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清政局

Posted 2023-01-05 中

篇首语：与其积攒满箱子的金银，不如积攒满肚子的学问。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国晚清政局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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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晚清政局

“晚清三大军政集团”，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以下以“湘”“淮”“袁”简称之）。三者是对当时朝政、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势力，其间交错勾连，发展嬗变，承续更替，可以“三环链”喻指。

揭秘晚清三大军政集团的“环链关系”

所谓“晚清三大军政集团”，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以下以“湘”“淮”“袁”简称之）。三者是对当时朝政、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势力，其间交错勾连，发展嬗变，承续更替，可以“三环链”喻指。本文就其“环链关系”略呈浅见。

就三者的形成而言，“湘”“淮”时间上比较靠近，且源流上关联直接而又密切。当年曾做过“湘”“淮”大员（如胡林翼、李鸿章）幕僚的安徽桐城人士徐宗亮，在其《归庐谭往录》中曾说：“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后来浙江慈溪人氏柴萼的《梵天庐丛录》中，也转录了有此话的笔记内容）。这种说法旨在揭示其间的连带关系，无疑也提示出其形成时间的先后。具体看，曾国藩自咸丰二年末开始借办团练练兵，咸丰四年（1854年）春湘军正式练成出征，至此可以说湘系集团雏形初备（当然，还说不上具有“完备”形态）。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在特定情况下形成比较快捷。因“东援”需要，本为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奉幕主之命组建淮军，同治元年（1862年）开赴上海，并且他很快有了疆吏（出任江苏巡抚）权柄，这样“军政结合”，淮系集团就有了比较完备的形态，完成了“淮由湘出”的衍生分化。从湘、淮集团各自初成的时间上看，前后有大约七年的时间差，而两者形成后共存“交叉”的时间则更长。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孕育产生则比较靠后，自甲午战后的“小站练兵”初萌，嗣后逐步成型，时间上与其笼统地说承湘、淮两者之后，不如说承淮衍生更为直接。袁世凯的叔、祖辈与李鸿章即多有联系，袁本人的为官初阶则可谓从淮系要员吴长庆门下踏出，而后更得助于李鸿章的护持、荐引。其集团势力的奠基，也离不开对淮系人员的直接延揽、收用。而及至其集团势力初成之际，湘系群体形态上已告漫漶，淮系则因其“开元”领袖李鸿章的在世而实体尚存，与袁氏集团有着交叉共存时段。及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去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要职由袁世凯继任（先署理，随后实授），则可视为完成其群体性直接替代的标志。由此可见，渊源上袁氏集团与“湘”“淮”有着相对的远近、疏亲。

三大军政集团就是这样递次生成，交错连接，相承相续，此为体现其“环链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更内在地体现于其有同有异、形态嬗变演化的关联上。

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就最基本的要端而言，一是在形成的背景性契机上，都是基于特定条件下清朝的军事需要应运而生，乘机发展。“湘”“淮”之生成尽管有一定的时间差，但显然都是利用了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因势而起。而袁世凯“小站练兵”，则是在甲午战后的背景下，适应清朝藉“变通军制”而“讲求自强”的需求而得。没有各自当时特定的背景条件，也就没有其军政集团形成的客观契机。再一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皆以“私属性”颇强的军队为支柱，进而实现密切的“军政结合”（有“私属性”军队又有督抚权柄，而此种人物实力上已非一般督抚可比），终得形成具有完备形态的集团性群体势力。所谓其军之“私属性”，当然是就特定意义而言，主要是指在其军队内部具有相当程度的私人隶属性，而并不是说它就完全不听命、不受节制于朝廷。湘、淮“勇营”不属于国家“经制军”，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从形式上似颇具“国家规范”，而实际上的私人控制却愈加强化，这在袁氏即使被罢在乡所谓“养疴”期间，仍能暗中控制其军队的事实就足以证明。军队“私属性”的要素，对于“湘”“淮”“袁”三大集团来说，可谓共同基点，也是扩大和维系其群体势力的重要保障。

三大军政集团的相对特异性，这里主要言其三端：

一在军队新旧反差。相比之下湘军最为传统旧式，而淮军大进一步，主要是武器装备上的日趋“洋化”。及至袁世凯北洋新军，进而从“军制”的整体层面追求效法“西式”（这在袁氏所辑《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的相关内容里即可见一斑），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色彩已较鲜明，淮军比之不及，湘军反差更大。

