板桥自叙》，其中郑板桥就提到了自己有“断袖之癖”，说自己“酷嗜山水，又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指的就是同性恋。《墨林今话》的作者蒋宝龄也说他“不废声色，所得润笔钱随手辄尽”。郑板桥一生养过多个男宠，其做官的俸禄与卖画所得的钱，有许多是花在此事上了。郑板桥也曾不无伤感地坦陈“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而来耳”。

清代着名诗人袁枚年近七旬时还收了年青貌美的男秀才刘霞裳做学生，师徒偕游，双宿双飞，一派名士风流。《随园轶事》对袁枚的龙阳之好有载：“先生好男色，如桂官、华官、曹玉田辈，不一而足。而有名金凤者，其最爱也，先生出门必与凤俱。”

毕秋帆是清代着名才子，也是个同性恋者，他一直把妻妾冷落一旁，而在他左右朝夕侍奉的则是他落魄时所结交的伶官李桂官。清代赵翼的《檐曝杂记》云：“宝和班有李桂官，娇俏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得修撰，故李有‘状元夫人’之目，余识之，故不俗，不徒以色艺称之。”清代钱泳的《履园丛话》中也说，毕秋帆本好龙阳，他任陕西巡抚时，幕中宾客也大半是同性恋者。毕秋帆的同性恋在清代十分出名，以致清代描写男同性恋的着名小说《品花宝鉴》的主人公田春航以他为原型。

在太平天国当中，诸王颇好男风。尤其是东王杨秀清很喜欢这一口，他的宠嬖有侯裕宽、侯谦芳等。他曾经阉割幼童以供使役，选择其中姿容秀丽者傅粉裹足，着绣花衣，号为男妾。

清代着名小说《聊斋志异》第三卷《黄九郎》一节，有一段聊斋先生“笑判”同性恋的文字，甚为有趣：

男女居室，为夫妇之大伦;燥湿互通，乃阴阳之正窍。迎风待月，尚有荡检之讥;断袖分桃，难免掩鼻之丑。人必力士，鸟道乃敢生开;洞非桃源，渔篙宁许误入？今某从下流而忘返，舍正路而不由。云雨未兴，辄尔上下其手;阴阳反背，居然表里为奸。华池置无用之地，谬说老僧入定;蛮洞乃不毛之地，遂使眇帅称戈。系赤兔于辕门，如将射戟;探大弓于国库，直欲斩关。或是监内黄鳣，访知交于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钻报于来生。彼黑松林戎马顿来，固相安矣;设黄龙府潮水忽至，何以御之？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迎送之路。

大清朝雍正皇帝为何编出唯一皇帝自曝家丑的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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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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