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的老师翁同特别爱生气 提醒自己要“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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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的老师翁同特别爱生气 提醒自己要“静坐”
晚晴名臣翁同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一度游走于最高决策圈，康有为被重任，便是他推荐的结果，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翁同被人们误认为是“维新派”，而他后来被罢黜，亦被误读成“后党”迫害的结果。
但事实上，翁同的政治面相颇为复杂，他能总揽大权，并非因政绩过人，而是靠其帝王师的身份，光绪皇帝的信任是他唯一的资源，因此翁同有极强的争宠意识，在具体问题上，经常窥伺上意，见风使舵，立场极为飘忽。
在戊戌变法前，翁同的地位已经不稳，因他在甲午战争中是坚决的“主战派”，结果清军惨败，“洋务运动”多年成果虚掷，清帝国陷入空前的危机中。翁同主战，并不建立在对事实了解的基础上，而是他看出光绪想借此战扩张自己的权力，故主动奉迎君意。此外，翁同别有私心，刻意借此营造自己忠君、坚韧、不妥协的历史形象。
甲午败后，翁同千方百计逃避责任，将失败的原因推到李鸿章的头上，认为李接战不力，甚至提议将其斩首，此外还称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挪用了海军军费，其实北洋水师多年未添寸舰，完全是翁同等人裁撤相关经费的结果，却把污水泼到慈禧的头上，因此为“后党”深恨。
但罢免翁同，最终还是光绪的决定，一是此时光绪与康有为接触甚密，翁同为了争宠，向光绪进谗言，作为康有为的推荐者，此举实不高明，给光绪留下出尔反尔的印象;二是翁同以帝师自居，对光绪言语失礼，据时人记载称，一次与光绪争执，翁同竟持砚投光绪，虽未击中，但墨汁溅在光绪衣服上，此说虽属孤证，但翁的跋扈应属公开的秘密。
那么，翁同为何脾气这么大？以往多从其性格方面加以解读，但从其日记看，可能也有疾病原因。
翁同一生多病，18岁便患严重足疾，“肝疾”更是折磨了他大半生，甚至彻夜刺痛，寝食难安，虽经多方治疗，却未有明显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父亲翁心存也患“肝疾”，表现为耳鸣头眩，而翁同晚年也曾严重耳鸣。可见，翁家父子都有严重的高血压病，且翁同出生时，翁心存已40多岁，且翁同幼年时母乳不足，代以米汤，原本就有高血压家族病史，再加上先天不足，翁同的健康状况可想而知。
官场压力比较大，翁同又有高血压，加上医治无方，常服用人参等补药，且翁同应酬多，曾因吃得过饱与过量饮酒而加重病情，这些因素叠加起来，所以翁同特别爱生气，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和侍妾、仆人发火的记载。
翁同对自己的问题看得也很清楚，所以经常去寺庙散心，总提醒自己要“静坐”，可到了关键时，还是克制不住情绪，最终不得不出局。
光绪皇帝问老师翁同龢“吃得起鸡蛋吗”？
清朝掌管“宫禁”事务的机关，叫做“总管内务府衙门”，又称“后门衙门”，与其他衙门不同的是，它不管国家大事，只管皇上的私事，内务府是个油水特别多的部门，因为紫禁城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由内务府掌管，其最高官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直属于皇帝，而出任此职务者多为皇帝亲自简任之亲信，亦或为八旗贵族与宗室。能进内务府的人，大多出自正黄、镶黄、正红三个满军旗系皇室。因此，除了个别大臣，内务府差不多被三旗世家所包办了，因此有了“视中饱舞弊，如奉明言”的现象。
参照光绪朝的《大清会典》可知，内务府主要的机构有：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庆丰司、慎刑司、营造司等处，此外还有不少附属机构，如三织造处、内三旗参领处等。整个机构的规模相当庞大，几乎就像是推动整个清朝国家事务六部机关的缩影。曹宗儒在其《总管内务府考略》中，对内务府的职掌有一番评判：“……总管内务府衙门拟内阁，内务府大臣拟阁揆，广储司拟户部，都虞司拟兵部，掌仪司拟礼部，庆丰司则因清代起于游牧，故甚重之;而会计司拟税关与丁粮之税收，营造司拟工部，慎刑司拟刑部，至于吏部铨选之事，则归之于坐办堂郎中”。
内务府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比如内务府七司之一的广储司，是掌管内务府府藏和出纳的总机构。广储司下设六库，储藏着金、银、珠、玉、珊瑚、玛瑙和宝石等物品的为银库，是六库之首？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始，内务府向皇帝奏报各种事务的题本也存放在了银库里。银库设在明嘉靖年间建造的紫禁城太和殿西侧的弘义阁内，设员外郎、司库、司匠、库使等共25人。按照规定，银库开库收发都有明确的时间和人员限制，若遇有急需要开库，需逐级上报。在得到内务府堂郎中的准许时，方可开库。开库之时，一定要有库官二、三人在场。
闭库时，库官二人要共同签画锁封后，再将锁封粘在锁上。每晚有库官一人值班，但值班的人却不能掌管钥匙，而是由乾清宫侍卫将六库的钥匙集中起来保管，待第二天再分发给六库，这就是清朝皇宫着名的门钥制度。对于银两及珠宝等物品的出纳，每月要按照旧管、新收、开除、实存这四项送司核对，然后送交内务府堂奏销。年底要造黄册题销并造蓝册呈堂查核，每五年皇帝亲派大臣进行盘库一次。尽管各项规章制度如此的严格，依然抵制不了内务府的贪污现象。皇帝再圣明，家务事也不可能件件亲历亲为，得需要手下人去办理，内务府的人手中掌握着此等权利，天天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在自己手里流来流去，总会有眼红的时候，只不过内务府赚油水也赚得太多了些。
有资料记载：清朝内廷每年要用掉近四五百万两白银。清末李元伯《南亭笔记》里记录了一则“鸡蛋问题”，说的是光绪小皇帝喜好吃鸡蛋，一天要吃四个。四个鸡蛋在光绪时期也就十二三个铜钱而已。而御膳房狮子大开口，开价整整三十四两银子。光绪有次与他的老师翁同龢闲谈，说道：“鸡蛋真好吃，可这东西这么贵，翁师傅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深知其中猫腻，知道是内务府的人虚报冒领，但又不便直说，只好推脱道：“回皇上，臣家中或遇祭祀大典，偶一用之。否则不敢也。”这样一来，光绪皇帝吃鸡蛋就可以吃掉一万二千四百一十两白银。管中窥豹，由此可知，内务府通过虚报帐目，低价买进，高价卖给皇帝，冒领银两大肆贪污的现象有多严重和普遍。政治清朝内廷一年用掉四五百万两白银，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人笔记中经常有内务府贪污之弊的记载。何刚德《春明梦录》中说，道光皇帝很节俭，平常穿的湖绸裤子的膝盖处破了个洞，仍不舍得扔掉，便让内务府去缝补一下。谁知后来花了三千两银子，比买一条新裤子贵多了。道光责问为何这般贵。内务府回答说，皇上的裤子是有花的湖绸，剪了几百匹绸才找到对应相配的图案。
邓友梅先生的小说《那五》里两句话谑称：“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簇新的大宅里，树是刚植的，墙头没有蒿草，书画是今人手笔，便可断定其业主是新暴发的内务府官员。
清朝内务府的中饱、舞弊的事，当然不止这一两件，完全可写成厚厚的一本书。皇室的用度，因为内务府太监从中牟利，大得实在是没了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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