二在群体结构状况。湘军以“选士人领山农”（王定安《湘军记》中语）为组织要则，淮军将领出身于“士人”的则要少得多，兵员成分也明显庞杂，惟“战”是取的实用功利性强。到袁世凯的北洋新军，选员因明显借鉴“西法”，官兵素质条件上愈发有“趋新”气象。再如要员关系方面，总体上湘系是“多头并立”，不但军多分支，而且要员中得以出任督抚、独据一方者人数众多，且有“喷发”式阶段。而淮系，则不但军队由李鸿章总揽的情况相对明显，而且其要员出任督抚者也要少得多（这一则因其未占先机，再则也受出身条件限制），实力地位上鲜有能与李鸿章抗衡者，其群体关系格局可以说是“众星拱月”。而到袁世凯，对其集团内部的控制就愈趋严密，他“实行‘兵为将有’，使自己成为‘本军之君’”（前辈学者李新语），“寡头”色彩愈显浓重。

三在首领风貌特征。不妨就以三个集团各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为例来看。曾国藩最为传统，浸润儒风，追求圣道，统兵理政也不弃学问。李鸿章尽管也是进士、翰林出身，但就专意带兵、理政，少受道学束缚，甚至不忌“痞”气，如有以“打痞子腔”“参用痞子手段”来应对洋人之语（而曾国藩主张于此也得“老老实实，推诚相见”“言忠信”“行笃敬”）。即使日常气态、做派上，曾、李也大为不同。到袁世凯，于此更见其异。其人并非科举出身，比起曾、李他简直就是个“大老粗”，而这样一个人能够在军政界出道、腾达，与他非常的心计、权术、手段自然密不可分。

上述异同的造成，既基于客观时势条件，又取决主观人为因素。且异同之端并非能够绝对、截然地割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察识这种复杂情状，自有助于整合性地体察其历史效应的发挥。

先就晚清军制变革的节点和轨迹而言。湘、淮军（所谓“勇营”）得以崛起，与作为清朝“经制军”八旗、绿营的腐败无能分不开，之后“练军”的出现（由湘系大员刘长佑在直隶创始）和推广，自是以“勇营”改造绿营的一途，而以湘、淮“勇营”作为“防军”存续，则可以说是进而为其实际走向“经制”放开的表现。如果说这还未能完全突破“旧制”的藩篱，那么，到袁世凯“新军”的编练，就无疑是一种“转型”的发轫。而这自然也不是完全“赤地新立”，离不开对湘、淮军（尤其是淮军）趋新发展所积留的有形、无形资源的借助，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自有其一脉相承性。

再从近代军阀的孕育过程来看。关于近代军阀的界定以及对它何时与如何形成的看法，学界观点不尽一致，认定其到民国代清后的袁世凯集团那里才告正式形成，而袁氏清末编练和发展新军，则为“北洋军阀的孕育阶段”，应该说比较合理。前后联系看来，在整个“孕育”过程的“段位”上，“湘”居初基，“淮”近一程，到“袁”则最终完成。而这，与其“西化”趋向扭曲绞合。

当然还需归结到促使朝政权力格局变化方面申说。由湘军崛起导致形成“督抚专政”“内轻外重”（罗尔纲语）之局，是前辈学者由来已久的看法，虽说也有（特别是近些年来）或直接或间接的异议出现，但若非陷于绝对化而是从相对意义上（即与“湘”前比较）来考量，若非惑于制度性的某些表象（如臣奏与上谕之类）而是把握实质，若非捕捉个别时候的“反弹”现象以偏概全而是综观整体趋势，那么，说其时“内轻外重”则基本属实，并且是呈愈演愈烈之势。袁世凯最终能够左右清廷、挟清帝逊位（前不久问世的《袁世凯全集》中有录件，可证他竟能按己意改定清帝逊位诏书），固然是投机性地利用了革命形势，但同时也可谓“内轻外重”发展到极致的结果。而这一发展过程，自可溯源于“湘”“淮”的奠基。总之，从相关诸多要端来看，都能显现三大军政集团接续发力的“环链效应”。

历史人物咸丰临终安排的政局大漏洞

　　很多人认为当皇帝是天下第一美差使，但对于本站网上的咸丰皇帝来说，可谓是福没多享，难没少受，算得上是一个知名的苦命皇帝。也许是过多的磨难，才能这位少年天子过早的离开了人世，由此也引发了晚清政局的极大动荡。　　1861年7月16日，也就是咸丰十一年的六月初九，这一天是咸丰的31岁生日。在这个盛夏的三伏天里，在折腾了整整一天后，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病皇帝咸丰终于在晚上大戏开唱后支持不住了，本是戏迷的他，丢下大臣们，独自回宫了。　　过完31岁万寿节的咸丰，在生日后卧病不起。七月十六日的下午，咸丰突然昏厥，值日的大臣们都预感情况不妙，当晚谁也不敢散值回家，他们都在行宫外静静地等待，并暗自揣测着今后的政局变化。　　当晚的子初三刻(即晚上11点45分左右)，咸丰苏醒过来，他看起来还算神智清楚，但这只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而已。随后，咸丰用微弱的声音传谕，将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召入寝宫，他要在他最后的时间里履行最后一项职责，那就是为大清王朝解决皇位继承人和未来大政安排的问题。　　这个问题，咸丰想了很久，但他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去跟大臣们解释，他甚至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但大臣们请咸丰用朱笔亲写遗嘱遗命的时候，咸丰只能口述，命在场大臣们代笔书写。　　趁着清醒，咸丰用最简洁的语言口述了两道谕旨。第一道谕旨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皇长子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第二道谕旨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笔：皇长子载淳，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这句，其实是大臣代写时添加的，咸丰真正口述的是“皇长子载淳，著立为皇太子”和“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两道有实质性的谕旨。这两句话极为的简单明确，足见当时情况的紧迫仓猝。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卯时(即早5点至7点之间)，热河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中，咸丰驾崩，苦命天子终于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　　咸丰崩逝后，载垣等赞襄政务八大臣颁发咸丰遗诏，并为小皇帝载淳拟定了“祺祥”的新年号。“祺祥”二字，出自《宋史？乐志》：“不涸不童，诞降祺祥”，所谓“不涸”，即河流通畅；所谓“不童”，即草木繁盛。“不涸不童，诞降祺祥”，呈现的是“欣欣向荣、吉祥如意”的景象，这个年号应该说是不错的。　　至此，皇帝驾崩后的乱象重新归于平静，大清帝国似乎又重新走上了正轨：皇位已经平稳地交接到小皇帝载淳手中，符合正统，世人无议；大行皇帝咸丰临终授命的八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也走马上任，继续维持着朝政的正常运转。　　早在咸丰避走热河的时候，民间就传闻大清皇帝快不行了，随时可能病死，而咸丰在热河过完春节后久不回銮更是证明了这点。咸丰对此何尝不是心知肚明，但他认为自己还年轻，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走得那么的快。说真的，他心有不甘哪。　　和康乾盛世人口剧增相反的是，爱新觉罗皇族的子嗣却一直在走下坡路。清军入关后，顺治虽然只活了24岁，但却有8子6女；康熙是清朝皇帝里子嗣最多的，有35子20女；雍正有16子8女；嘉庆有5子9女；道光有9子(其中前三子夭亡)10女；而到了咸丰这，只有2子(次子夭折)1女(到了同治、光绪和宣统，这最后三个皇帝在已经成年的情况下，竟然都没有一个子女)。　　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这基本不用考虑，因为咸丰当时只有一子，也就是慈禧生下的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如此一来，自雍正朝设立的秘密建储已经没有实施的必要和可能性，咸丰不能像他的祖父嘉庆那样从容挑选皇储，也没有了父亲道光当年立储时的左右为难，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咸丰死时31岁却子嗣不旺，这或许预示了大清帝国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　　咸丰当时要考虑的主要问题的是，儿子载淳当时只有6岁，显然要到至少10年以后才能亲政。在这未来的10年中，如何才能保证大清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儿子手中，而不旁落他人呢？　　为此，咸丰在临终前的数十天里反复思索，左右掂量，他将朝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自己的脑海中过了一遍又一遍，辗转反侧，彻夜无眠，一时间难以拿定主意。　　咸丰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六弟奕。奕从小和咸丰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玩耍，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兄弟，但是，咸丰做了皇帝而奕最终只是封了亲王。咸丰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是有能力的，能力甚至远超过自己，如果让他以皇叔的名义来给小皇帝辅政，固然名正言顺，足以让大清帝国危木独撑，渡过难关，但是…… 　　这时，咸丰又想起了先朝的故事。清朝的第二代皇帝皇太极死后，顺治年幼继位，皇叔多尔衮成为摄政王后大权独揽，妄称“皇父”，要不是孝庄太后在背后暗中操控，委曲求全，这顺治的江山险些就成了多尔衮子孙的家产。三岁看老，咸丰心里清楚，自己的这个儿子自小就喜好玩乐，即使他不是刘阿斗，但也决没有成为康熙的可能。如果把辅政权交给奕，能放心吗？　　在咸丰病重之时，奕正在北京主持和局，当他听说咸丰的身体越来越坏并多次吐血之后，奕也是心急火燎，多次上奏请求前往热河向咸丰“问疾请安”。奕之所以急于前往热河，固然是出于兄弟间的手足之情，但也不乏对未来政局安排的关注。奕也知道，咸丰的日子可能真的不多了，他也希望能够赶在咸丰去世前面见兄长，将之前兄弟之间的疙瘩解开，免得留下终身遗憾。　　看了奕的奏折后，咸丰何尝不是百感交集。他想起了和奕一起渡过的年少时光，又想起了当年竞争皇储的尴尬和自己即位后兄弟间的猜疑和抵牾。想到这里，咸丰摇了摇头，将奕先否决了。他强挣着坐起身，亲笔给奕回信：自从去年秋天一别后，转瞬已是半年有余，我也时时刻刻都想与你“握手而谈，稍慰廑念”；但是，最近我的身体实在是不行，经常咳嗽不止，有时还出红痰(痰中含血)；我怕与你相见后，回思往事，徒增伤感，岂能无感于怀，对我的病实在无甚好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来热河禀报，你姑且在京中好好办事，等我病好回銮后再叙兄弟之情。　　从“徒增伤感”四个字中，似乎可以看出咸丰当时心境的凄凉。或许，要强的咸丰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亲弟弟、昔日的竞争者看到自己临终时的衰状。毕竟，在皇位竞争中，咸丰是胜利者，但老天爷又是那么公平，身为皇帝的他天年不永，将不久于人世，而“落榜的皇帝”奕却仍旧身体健康，可以安享岁月。　　兄弟的关心让咸丰感动，但未来权力的安排却必须让奕走开，因为此时咸丰已经选定了未来的辅政人选，那就是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人为首的八大臣班子，这一批人深受咸丰的宠信，但他们和奕却是政见不合，一旦让奕介入，不但不利于政局的稳定，反会起到拖累的作用。　　排除皇族宗亲、任用外姓作为辅政大臣，这在清朝本站网上是有先例的。在顺治死后，鉴于多尔衮擅权的教训，孝庄太后任命了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以免皇族宗亲窃取大权。但是，在康熙年幼之时，鳌拜也同样飞扬跋扈，专横擅权，要不是少年康熙英明神武、力擒鳌拜的话，清朝的江山恐怕也是岌岌可危。　　本站网的教训必须吸取。在排除了威胁最大的恭亲王奕后，咸丰将康熙年间的四大臣辅政的人数增加一倍，变成八大臣辅政，但这一安排是否能真的保证皇权的安全呢？对于这个问题，咸丰又做了一个巧妙的安排，那就是钤印制度。　　所谓“钤印制度”，那就是咸丰在临终之时，将自己平时最喜爱的两枚私印，一枚“御赏”，一枚“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皇权的象征(因载淳年幼，慈禧也就顺理成章的代理了钤印之责)。钤印制度规定，在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时，凡是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谕旨，在起首之处必须钤盖“御赏”，即所谓的“印起”；谕旨的结尾之处，必须钤盖“同道堂”印，即所谓的“印讫”，这样的谕旨才有效；没有钤加了这两枚印章的谕旨，一律无效。　　咸丰的八大臣辅政和钤印制度安排，使得朝政的运作形成了两宫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辅政的平行体制。在咸丰的设想中，www.cha138.com八大臣辅政可以发挥这八位顾命大臣的政治经验与集体智慧，又可以让他们相互监督和牵制；在此之上，两宫太后代政制度可以让皇后和载淳(实际上是慈禧)利用钤印制度对八大臣进行防范，而两宫太后又不必参与日常的政务处理和军国大事决策。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咸丰帝临终时精心设计的权力分配方案，其实是想通过多方牵制达到权力的制衡，以确保皇权不会旁落。不过，这个安排看似巧妙均衡，毫无纰漏，但他忽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矛盾，那就是平行体制中的合作问题，这权力的执行者(八大臣)和皇权的象征(两宫太后)能否在未来的朝政中通力合作呢？　　所谓的辅政“八大臣”，指的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还有额驸(即驸马)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瀛这八个主要大臣。就当时情形而言，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四人为皇室远支宗亲；载垣、端华是两朝老臣，两人既是道光临终时的顾命大臣，又有辅弼咸丰之功；景寿为道光帝的六额驸；穆荫、匡源、杜翰、焦瀛四人本为军机大臣，这个安排倒也还算正常。　　在八大臣中，载垣的地位最高，其祖上是康熙的十三阿哥胤祥。胤祥在雍正朝最得信任，因而被命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载垣便是胤祥的五世孙。道光五年(1825年)载垣世袭怡亲王后，受到道光的重视并在其去世的时候被任命为顾命大臣；在咸丰朝的时候，载垣同样是位高权重，并继续得到咸丰的重用。不过，咸丰在热河龙驭过天的时候，载垣已经年老，八大臣虽然以他为尊，但具体的筹划反以当时年富力强的肃顺为核心。　　说到肃顺，本站网上关于他的传闻不可谓不多，不过大都是污蔑中伤之辞。有野史说，肃顺本是宗室出身，但他这辈已经家世中落。年轻时的肃顺到长得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但成天无所事事，经常在街上遛狗斗鸡，一副无赖相。有一天，肃顺的宗室郎中墨裕在街上遇到肃顺，见他盘辫反披羊皮褂(没钱买好衣服，只好反穿羊皮褂暖和点)，牵着狗在街头闲逛。因为宗室关系，墨裕有时候还会接济接济他，看了肃顺这个样子就问：“你这个样子，自视为何等人啊？” 肃顺大咧咧的说：“亡赖耳。”墨裕很生气，问：“做亡赖光荣吗？”肃顺答到：“因亡所赖，斯亡赖耳。”(既然无所依赖，就只好做无赖了！)墨裕听了，后来想办法以闲散宗室的名义，给肃顺弄了小官做做，谁知肃顺在官场里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拾，远胜于墨裕。　　事实上，肃顺是满洲镶蓝旗人(和慈禧同属一旗)，他出生于1816年，乃郑亲王乌尔棍恭阿的第六子，家族一直是宗室贵族，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郑亲王端华便是其兄长。肃顺这个人能力强，个性也张扬，他历任过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深为咸丰所信用。在朝廷中，肃顺与其兄郑亲王端华相互倚重，煊赫一时。　　有意思的是，肃顺的得势正好与恭亲王奕的失势是相对应的，奕失意之日，也是肃顺得势之时。应该说，奕和肃顺都是那种有能力的人，但两人的矛盾也是很深的。比如在对外事务中，肃顺是强硬派，奕是主和派，两人的政见正好相左。1857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时，肃顺和奕在咸丰面前相争，奕主和，肃顺主战，两人哄于御前而不能决。1859年，肃顺在与俄使北京谈判中，将未经批准互换的《瑷珲条约》文本掷于桌上，斥之为“一纸空文，毫无意义”。　　不过话说回来，肃顺也的确是块做官的料，他虽然年轻时读书不多，但他的记忆力很强，只要和人见过一面，终身都记得别人的形体相貌；办理一件事情后，过上几年都还记得里面的内容词句。有人曾这么总结他的能力，说他“才浅而远见、学疏而有识”，博闻强记，行事果断；可惜的是，太喜欢拥权专权了。值得称道的是，在国内战乱频频的时候，肃顺力主平等看待满汉并重用汉人，当时*太平军的清军主将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肃顺就在在朝廷中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　　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在北京的时候，便受到咸丰的倚重，在随同北走热河后，这些人更是深得咸丰的专宠信赖。特别是肃顺，咸丰命他以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的名义佩管内务府印信钥匙，并署领侍卫内大臣，负责热河行在的一切事宜。换句话说，肃顺不但参与了当时所有的军国大事，就连皇家事务也归他管，俨然就是热河行宫的全权大总管。　　咸丰最终选中肃顺等人为年幼的皇帝辅政，原因无外乎有三：一是肃顺等人和咸丰的政见相似，他们在对内和对外问题上基本保持一致，比如对内主张使用汉臣并重用湘军等，在对外问题上，他们则思想保守，偏于强硬，不善于外交；二是咸丰认为肃顺等人办事果断，不讲情面，以他们的能力和智慧，可以保证大清朝政的正常运转并*太平军起义等；三是肃顺等人虽然位高权重，但从血统上来说，他们或是远支宗亲，或者和皇室根本没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人即使掌握大权，他们也不可能对小皇帝构成重大威胁。　　以上也就是咸丰最终放弃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而选用载垣、肃顺等人辅政的原因了。咸丰或许认为，如果将奕拉进辅政班子的话，不但会危及皇权，而且会因为两派政见相左而内耗不休，结果反使得朝纲紊乱，大清王朝更加岌岌可危。　　咸丰到热河后，由于身体虚弱，对肃顺最为重视。由于频繁召见，咸丰甚至允许肃顺平时身穿便服，并可随意出入行宫(因为他是大总管嘛)。到后来，肃顺竟然发展到连嫔妃也不回避的地步，这把宫内的一些人给惹怒了。　　作为内宫之主的皇后钮祜禄氏，对肃顺随意出入行宫的举动极为不满，因为这不但有违后宫严禁外臣擅入的祖制，也有违男女之别的传统道德与礼制。但是，钮祜禄氏为人平和善良，她倒也没有将不满过分的表达，但另一个人就不一样了，她就是慈禧。　　慈禧和肃顺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北京的时候，肃顺就对咸丰让慈禧批答奏章、干涉朝政表示过不满，想必慈禧也有所耳闻。在咸丰一行人逃亡热河的途中，由于沿途准备不足，慈禧当时乘坐的是一辆状况非常差的车，她受不了路上的颠簸，只好三次向肃顺屈尊“泣求”换辆好点的车。但逃亡途中，山高路远，肃顺一时也找不到好车，被逼得急了，就不耐烦的呵斥慈禧说“皇帝都要吃苦，你又有什么资格要这要那？”这种话很伤人，慈禧由此怀恨在心，而肃顺却并不以为意。　　到了热河后，生活条件远不能和北京的皇宫相比，作为行宫大总管的肃顺，对后宫的生活照顾不周，“供应极薄”，包括慈安和慈禧在内的后妃们对肃顺都颇为怨恨。更气人的是，慈禧有一次向咸丰提议将“看席”撤去(皇帝用餐，只看不吃的一桌宴席谓之为“看席”)，以缩减开支，但这个合理化建议遭到肃顺的反对，理由是非常时期更要保持皇帝的尊严并显示政治的稳定，撤去“看席”容易引起外人的猜疑惶骇，引起局势的动荡。联想起宫内的待遇和之前的恩怨，慈禧岂能不怒火中烧？　　七月十七日，也就是咸丰崩逝的当天，管理后宫事务的敬事房传旨，将“皇后”(钮祜禄氏)改写成“皇太后”，“皇太子”(载淳)写成“皇上”，并传知皇太后(即钮祜禄氏)、琳皇太妃、肃中堂(肃顺)、皇上至灵前奠酒。　　这个旨写得有点意思。按常理，大行皇帝驾崩后，皇太子立为新皇上，皇后成为皇太后，这都好理解，关键是载淳并非皇后所出，他的生母也就是慈禧(当时是懿贵妃)的名号该怎么变的问题。　　在明代以前，老皇帝死后，新继位的皇帝按例尊封皇后为皇太后；但要是新继位的皇帝并非皇后嫡生而是其他嫔妃庶出的话，那么新皇帝的生母只能晋封为太妃而不能并尊为太后。不过，庶出的明神宗朱翊钧继位后，首辅张居正为了讨得新皇帝及其生母的欢心，尊原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尊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由此开了两宫并尊之先例。　　清朝的制度加强了两宫并尊的制度，原因是清朝皇帝大都不是皇后嫡出。由此，按照清制规定，嗣皇帝继位后，其生身母亲无论是否还健在，都是要尊封为皇太后。比如清康熙帝继位后，尊原皇后为“仁宪皇太后”，而自己的生母则尊为“慈和皇太后”；雍正帝继位后也同样尊自己的生母德妃乌雅氏为皇太后。　　因此，在尊奉皇后钮钴禄氏为皇太后的同时，本应该同样尊奉载淳的生母懿贵妃(即慈禧)为皇太后，这才符合祖制。但作为当时热河总负责人的肃顺等人却没有这样做，他们直到第二天才宣布尊奉懿贵妃为皇太后，这到底是工作的疏漏呢，还是有意对懿贵妃稍加贬抑，以示身份差别，这就不好说了。　　由此，咸丰设计的这个权力平衡的八大臣辅政体制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危机，这也为随后的“辛酉政变”埋下了伏笔。

中国晚清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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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晚清三大军政集团的“环链关系”

历史人物 咸丰临终安排的政局大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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